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吕氏春秋》，它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思想武器。可你知道吗，诸如领导、组织、沟通、协调、激励等影响管理进程的因素，在《吕氏春秋》中被解读为“道、天、地、将、法”，而一些现代人所熟悉的管理模式，则是通过王侯官吏的治理思想和方法，得到了体现。可以说，他们的管理智慧是相通的，其区别仅仅是由谁在阐释，以哪一种心境去阐释。《吕氏春秋》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的“吕氏解读”，如果现代管理者用这种心境去读。相信绝不会入宝山而空回吧。本书就有《吕氏春秋》锦囊计解的管理读法。[前言]管理智慧的“吕氏解读”2004年6月，杰克·韦尔奇来到北京，与中国的管理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的对话。在这样的理念沟通中，中国的管理者学到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事实上，韦尔奇来到北京，可以说是中国管理界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向大师致敬”运动的一个高潮。曾几何时，彼得·杜拉克、迈克尔·波特、汤姆·彼得斯、加里·哈默尔，在这些闪光的名字所构筑的智慧世界里，中国管理者进行了一次次的精神洗礼。但是在人们宁可付出高达3万元的钻石VIP套餐价格，与韦尔奇等操着英语的大师们对话的同时，有谁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与古怪呢？美国心理学家在给某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们讲课时，向学生介绍一位从外校请来的德语教师，说这位德语教师是从德国来的著名化学家。试验中，这位心理学家先拿一个装有蒸馏水的瓶子给大家看了一遍，告诉大家这是水。然后，他把瓶子交给那位外来的“化学家”。那位化学家煞有其事转过身，背对大家晃了晃那个瓶子，说其中是他新发现的一种化学物质，有些气味，请在座的学生闻到气味时就举手。多数学生都举起了手。瓶子还是那个瓶子，水还是那杯水，可是大多数学生都举起了手说闻到了气味。这也许就是中国管理界的现状。他们为什么不去再观察一下那个已熟悉的瓶子呢？或者说，现代的中国管理者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为什么不从我们的道家、儒家、墨家、兵家、法家的文化中，汲取传统的管理思想呢？也许是中国古代的大师和流派太多，而且相互矛盾着，因此人们难以发现某些一以贯之的管理思想。那么有一本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吕氏春秋》。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墨、道、法等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儒家说仁义、讲礼治；道家讲清静、说无为；墨家说兼爱、谈非攻；法家则以法、术和势作为治国大道。它们或攻讦对方的漏洞，或辩解自己学说的缺陷。唯有杂家，并没有“自成一家之言”，而是融合各家之长，或多或少地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没有太在意不同流派学说之间的违背和矛盾，而充分地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管理思想。《吕氏春秋》正是这样一本集当时诸家思想大成的杂家著作。也正因如此，从《史记》始，它便与《周易》、《春秋》、《国语》同列，被认为是“圣贤发愤”之道；到东汉时，高诱还称之为“大出诸子之右”。经过几千年的变迁，人变了，社会变了，与以往相比，管理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有了很大的不同，管理的学说和方式也改变了。但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管理的内在本质和精髓的变化，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管理者今天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很多难题，都可以在中国的传统智慧中找到一定的答案——那是一种管理者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吕氏春秋》中，诸如领导、组织、沟通、协调、激励等影响管理进程的因素，被解读为“道、天、地、将、法”，而一些现代人所熟悉的管理模式，则通过王侯官吏的治理思想和方法，得到了体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吕氏春秋》对于管理决策、管理者修养、用人艺术等都有着重大启示。可以说，管理智慧是相通的，不分东西南北，而区别的仅仅是由谁在阐释，以哪一种心境去阐释。《吕氏春秋》可以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的“吕氏解读”，也是与春秋诸子进行的一次关于管理智慧的对话，如果现代管理者用这种心境去读。相信绝不会入宝山而空回。

禅让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主要方式。它行于传说中的尧舜禹氏族部落联盟时代与秦汉以后皇权专制制度下的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禅让不仅仅是王朝更替的手段与方式，它更应该被认同为一种政治，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礼仪化政治。从对“禅”与“让”的训诂学释义，从对表达王朝更替概念的“禅”字于先秦秦汉经史诸子中使用的文字学追踪，从对禅让与其他诸如世袭、篡逆、让国等或对立或比邻概念的界定，以及从对禅让概念内涵的解析，可以看出，作为皇权专制制度下王朝更替主要形式的禅让是中国历史上有它独特内容与形式的别具一格的显性的政治现象。禅让政治在西汉末的实战，是西汉中后期社会“天下不私一姓”政治观念广泛流行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从作为西汉社会正统思想的董氏春秋公羊学说中的灾异说与五德终始说里找到它的思想根源。禅让政治是儒家仁政精神与礼让原则的体现。禅让政治更是儒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政治理想在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变相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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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提要辨证》全书四百九十篇，其中经部六十一篇，史部一百八篇，子部二百十七篇，集部一百三篇，可以说他关注的重点，是在子、史二部，与清人的偏重经学小学有所不同。从所涉时代来看，包括了从上古到清代的各个时期，但以宋人著作为最多，达230种，接近全书的一半。凡此均可看出作者在博通中有所专擅的方面。《四库提要辨证》所涉博大精深，对近五百种书中的各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作出了精当科学的解析。所涉如一书作者之归属、成书之始末、内容之分合、流传之完残、传本之真伪等，都有很具体的指正和发明。应该说，《四库提要》中带有明确的倾向性的偏失是很明显的，如以汉学正统之立场贬抑宋学，对西学一知半解地轻率讥评等，批评较为容易，余先生对此虽所见十分明切，但因议论可因所见不同而发挥，毋庸逐一讨论或批评，故一般较少计较。<

