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传统学术观点，晚清商来立法之前中国没有商法。根据清代工商业碑刻资料的记载，清代商业社会各行各业都制定有一些规则和制度，与欧洲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内容非常相似。这些规则与制定法中有关商事方面的规范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商事法的体系。清朝中国传统商事法的产生有其历史基础和制定法背景，是中国商业发展对规范与秩序的需求。清朝商业社会的主要商事制度包括商号和商事登记、商业账簿等商事基本制度，商事组织及收徒制度，公所和会馆等公产的经营和管理制度，一般商事行为的规定及商事中间人：：牙行制度等。其制裁规则对清代商事习惯法的有效运行具有保障作用，并体现出对制定法的依赖；“神明崇拜”对控制商人以维护商业社会内部秩序有一定作用。清代中国商事习惯法具有一定的自治法属性及对制定法的依赖，以及多元化的法律渊源和多元化的审判机关等特点。安康地区河运习惯法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是中国习惯法之河运法的典型事例，更是清代中国商事习惯法产生和发展的缩影。

本书由24篇论文组成，集中研究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汉初法律，如贼律、盗律、户律、捕律、行书律、津关令、奏谳书等，基本涵盖了这批法律简牍的主要内容，并特别讨论了这批汉律的制作时代等问题。书中各篇论文多为历史考证性质，考订细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较多创新，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折狱龟鉴补》是清人胡文炳编辑的一部历代案例汇编，是继宋代郑克《折狱龟鉴》之后，一部较为全面的案例汇编本，它广为搜辑，从古代典籍中勾稽出颇有研究价值的判例，是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实际的重要参考资料。然而这部案例汇编目前仅存光绪四年刻本，至今未经整理，难得于读者一见。市教委社科项目《〈折狱龟鉴〉补译注》正是系统全面地对这一古代案例汇编加以标点和语译。除注释、翻译原文之外，该课题还对原书所引资料作了重要的校正，纠正了原书的许多错讹和脱漏。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善的读本。同时，该课题还对原书每则案例内容作了简要的评述，指出古代司法中的某些显著特点，为今天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以及法律文化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战国秦代法制管窥》收录了著名法律史专家刘海年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介绍了中国战国秦汉时期的法制情况，内容包括战国齐国法律史料的重要发现、云梦秦简的发现与秦律研究、云梦秦简中有关农业经济的法规、秦律刑罚考析、秦律刑罚的适用原则、秦的诉讼制度、秦始皇的法律思想等，借助翔实的史料，从一个严谨而丰富的视角打开了战国秦汉法制研究的大门。《战国秦代法制管窥》丰富了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有制度，有思想，有深度，值得从质朴的文字中探进头去细细品读。

本刊作为众多的以书代刊的学术刊物之一，尽管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尚不能像有正式期刊号的刊物那样被检索、著录，但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她在学术界同仁中却受到相当的欢迎和好评，其中一些内容还被颇具权威性的文摘刊物所摘转，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这些，都是我们办刊者所深感欣慰的。一个成功的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主要取决于其内容的学术品位，同时还要看她办得是否具有自己的特色。而其名声应该是在办刊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那种人为划定，或者通过商业手段炒作出来的东西，可能会红极一时，但终究却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我们办《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年刊，既不为名，更不图利，而只是希望为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以本刊为凝聚点，于不知不觉之中，形成一个由一批胸怀坦荡、不务声名、矢志于学的真正学者所组成的学术群体，或曰一个学术派别，通过其不断学术活动，从而使周秦汉唐的故都所在地古城西安不仅在为中国西部一个名实相符的学术研究中心，而且成为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圣地。

《中国游仙文化》综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彼此消长，特别是作为本土化宗教的道教之于古代中国人的深刻影响，对传统游仙文化从观念形成到表现形态，做了深入细致的论述。对社会各阶层在接受他道思想和游仙活动中所体现出的生活理想和生命诉求，以及这种理想诉求背后所蕴蓄的精神价值，也给予了准确生动的畅明。最后，在与西方宗教的横向比较中，进一步凸现了这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向上对中国人人生趣味和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全书融事理剖析和义理发明于一体，简切而不失丰蔚，在增进人们对光怪陆离的宗教事相的了解的同时，也使之获得有关中国文化整体特征和价值取向方面更全面准确的知识。

