莫友芝贵州镯山人清道光举人工书法精版本目录之学著有郘亭知见傅本书目等。本书为作者于同治乙丑迄已巳数年中访书所见的筆记凡宋元共旧本一百三十種由次子绳孫整理为三卷並家藏明清善本一百四種及金石跋尾为附录二卷于同治癸酉在江宁会刻的。广陵书社藏莫氏家刻版片本书有两种其一为影山草堂六种本其一卽为现在據以刷印的单行本查两种版本款式丙容均相同惟中缝下端刻工所记字数码略有出入攻其新旧程度当为单行本刊行在先而影山草堂六種本为後出或为单行本之復刻本也。本书为竖排文字。

《永乐大典》，明大学士解缙奉敕主修，于永乐元年至二年完，初名《文献大成》。因明成祖感其不备，遂增派姚广孝等人主事重修。于永乐六年（1408）冬成书，赐名《永乐大典》。收存历代重要典籍多逹七八千种，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以单字为目，以洪武正韵系字。每字下先注音、文，次录各韵书、字书所注反切、释义，再列该字楷、篆、隶、草各体，最后分类汇辑各书中与该书有关的天文、地理、人文、名物以及诗词典故、杂艺等各项记载。嘉靖、隆庆间，又依永乐时所缮正本另摹副本一份。正本据说于明末毁于火，或说作为嘉靖帝陪葬物深藏地宫，其存毁至今仍是一大谜。副本至清咸丰时逐渐散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副本大部遭焚毁，末毁的几全被劫走。我社现从民国间张国淦所刊《永乐十典》中精选一册，出版《永乐大典》仿真影印本。此册为卷七千八百十九至七千八百九十两卷，书前有清干隆间纂修宫签出条，可知此册原从宫中流出。书中有图。书后有重录总校官、分校官、书写者、圈点者姓名。朱栏黑字，凡单字注释、引文的书名、作者都用红字写出。抄写的字，纤细精美，可用为书法艺术来欣赏。该书为典型的包背装，充分显示明代早期图书装帧风格，淡桔黄封皮，显示明代皇家风范。肯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历史资料价值和版本收藏价值。

古代文献的散佚是历代学者从事研究时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于是有人通过现存书籍中引用的产，将散佚的文献重新搜辑、整理，以恢复文献原貌，这一工作即《辑佚》。一般认为，辑佚濫觞於宋。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校雠廣義》中认为應始於南宋王應麟。有清一代，受修《四库全书》的影响，辑佚工作得以大规模展开，出现了大批辑佚书，其中就包括马国翰的《玉函山房佚书》。全书分经、史、子三編，七百多卷，辑佚书五百八十多种。该书印行时，又加上了马国翰所著的读书札记《目耕帖》三十一卷，形成了我们目前所见的《玉函山房辑佚书》。马氏所辑，建立在丰富藏书的基础上。每种之前，他亲为作序，介绍该散佚情形舆辑佚来源。该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方便，因而受到了较高评价。清末李慈铭在其日记裹谈及此书为“古经解钩沉”及张介侯《二酉堂丛书》等为蓝本，而博稽廣搜，较之王氏《汉魏遗书》，详略远判”。然而如此洋洋巨制，有失審慎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但就整理而言。《玉函山房辑佚书》仍不失为一部资料翔实的巨著。

莱布尼茨是17-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在其学术生涯中对中国的关注与热情始终是他学术思想的重要方面。以与入华传教士的通信、辗转惧的资料和自己的研究为基础，莱布尼茨旨在引导欧洲学者走近中国，推动中西在宗教、科学上的交流与互补。本书也是继拉丁-法文原版后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古老的中国：中国古代文明（至唐朝）》毛里齐奥·斯卡尔帕里的文字介绍和书中的400多幅图片叙述了古代中国令人惊异的文明和文化历史，从代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夏、商、周三个先秦朝代到始于短暂的秦朝、繁荣昌盛于汉朝和唐朝的帝国时期。《古老的中国：中国古代文明（至唐朝）》用一个重要章节分析了古代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从宗教信仰到政治，从伦理到家庭，从娱乐到战争。书中特别对艺术和各种人工制品进行了重点叙述，包括玉器、金属器具（尤其是青铜器，也包括常常与青铜器联系在一起的金器和银器）、陶器、漆器、绘画，以及珍贵的石头、木头和玻璃制成的物件。古老的中国蕴育了一个伟大的文明，该文明的影响遍布东南亚，其辉煌与复杂被千年传统所记录。20世纪发现的巨大宝藏专众多考古学家惊讶不已，证实了历史记载中的一些事件和信息，鼓励研究者进行进一步将会富有成果的探索。毛里齐奥·斯卡尔帕里（Manrizio scarpari）的文字介绍和书中的400多幅图片叙述了古代中国令人惊异的文明和文化历史，从代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8500年公元前1700年）至青铜时代的夏（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商（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21年）三个先秦朝代到始于短暂的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繁荣昌盛于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和唐朝（618年～907年）的帝国时期。《古老的中国：中国古代文明（至唐朝）》用一个重要章节分析了古代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从宗教信仰到政治，从伦理到家庭，从娱乐到战争。书中特别对艺术和各种人工制品进行了重点叙述，包括玉器、金属器具（尤其是青铜器，也包括常常与青铜器联系在一起的金器和银器）、陶器、漆器、绘画，以及珍贵的石头、木头和玻璃制成的物件。读者将游览一些最重要的考古遗址，包括古代贵族宏伟的坟墓，其中发现了大量多种多样的人工制品（精致的漆器、珠宝、盔甲、写在竹简和丝绸上的文书、青铜礼器、乐器、由玉石和金线制成的精美葬服等），还包括壮观的秦始皇陵和其中的兵马俑以及宏大的佛教石窟，这些石窟是一种宗教艺术形式，展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宗教热情。

