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秦王朝凭借着所向无敌的虎狼之师，纵横中原，以至于中原大地上“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最终，在秦挟雷霆万钧之势灭六国，一统山河。始皇帝从此“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西方，罗马军团以强师颈旅驰骋亚平宁、饮马地中海。一代大帝恺撒曾宣告：“veni，vidi，vici”（拉丁文）——“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罗马人先后战胜了马其顿人、高卢人、萨莫奈特人等强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最终缔造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铁血帝国，被世人称为“世界的征服者”！驻足于秦“后马俑”军阵，徜徉在古罗马竞技场，灵魂震撼之余，你是否会在冥冥中萌生一种遐思，是否会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要拨开千年的历史迷雾，把这两个伟大的王朝置于同一个历史横断面上，来一次帝国间的历史大碰撞，来一次文明的历险之旅、发现之旅、震撼之旅呢？秦与罗马这两大军事帝国是怎样崛起的？大秦王朝与罗马帝国强大的秘密是什么？同年发生的“长平之战”与“米拉海战”是历史的巧合吗？两军对垒中的罗马剑盾、标枪与秦代弩、戟、车、骑孰优孰劣？运筹帷幄的东西方名将们在谋略上是否也有着高下之分？极盛一时的大秦帝国何以仅存在了十余年即告土崩瓦解？罗马的死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因何被奉为西方的“战略之父”？驰骋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军团为何最终经不起匈奴人的冲击？东、西罗马帝国的覆灭是否都与中国有关……古战场上，有两军对峙，大战前夕片刻的宁静。金盔亮甲，秦帝国久经沙场的精锐大军。长予巨盾，罗马帝国所向无敌的铁血军团。一支支利箭从空中飞掠而过，战鼓和号角几乎在同时响起。震天撼地的金鼓声中，两军如同两股铁流混战一起。大地也在为之颤抖！战斗进行得如火如茶，呐喊和刀剑撞击的声音交织成一片，发聋振聩！悠悠千年之后，惨烈的激战变成了遥远的历史。黄沙，白骨，壮士遗下的利剑残甲，无言地诉说着那一段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金戈铁马离人远去，如血的残阳里，那些不灭的精魂……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隐恶扬善，褒贬于辞，后世史官无不以此为典范，它以鲁国的历史为线索，叙述了整个周王朝的兴衰变化。《刘绪义读春秋》一书，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引起国破东迁说起，通过对礼崩乐坏、王室失势后列国争霸的叙述，勾勒出整个春秋的历史脉络。本书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世”的“礼”为评判尺度，言简而要、事详而博，对春秋时代的政治、战争做出独到的点评。做者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将经书中那个富有人文思想的时代语言将经书中那个富有人文思想的时代呈现给广大读者，带人们走进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继《魏晋南北朝史》之后又一部经典力作。全书分上下两册，共百余万字。对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流、民族交融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盛况作了详尽的阐述，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尤以较多篇幅叙述了隋唐时代空前繁荣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为同类著作所不及。充分反映了国内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作者简介： 王仲荦（1913-1986）中国历史学家。浙江余姚人。1937年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曾任上海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史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长期从事文史教学和研究，专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晚年致力于敦煌学和古代物价史的研究，写成《敦煌石室地志行记综录》。著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崑酬唱集注》、《敦煌石室地志考释》等。另出版有《（山昔）华山馆丛稿》、《（山昔）华山馆丛续编》。

一部描写祖先生活情状的长篇小说，故事起于家族部落之战，结束于少康中兴大国。启帝一统四海之悲壮，太康失国之荒唐，羿王篡位这惨烈，少康复国之艰辛，步步相连，环环相扣，创造出一幅远古时期华夏大地恢弦绚丽的景象。书中写了一连串人物：壑智贤良的少康、英雄汝艾、傲气的羿王，心术颇深的寒浊，更有典雅的纯狐、绝美的罗嫔、放荡的女歧……这些被遗忘了太久的人物依次出现在书中，上演着一幕幕让人心动的故事。祖先的智慧之大，想象之神奇，谋略之深沉，让四千年后的我们不得不为之感怀兴叹。

本书作者是在文化界享有盛誉的知名历史小说作家，擅长文字表达，行文常常简洁而到位。近年来在明史领域颇下工夫，对明朝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有自己的理解和角度独特的剖析。本部书稿是作者自2006年以来所写的十八篇明朝历史随笔的集结，表达了作者的历史观，即一个朝代，凡君子在政坛上占据主导地位，则政治清明，国泰民安；若小人当政，则国衰民弱，生灵涂炭。作者认为明朝后期政治之所以衰败乃至亡国，就是因为朝廷中君子见离，小人多如过江之鲫之故。

我国西周王朝以前的历史被称为“上古史”，古代学者通常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即“三皇”时期、“五帝”时期、“三王”时期。按照一般意义上的说法，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被称为“三皇”，黄帝、颛项、帝喾、唐尧、虞舜被称为“五帝”，而“三王”则指夏禹、商汤、周武王及他们分别开创的夏王朝、商王朝和周土朝（西周）。本书依据这一历史发展脉络，以宋代史学家刘恕编著的《资治通鉴外纪》（上古史部分）所记事例为主，兼采清代学者胡克家《资治通鉴外纪注补》，及《史记》、《尚书》中的有关文字辑成五编（“三皇”一编，“五帝”一编，“三王”各一编 ）一百四十一篇故事，上起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开天辟地”，下至周平王东迁洛邑（西周王朝的结束，东周列国的开始），较为完整地记叙了我国上古历史的发展状况及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书中的各篇故事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又被置于一定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相应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保证上古历史故事的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同时，又提供给读者更为全面、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的历史信息。至于一些不便在故事中体现出来的历史信息，则在每一编故事之前的“导读”中给予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北周六典（上下）》记述了南北朝时期北周的官制，资料宏富。举凡北周一代的典章故实几网罗贻尽，既是北周职官志，又起到《北周会要》的作用。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我们已经大略看过了儒学于汉、唐两代在政治运作中的实用意义，看来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审案的时候被援引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国家大政上发挥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嗯，儒学并不像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什么讲做人、讲伦理的哎——不是的，儒学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像很多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主要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的。钱穆曾经很清晰地梳理过这个脉络：“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后来直到宋朝，《论语》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则抬高《论语》超过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后，《春秋》又超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几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其实，要说这“最近几十年”，《春秋》也发出过不小的声音——晚清时代公羊学独胜，维新派拿它讲变法，革命家拿它讲“华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向给人以埋头训诂之印象的杨树达前辈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义述》的自序当中倡明“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这几条“春秋大义”在当时是实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们现在为坐标，这“最近几十年”的特色则更是明显——要知道，“《春秋》学”比“《论语》学”可复杂和深奥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断层边缘上的人们借助于《论语》来给断层搭桥显然要比借助于《春秋》容易得多。不过悲观地说，现在再怎么熟读《论语》和《春秋》，乃至其他种种儒家经典，都不会恢复当年的风光了——看看人家汉朝，儒者之学居然切切实实地施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影响着内政与外交，掌握着生杀大权，真是威风八面啊。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隋书（套装共2册）（史部13）》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