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邱山，晋王珣故居。殉嘗為吴國内史，故與其弟珉皆卜居吴下。舊傳宅在城内日華里，今景德寺即是。虎邱乃其外第爾。殉與珉分東西二宅，本在山前，後捨為寺，號東西寺。今寺乃在山巔，下瞰劍池。父老以為會昌末，寺各刻本无未字，黄鈔本无寺字，今依徐鈔本研廢，其地歸於民，今為田者，猶能指其故處。大中初，各刻本无初字，今依黄鈔本补。寺復，乃遷於上，則非復殉、珉各刻本脱珉字，今依黄鈔本补。之舊矣。寺之西亦有小院，謂之西庵，蓋但存其名。余大父故廬與景德寺為鄰，自虜人寇，景德寺皆焚，而虎邱偶獨存。其勝概猶為吴下第一也。徐復，所謂沖晦處士者，建州人。初亦舉進士。京房易，世久無通其術者，復嘗遇隱士得之，而雜以六壬遁甲。自筮終身無禄，遂罷舉。范文正公知蘇州，嘗疑夷狄當有變，使復占之。復為言西方用師，起某年月，盛某年月，天下當騷然。故文正益論邊事，及元吴叛，無一不驗者。仁宗聞而召見，問以兵事，曰：「今歲直小過，剛失位而不中，惟强君德乃可濟爾上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而歸。杭州萬松嶺，其故廬也。時林和靖尚無恙，杭州稱二處士。而和靖卒，乃得謐。與復同時者又有郭京，亦通術數，好言兵而任俠不倫，故不顯。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為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辙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學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為藥物以殺之，豈有意於為過，而幸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為神俘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號强項，亦作《駡尸蟲文》。唐末，獨各刻本唐上衍且字，孽塹今依徐黄兩鈔本删并正。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二二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為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眾，日：「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為是吉暑，孰謂子厚而不若此士也？P344-345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日：「公箧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上榮老顧無所有，惟玉塵尾，即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献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日：「有黄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黄鷓深樹嗚。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一即取視之，儻恍之際日：「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予觀江神些兀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邪？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邪？]予往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真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應聞解唾根，少叢羅漢亂山門。不知何處進齋去，未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叙曰：「兒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隣家要飯，人其門，壁间有畫僧，形狀了然夢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為閣藏之。予方少年時，羅漢且畏予嘲；及其老也，如梵吉者亦見侮，可怪也。東坡悴錢塘日，夢神宗召人禁，宫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靴一雙，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中一聯云[一]：「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及[二]，雲蒸雷起。」既畢，進御，上極嘆其敏，使宫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曰：[百疊漪漪水皺二八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摇聲]。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桩。」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詔太真妃子。妃子時卯醉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且是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作《尼童》詩曰：「應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污天質一。」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書，曰：「應天下尼當用細白練為衣。作《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上事見《鬼谷子》，曰：[照夜青，螢也。百花釀，蜜也。崖蜜，櫻桃也]。作《贈舉子》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祖宴東府，王公畢集，詔跋陀羅至。跋陀羅皤然清瘦，世祖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跋陀趨外陛，世祖曰：[摩訶衍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即應聲日：[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無所欠，所欠者唯一死耳。]李太白詩曰：[日作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P29-30

宋人笔记是宋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庞大，《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是一部系统整理过的收罗齐全的宋人笔记总汇。每部笔记均由整理者撰写一篇有学术价值的点校说明，内容包括作者小传、成书经过、内容评价、版本情况及源流、所用底本及校勘概况等。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新式标点，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全新精包装，更是馈赠收藏的佳品，弥足珍贵。全书约分十编，本书为第二编三。综观《全宋笔记》第二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 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