近代东北与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其不仅成为各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热点地区，而且与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相呼应，成为各种文化交汇冲突的典型地区。其由此所展开的历史画卷也就更加斑斓驳杂。许多历史事件不仅带有地方特色，更带有全局性质。本书既以近代东北历史上所发生的对于全局带有重要影响意义的历史事件为主线，以专题形式展开讨论。本书共分八章，即以八个专题展开本书论述。内容涉及灾荒问题即东北鼠疫的流行与防控，奉天咨议局与东北立宪运动，奉天商会，东北城市的发展变迁，近代民俗文化变迁，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及金融控制，东北报纸广告及殖民化等东北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许多问题过去未曾讨论过或属于讨论不太充分的内容，对此作者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和梳理。<

《隶篇》十五卷、续十五卷、再续增本十五卷，清人翟云升编撰，这是一部隶字形义字典。字形选自汉魏吉金、石户。前十四卷依《类篇》体例按部类排列，所收各字均注明出处，并解释字义，说明正、借、别体及其源流。第十五卷偏旁以及变隶通例，本书是汉字发展、隶法源流研究者和刻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今据作者刻本及杭州许链刻本拼合缩写为十六开下下两栏，原书常有字体横跨两页者。为了使字体完整，便于阅览，作了必要的拼版，因而出现了一些空白，请读时注意。<

本书所载各文，皆因研究明人著作之编纂情状、刊行原委、文字异同，并其作者之生平志业等事而为者。所及著作，实以文集居多，即数篇考究史著及丛书者，初亦莫不因探论其作者或编纂者之文集而起。余之能对明人集部稍有知识，实荷先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牟复礼先生之赐。余在普大研究院攻读明史及中国近世思想文化史，既获学位，蒙先生错爱，为设法得以留校工作，继续阅读校中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之明人文集，而各为之撰写提要，盖以余之学力浅薄，仍需沉潜积厚，而馆藏明人文集之用处亦宜广为人知之故也。本书作者朱鸿林教授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期间，遍读校内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珍藏之日本内阁文库本明人文集，考订其编纂情状、刊行原委、文字异同，作者生平志业等事，实沉潜积厚、探幽掘微之作。此书于研究明代社会及文化情状，当有大助力焉。

《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繁体竖排版）（套装上下册）》为《春秋繁露汇校集释》，命名取其简明，故称《春秋繁露校释》。中华长编原以武英殿聚珍本为底本，校勘了几种版本。《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繁体竖排版）（套装上下册）》经汇校后，正文用校正本，分段标点，使读者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读本，其中校改之处及文字异同，悉于汇校及案语中注明。《春秋繁露》流传日久，其中错简颇多。惠栋、钱塘、卢文招等均有订正，凌曙、苏舆颇采其说。今以凌本、苏本为据，凡属错简，有所移正，均在校释中一一注明。汇校中所据各本与集释中援引诸家笺释，在校释中一律用简称。凡所采各种版本及各家姓名、着作，并见后表。

东汉班固（32：92），字孟坚，他学习《史记》的体制，著成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是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史记》之后，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班固继承父业，完成《汉书》一百卷。历班彪、班固、班昭、马续而成书，洋洋洒洒，文采风流，记事准确，不偏不向，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历来为史家所推崇。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接续性就体现在有一部贯穿的二十四史，而列朝正史都仿《汉书》体例，可见《汉书》之重。数不淸的典故出于其中，学术文章层出不穷……不读《汉书》，不知《汉书》的魅力。《汉书》，共一百二十卷。相对于《后汉书》，又称《前汉书》。主要记述了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也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汉书》这部史学巨著，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志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书八十万字。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只是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共分纪、表、志、传四类。《汉书》十志的规模比《史记》的八书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艺文》四志，是《史记》没有的。《汉书》吸取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有《史记》、《后传》作基础，所以它的叙述“文瞻而事详”，周密而有条理。但班固依附于外戚窦宪，热衷于功名利禄，所以在《汉书》里，他歌颂权势集团，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记》某些方面的成就。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及八志，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止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其中，本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来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司马彪，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司马彪的八志中，《百官志》和《舆服志》是新创，但没有《食货志》却是一大缺欠。范晔在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有许多后汉书流传。其中，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范晔的《后汉书》，就是在这些后汉书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后汉书》的特点，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