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六册主要讲述了晚明由“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万历，为争国本、查妖书、打闷棍，他与大臣展开拉锯战，三十年不上朝。东林党却因此发展壮大，为把持朝政，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熹宗二帝即位，成功掌握政权。魏忠贤以平民出身，利用熹宗昏庸，又傍上皇帝乳母客氏，与东林党展开对决。在外，援朝抗日战争后，明防御线转至辽东。没落贵族之后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坚守孤城，最终击败努尔哈赤。

先秦年代，除春秋外，晚殷、西周、战国都有不少问题，为学者所困。《先秦年代探略》从历法、文献及出土文物方面综合归纳，重新排定。其中，晚殷年份是从文王元年的确定入手，用周祭祀谱排列，属试探性质。西周年代是通过对纪年铜器的断代排出来的，并对不能纳入历谱者做出规律性的解释，可以自圆其说。战国纪年则证据确切，足供使用。

本书收录了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染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袁世凯《戊戌日记》及陈庆年《戊戌已亥闻录》四种，从不同角度全程记录了戊戌变法始末。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因甲午战败，清政府派遣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在马关议和时的五次往复辩难。《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记述了甲午战败后条约的辩难。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谐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西安。本书口述者吴永，时为怀为知县，因迎驾服侍有功，被慈禧任命为前路粮台会办，随扈西行，得以见闻朝延内外许多事件，深知“西狩”内情。本书分五部分，首卷记述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陷北京、两宫西逃，以及怀来迎驾，随扈太原，以及由西安回京等经过，其间对一些政变要闻、宫延内幕、权臣间钩心斗争记录甚详。甓园居士刘治襄根据吴永口述记录整理成书，后曾被译成英、德、日诸园文字，“中外推崇，视为信史。”

《文景之治》主要内容“文景之治”的成就，体现了开明执政的理念，为后世行政提供了典范。以“资治”为宗旨的中国传统政治史观，将“文景之治”看作典型的“盛世”。人们在文景时代发现政治榜样，汲取政治营养，寻求政治启示。“文景之治”已经成为一个代表政治成功的特殊的文化符号。

刘邦在“南宫论功”中所推崇的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拥有巨大的影响。他们不仅以汉家开国功臣而广为人知，而且还作为传统社会中官吏的楷模与神灵而受到崇拜。张良被推崇为神仙，名列“仙班”；萧何与韩信同样也在许多地方被立祠祭祀。三位均超越朝代更替而安享人间香火。在《清会典·工部》中就规定：各地的县衙中要建立“衙神庙”，以勉励县级官吏以前代典范为榜样，努力从政。在河南的内乡、新密古县城的“衙神庙”供奉的就是萧何、曹参二位。因此，“衙神庙”又称“萧曹庙”。游历过平遥古城的人们，应该对其中的“衙神庙”有深刻的印象。平遥“衙神庙”的称号是“酂侯庙”，祭祀的神主却是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对此，我感觉有点奇怪：萧何在秦朝曾经担任过县吏，进入“衙神庙”算得上是名正言顺；但是，韩信从来没有做过县吏，为何与萧何比肩而成为“衙神”？或许，只有一个理由：人们太喜爱韩信了！在萧何等接受后人香火祭祀之时，实在不愿意让韩信独受孤独。于是乎，不管韩信是否有县吏的仕宦经历，只顾将韩信拉来“入伙”就是！平遥古城“衙神庙”中的三杰塑像，可以说反映了一种“人心所向”。

元成之世，虽是西汉走向衰落的分水岭，但却造就了一批文臣武将、能工巧匠一、美女英雄，留下了讲不完的传说故事。整理书目的刘向，一代明相瞿方进，治河能手王延世、贾让，威震异域的赵充国、陈汤，和亲匈奴的王昭君，舞蹈家赵飞燕……一个个名传千古的人物，均在此时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元成之世》是《汉文化丛书》系列之一的《元成之世》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七略》的影响、汉元帝生平大事、西汉由盛而衰的分水岭、汉元帝的皇后嫔妃、汉成帝生平大事、汉成帝时期的大臣、汉成帝的皇后嫔妃、汉成帝时期的大事等内容。

后元二年（前87）至黄龙元年（前49）的三十八年间，正是史家乐道的昭宣“中兴”时代。这一时代，既不似高祖时代那样波澜壮阔，亦不如武帝时代那样灿烂夺目。如果给昭宣时代以一个历史定位，似乎更类于“文景之治”。不同的是，“文景之治”迎来是是武帝英雄时代，而宣帝辞世之后，嗣君元帝“优洲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未央宫是长安城中最高大的宫殿，由萧何监督修建而成。未央宫规模之大、殿宇之盛，在当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它以前殿为中心，向四面展开，宫殿布局协调大方、整齐美观。平面呈方形，东西长2150米，南北宽2250米，周长8800米；面积约5平方公里，占长安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是当时长安城中最豪华的宫室，宫中设备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