宋人笔记是宋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庞大，《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是一部系统整理过的收罗齐全的宋人笔记总汇。每部笔记均由整理者撰写一篇有学术价值的点校说明，内容包括作者小传、成书经过、内容评价、版本情况及源流、所用底本及校勘概况等。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新式标点，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全新精包装，更是馈赠收藏的佳品，弥足珍贵。全书约分十编，本书为第二编七。综观《全宋笔记》第二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 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

本书是对中国宋代文化的研究。文章包括：《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序》、《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的版本和整理》等。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哭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至公元1644年春由于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人北京，其统治全国的政权宣告灭亡，而后福王在南京即位，建立起控制南部中国的第一个南明政权。公元1645年福王政权被清朝消灭，福王做了清朝的俘虏。后来又有鲁监国、唐王、桂王等南明政权的存在，直到公元1662年桂王做了清朝的俘虏，由朱氏子孙为首的控制中国南方部分地区的南明政权才最后结束。但是，此后尚有郑氏政权，沿用桂王的年号永历，作为南明政权的最后一支势力存在于台湾。公元1683年，郑氏政权降清，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至此才算最后终结。上述复杂的历史状况，使得明朝存在的时间下限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或取公元1644年之说，或取公元1645年之说，或取公元1662年之说，或取公元1683年之说，各说皆有一定道理。而统观其时中国大势，在公元1644年以前控制中国大部分地区，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有力量的势力为明朝，而至公元1644年春天之后，这一角色则被清朝所代替。因此从宏观的角度讲，公元1644年春应视为中国明朝时期与清朝时期的分界线，在此之前应称为明朝时期，在此之后应称为清朝时期。有鉴于此，本书在写作过程中，遵循着以公元1644年为明朝存在的时间下限的分期主张，基本上将所论述的内容限制在公元1368年至1644年的范围之内，只有个别情况，稍有突破。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第九个五年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绵延流传，从未中断。夏商周三代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但是，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一大缺憾。 1996年5月，国务委员李铁映、宋健代表国务院宣布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启动。这是我国第一个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就重大学术课题进行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工程的目标是确立夏商周三代纪年，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工程共设有9个课题，44个专题，内容涉及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学，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领域，参与的专家学者共200余人。 "。经过数载努力，2000年9月，工程完成了三代年代学的阶段性研究，项目通过验收；同年11月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这一科研成果的公布，结束了中国古史自公元前841年以前夏商周三代没有年代学标尺的局面。 '

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活动于我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民族，继匈奴、鲜卑之后，主要就是敕勒和柔然。这两个古代民族，不仅对我国北方和中亚发生过较大的影响，而且也是历史上形成的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历史也是我国历史的一个部分。因此，研究他们的历史，就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辟的任务。可是，关于这两个古代民族，除了我国历史文献有一些简约的记载外，其它各种资料（包括文物考古、外国资料）也是寥寥无几。这给研究他们历史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截至目前，国内对他们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甚至远远落后于对匈奴、鲜卑、突厥等古代民族的研究。这种情况不应长期继续下去。敕勒和柔然主要活动在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处于十六国、南北朝分裂割据的时期。在南方，先后有东晋、宋、齐、梁、陈等政权；在北方，先后有十六国、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其中北方各政权，大都是由鲜卑、匈奴、羯胡、氐、羌等兄弟民族建立的。我们所要讨论的敕勒和柔然，在这一时期内，也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三八八年，早已入居黄河流域的敕勒（丁零）翟辽，曾在今河南滑县建立“魏”政权，史称“翟魏”，存在约四年，于三九二年为后燕所灭。四八七年，在漠北受柔然统治的敕勒（高车）副伏罗部阿伏至罗等，脱离柔然，西迁至今新疆北部阿尔泰山一带，建立了一个“高车国。（或称“阿至罗国”、“阿伏至罗国”），一共存在了五十四年，后被柔然所灭。柔然自四〇二年摆脱北魏的统治后，在漠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其最盛时，北达贝加尔湖，西至新疆北部，东到朝鲜之西，南隔戈壁与当时北魏相接。柔然政权存在时间最长，约一个半世纪之久。最后，为其奴役的突厥部所灭，敕勒与柔然所建政权的性质，完全同这一时期国内其它割据政权的性质一样，都是我国历史上暂时处于分裂时期的产物。自秦以来，我国就逐渐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短时期出现分裂，形成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或割据政权，是常有的现象。敕勒所建的“翟魏”、“高车国”及柔然在漠北所建的政权，都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暂时分裂时形成的割据政权。