199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成立。敦煌学研究在我院开展有年，可追溯到其前身--中科院学部时期，原学部历史二所副所长向达教授曾是我国敦煌学开拓者之一。如今全院从事与敦煌学相关研究的学者已有二十多位，涵涉历史、文学、语言、宗教、民族、经济等学科。然而多年以来，散在各所的敦煌学者大都"各自为战"，彼此缺乏交流与合作。成立"研究中心"，将会有利于改变以往状况，发挥我院的多学科优点，开展综合性课题研究，以适应21世纪敦煌学发展的要求。 《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是"中心"实施的第一个综合性研究课题。课题组于1998年9月21日正式成立，参与合作研究的十多位学者分别来自社科院历史所、宗教所、文学所、语言所以及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医史研究室、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其中既有年逾古稀的敦煌学专家，又有许多中青年学者，老、中、青"三结合"，年龄结构不错。大家原本是相熟的同行，如今为同一课题聚在一起，切磋学问，相与析疑，体验着学术合作群体间特有的愉悦。 在课题启动、拟订纲目、梳理撰述思路诸阶段，分别召开课题组会议，十多位学者齐聚一堂，针对面临的问题，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共商因应之策，曾就以下主要问题取得共识。

这《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是应用世族不客社会史学的方法写成的，重在通过基诺族长房这一主线来发展示基诺族文化在20世纪40、50年代至80年代这段时期的变迁。《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是关注了这个大的背景下基诺族父系大家庭特殊的居住形式——长房最后的分化过程。这《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从资料收庥到今天成书，历经二十余年，是我本人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所写过的几《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中耗费精力最大、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书本。《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中所呈现给读者的每一条资料、每一点实在的信息，都是通过在基诺山与当地的老百姓共同努力所记录下来的，都凝聚着我本人以及基诺族当地协助过我工作的干部群众的共同心血，尤其令作者感交集的是80年代协助过我的田野工作的很多当地老人都已过世，随着文化的变迁很多文化现象今天已经很难再现。由于书中的每一条材料都是来源于田野，也使得《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具有宝贵的田野资料价值。

中国宫廷是一座文化宝库，这座宝库，建筑巍峨，文物灿烂，琳琅满目。中国宫廷每一座沉默的宫殿，每一处斑驳的史迹，每一件闪着幽光的珍宝，都记载着厚重的历史。中国宫廷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文明演进的产物，它是中国宫廷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样法，是把中华各民族融为一体、超越时空的民族精神之结晶，它的具体形式就是中国历代宫廷流传下来的精关绝伦之宫殿建筑、宫廷史迹和宫内文物。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随之成立了闻名于世的故宫三大馆：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古物馆收藏着清代遗留下的古物珍宝约百万件，图书馆接收了宫廷古籍图书约五十万册。文献馆收存着宫廷文献档案约一千万件。这些珍贵的古物、图书、文献，都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民族智慧的结晶，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珍稀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些百余万件的宫廷古物、图书和上千万件的宫廷档案，连同占地广泛的世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和这片宫殿之中曾经发生的宫廷历史、宫殿原状等等，都是宫廷文化宝库之中的厚重珍藏。“宫廷生活”丛书向世人展示的是宫廷文化宝库中的一个层面，或者说是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中国皇宫，再现沉默的宫廷生活，复原当年的鲜活历史和尘封往事，从历史的迷雾之中，走进皇宫，走近皇帝和他的后妃们，走入富丽堂皇的皇宫生活。透过巍峨宏伟的宫殿建筑和引人入胜的宫廷往事，让我们缅怀遥远的过去，追想古代的辉煌，触摸历史，感知历史，怀想当年发生在宫廷之中的每一个瞬间。

江山美人之外 至尊皇帝的最爱千奇百怪， 正说历代帝王沉醉其中的宫禁游乐， 追逐皇后宝座之外 后宫佳丽的生活漫长寂寞，再现无数嫔妃派遣深宫寂寥的奢靡生活。 透过巍峨宏伟的宫殿建筑和引人入胜的宫廷往事， 让我们缅怀遥过的过去，追想古代的辉煌 触摸历史 感知历史， 怀想当年发生在宫廷之中的每一个瞬间。

世间公认，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缔造的最光辉绚丽的文明之一。我们有责任将这一伟大文明的优秀传统普及于国人，进一步介绍于世界。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重要方法，是编著图文并茂的中华文明史。我国古代的学者，早就提出过“左图右史”的理想，希望用直观的图象来补充文字描述的不足。只是由于当时材料、技术条件的限制，这种愿望无法充分实现。近代各类文物发现众多，尤其是考古学在中国发展之后，编写文字与图象并重的历史书籍的条件便齐备了。早期有些学者的想法，是给历史研究配置一套参照的图象。这个思想的滥觞，或许可以追溯到明代《三才图会》之类的书籍。日本学者编印的《东洋文化史大系》等等，思路是相近的。在国内，专以文物为主，开此类图谱先河的，是郑振铎先生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曾经广泛流行。不过郑先生的书纯系图集，尚未能收图文互补的效果。同为郑先生所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图文兼备，更为读者欢迎，但只限于文学史方面。近年，很多人想到要编著大规模的“插图本中国通史”，并且做了若干尝试。广东旅游出版社推出的这部《话说中华文明》，应当说是成功的。这部书重点在于论述中华文明，贯穿以整个历史的纵线，其文字、图片的版面彼此相当，内容同样丰富，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