2005年，是《汉学研究》的转捩点。从这一集起，《汉学研究》的版式变了，封面设计和装帧以及用纸都有改观，人们可以从视觉上感到它的庄重和高雅。当然，《汉学研究》的变化不仅外在形式，更在于它的内容和品格。精心策划和编辑是《汉学研究》变化的关键。《汉学研究》其面要更广，其文要更精，内涵要更深，除了汉学史料的积累，尤其在汉学研究的理论层面进一步加强。从古至今，承载汉学历史的各种语言的著作和文章浩如烟海。有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甚为深入精到，他们的理论见解实是难得的“他山之石”。但是，对于那些误读和曲解中国文化的“理论”也不能轻信。《汉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选择”，我们要努力把精华与糟粕区分开来，使真正的学术之火照亮我们的视野。这一集是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和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合办之最后一集。非常感谢澳门理工学院以李向玉院长为首的理事会和中西文化研究所对《汉学研究》的真诚支持，这种宝贵的支持使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成为汉学强襁褓和在其发展史上无意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澳门与国外治学家及国内治学研究者联系了起来。这个联系具有国际意义和重大的学术价值。很明显，国际化的澳门将是汉学和汉学研究逐步走物质财富前发展的重要桥梁和驿站。另外，从这一集起，中华书局治学编辑室在《治学研究》的编辑和出版方面将肩负更多的责任，通过主编和责编缜密审慎的编辑工作，《汉学研究》将会显示出一种更为青春的面貌。

了解宋代思想必读书之一。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全书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借由通过宋代的历史脉络和具体情境，重建理学从开始到完成的实际过程。作者从历史观点强调理学（或道学）的起源和发展首先必须置于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的大纲维中，然后才能得比较全面的认识。全书对未明理学的文献（二程、张载、朱熹等）作了政治的解读，开显出迥异于传統学界建构的未明政治文化。奠基于深厚的学养与历史意识，作者广泛掌握史料，細密交织解读文献史料，更深入分析古代士人內心隐微的层次，让全书不只有大论断，也有细部的辨证，势必撞击学界既往的陈说，为宋明理学研究开新面。

《古代社会文化探究》是作者在学习研究哲学、历史、思想史过程中撰写的若干论文。其中大部分是已发表过的。大致内容可归为如下几类：一、关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五篇）；二、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及其特点（三篇）；三、古代的宗教、哲学思想（六篇）；四、古史、古书的考辨（四篇）；附录两篇。其中多有作者的创新见解，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集。

《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孙武著。据《史记》本传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日：‘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见，孙武求见吴王时，兵法十三篇已基本成型。吴王慧眼识人，用孙武为将军，五战五胜，攻人楚之郢都，北威齐、晋，名显诸侯。吴国辉煌的战绩以及在诸侯中地位的提高，得力于孙武的谋划和指挥，司马迁中恳地说：“孙子与有力焉。”所以，孙子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他既是军事理论家，又是军事实践家。据以上事迹推算，孙武当是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同时代的人，正值春秋末期战争频仍、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孙子兵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孙武著。据《史记》本传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日：‘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见，孙武求见吴王时，兵法十三篇已基本成型。吴王慧眼识人，用孙武为将军，五战五胜，攻人楚之郢都，北威齐、晋，名显诸侯。吴国辉煌的战绩以及在诸侯中地位的提高，得力于孙武的谋划和指挥，司马迁中恳地说：“孙子与有力焉。”所以，孙子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他既是军事理论家，又是军事实践家。据以上事迹推算，孙武当是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同时代的人，正值春秋末期战争频仍、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孙子兵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孙子》成书后，即广为流传。太史公首先为孙武立传，虽然所述孙武事迹不甚详实，但关于孙武所参与策划的大的战事的记载却非常具体，特别是对于孙武取信于吴王的过程的描写更是生动有趣，令人信服。战国时期论及孙武事迹的不乏其人，后世引述战国时人言及孙武事迹的更是俯拾即是。一千多年来，虽然对《孙子》的评价毁誉不一，却不曾有人怀疑孙武其人的存在以及他对《孙子兵法》所享有的著作权。然而唐宋以降，不断有人对孙武其人其书产生了怀疑，直至近人黄云眉、钱穆等大家，都认为孙武其人其书皆出于后人伪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简文记载有吴王向孙武问兵及齐威王向孙膑问兵的内容，这与《史记》关于孙武与孙膑事迹的记述正相吻合，确证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各有兵法传世。两则简文顿释千年聚讼，亦不失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孙子》不足六千言，然而博大精深，令人体味无穷。现就《孙子》中的几个重点略作提示，作为初读者的导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