它们不仅在政治上与内地政权有一定的臣属关系，而且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情况的产生，是自秦、汉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最后，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又必然导致隋、唐时期大一统的出现。因此，研究敕勒、柔然与内地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就是本书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古代民族的族源、迁徙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是研究民族历史十分重要的问题。敕勒和柔然都是我国历史上古老的民族。在历史文献中，可以把他们的族源和早期话动，追溯到公元前五－前四世纪。以后的七、八百年时间，我们都可以从文献上找到他们活动的踪迹。到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他们更是活跃在黄河以北，包括蒙古草原的广大地区，与汉、鲜卑、匈奴以及西域各族人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有数十万在漠北的敕勒和柔然人，因各族统治者之间的相互战争或其它原因，迁徙到了漠南或内地。在北方各政权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下，他们曾不断地掀起了反抗压迫的斗争，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与内地的汉族或汉化了的鲜卑族错居杂处，最后，均融合到汉族之中。敕勒和柔然及其所建的政权，还对我国西北及中亚等地发生过较大的影响。漠北的敕勒曾在五世纪八十年代迁徙到今新疆北部，建立了政权，一度控制了高昌、焉耆、鄯善等地，引起当地人民的迁徙。这可算是属突厥语族的民族（敕勒）进入我国西北地区较早的一次。而大批入居漠南和内地的敕勒人，不仅积极参与了当时北方历次政治斗争，而且同其它民族一起，建设了漠南地区，使我国漠南之地畜牧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至于柔然，由于他建立的政权时间长，实力雄厚，因而对我国北方以及中亚的影响更为巨大。柔然政权继承了漠北地区自匈奴、鲜卑以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传统，并吸取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把我国漠北地区历史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柔然的一些政治制度，为以后崛起于我国西北及中亚的突噘所继承。蒙古草原佛教文化的传播，可以说首先是从柔然时代开始的。柔然对原居住于我国西北及中亚的嚈哒（滑国）、乌孙、大月氏等的进攻和压迫，迫使他们南移或西迁，影响所及，直达中亚，波及东欧。此外，作者根据现有的资料，对敕勒、柔然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还对东亚、中亚，甚至欧洲的历史均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外学者均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甚至形成为国际学界研究的热点或专门学科，如所谓的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西夏学等。中国传统史学对周边的民族，特别是北方民族的记述和研究历来十分重视，有浩如烟海的文献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而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即是反映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国内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成果之一。 这套丛书所辑的论著，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教授及其弟子周伟洲教授的有关著作。马长寿教授（190－197年），字松龄，山西昔阳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早年他多次深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引进西方近现代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表了一批重要的民族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他先后在复旦大学、西北大学执教，并开始转向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北方的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氏、羌、突厥等族的历史和文化，作了新的开创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能融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精华为一体，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重视民族调查和考古文物资料，史实与理论相结合等。因而，他的这些学术特点逐渐发展成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学派，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丛书》中收辑有马长寿教授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撰写的五部著作，即《北狄与匈奴》、《氏与羌》、《乌桓与鲜卑》、《碑铭所见前奏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其中《氏与羌》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两书，是在一九七一年马长寿教授逝世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著名民族史学家林或先生评价《北狄与匈奴》一书时说：此书“是解放后第一本具体而微的匈奴史专著，因而此书的出版，为我国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列主义从事匈奴史的研究及撰写匈奴史专著，提供了一个先例”（林斡《匈奴通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东北的学者曾提出“鲜卑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就是以《乌桓与鲜卑》一书为标志的（于志联等《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2年1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字数虽少，但广为中外学者所推崇，认为是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碑铭），结合文献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典范之作。其余如《氏与羌》、《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两书，也在学界中有较大的影响，凡是研究这些民族的论著都要参考这些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