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朝皇帝的出生大概最为草率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饲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问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门也坏了多日，一直没来得及修理。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到手的粮食还总是不够吃。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原后的第四十九年，元天顺帝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那天中午，陈二娘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着步子，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没办法，只好急忙拐进破庙。刚刚迈进庙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而动了。身不由己地，她顺着墙壁滑下来，刚躺到地上，孩子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一棵野草，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哥到河边提水时捞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像小猪小狗一样，自生自长起来了。什么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 从小到大，重八没穿过新衣服，没踩过新鞋。大人出去干活时，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刚刚懂事，重八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他，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f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十五岁以前，朱重八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荦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况。几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这个判断也许离我们头脑中的“常识”相距太远。在我们的“常识”中，中国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清朝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领先于世界。我们居然会饿了几千年？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即使如此，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中国人以聪明和勤劳闻名于世，中国的农业文明也领先了世界几千年。按理说，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然而，人口压力、频繁的灾害和贪婪的专制统治取消了中国人舒适生活的权利。由于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大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大地上局部灾害无年不有。中国官僚体系的庞大举世无匹，使官僚队伍吞噬了大量社会财富。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贫困化。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问，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岁月。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那些慕名而来的传教士惊讶地发现，中国虽然确乎像传说中的那样地大物博，声色繁华，但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却远低于同期欧洲人。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致朋友的信中曾这样描述中国民众的生活：“ 我将告知你一件事实，虽然它看似自相矛盾，但严格说来却是真实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它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需要比其实际疆域大三倍那样面积的国土。”在这个帝国，“人们熟知，极端的悲惨驱使人们采取一些最为骇人听闻的行为。一个到中国的观光者，如果他认真观察，将不会吃惊于母亲杀死或抛弃自己的许多子女，父母为了点点钱物而出卖女儿。……街上充斥了乞丐。让人吃惊的是，最为可怕的事这里都发生了”。P1-3

明代的皇帝个个性格鲜明，明代各朝也因皇帝的鲜明个性而有不同的气象。高阳披览明史，将明朝的皇帝从头至尾道来，叙其登皇位的惊险历程，谈其面对家事国事的决断或焦虑，论其治国经邦的成败得失。高阳以每一位皇帝为中心，横线遍及后妃太监，王臣百吏的生活日常，纵线论及开国、靖难、夺门、议礼等皇权制度的圈圈环环；细密处丝丝入扣，宏大处只寥寥几笔。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部风云起伏的明代大历史。高阳著史忠实于历史原貌，考证渲染相得益彰；又不乏真知灼见，字里行间的评断，每每恰到好处，余味无穷。《明朝的皇帝》通俗但不肤浅，评说每个皇帝的同时不忘从整体史观下考查明朝的历史。说它是通俗历史读物，却有诸多考证和引文；说它是学术著作，但没有那种艰涩难读的味道。细处描述极细，宏大处寥寥几笔便一带而过。高阳在书中加入了自己对明史的判断和对每位皇帝的评断，每每恰到好处，又余味无穷。

《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计8类似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唐代的外来文明》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

后金兵冒死抬运车梯抢渡护城壕，壕又深又宽，不得过，许多兵士拥在壕边，不断被炮火击中，壕边和壕里留下一堆堆尸体；有的越过了壕，在城下遭到矢石、火弹的袭击，纷纷倒毙。城下“尸积如山”。“大凌自八月初六日受围，直到十一月初九日始溃，百日之厄，炊骨析骸，古所未有”。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迄今为止，本书是国内最系统而完整地描述明清战争史的专著，全景式地再现了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争历程，决定了清兴明亡的最后结局。作者以高超的技巧，展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从运筹帷幄，到决胜千里，变幻莫测，斗智斗勇，每一场战斗都是一篇动人的故事，如身临其境，惊心动魄；解析战争，如同兵家，视为兵书，引人入胜，智慧大增。

历史良籍必须以判断见长，因为这种著作的好处就在于方法、在于真实、在于所选事件最宜于为人所知。本书就秦桧、岳飞之仇、宋江投降、曹操、曾国藩、诸葛亮等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独辟蹊径，另有一番解读，让人读后不仅不禁换一种思维去重新审度历史……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古希腊《通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宋氏家族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家庭，其影响力之深之大之最，鲜有望其项背者。这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家族成员已纷纷辞世，他们显赫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但他们在现代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仍是研究历史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是小说家有兴趣不断去演绎的世纪传奇。宋氏三姐妹缔造了20世纪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三桩婚姻。宋蔼龄与孔祥熙结合，造就了一个中国最富有的家庭，她则成为最有钱的家庭中最有权力的女人；宋庆龄与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结为伴侣，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宋美龄与蒋介石的联姻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她亦由此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2003年10月23日至今，我因为无意中阅读一本三星堆的书籍而起考察文明源之心已经过去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写了三本书，在第二年的开头我写下了这第四本书，并且我认为这本书是我这个仓促体系的一个结尾。至此，宏观框架上已无显著的补充，一切都放在世人的眼前：（大致的）人种、语言、道路、宗教，都已“栏杆拍遍”。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也有小的挫折与波澜，但整体而言还是很顺利的，甚至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这同时也得到了包括世界各地华人的支持，并且一些地区已经有人和我联系大陆之外的出版事宜。这时候也引起我的反思：我的工作我自己怎么给它定性？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它属于什么学科？我对于我的工作很满意，当然漏洞谬误也不少。我甚至不愿意在其他地区再版时出版我的第一本书了，我已经觉得谈到这第一本书由于幼稚而使我脸上无光。不过，那是我的第一步，尽管歪歪扭扭却反映了我最初的思路。假如为了展示我的思考全过程，我还是愿意拿出勇气把第一本的谬误也展示给大家的，这本身就是一份不错的“原始手稿”。让我自己稍微捞回点面子的是，第一本书说明了我最初的宏观把握就是正确的：把“西来说”的源头直接引向中东的南方，坚定地指向埃及文明，并且直接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第一本书不成熟，但却奠定了正确的大方向。埃及文明与犹太文化这两条主线贯穿了我的整个研究。以往的“西来说”多偏离了这条主线，多止于两河流域，所以才导致了西来说的“灭顶之灾”，以至全军覆没。第一本书由于根本没有参考旧的体系反而奇迹般地避开了这个误区。我打算再版时保留全部的原文，谬误处写出解说即可，这样可以完全看出我的整个思路发展，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谬误就目前来看并未伤及框架的缘故。第一本书中最有价值的线索是提出了，每个大的文明板块每千年为一期的次第向外传播的规律，这表现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最后的“文明列表”中。这本书中另外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假设是，人类文明在大约2500年前这个时期成为一个分水岭：之前是人类自由迁徙的原始浪漫时期，人类文明在远古得到过广泛充分的传播与交流；之后的国家与民族发展导致封闭格局，反迁徙因素的出现导致战争与文明交流的相对停滞。没有这个分段将无法把握人类文明总的传播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实际上将不能窥见人类早期的文明传播秘密，许多历史迷团将无法解开，“西来说”当然就不可能存在。第二本书《向东向东，再向东》也更象是一个偶然。由于在出版第一本书之前我需要太多的《圣经》资料作为补充，越来越多的信息向我涌来，最后我说：得，我放弃这个“补充”工作，干脆另外起一本书，整体以《圣经》为蓝本解读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过程中有了许多惊人的发现，假如说它震惊了世人的话首先它震惊了我自己，许多的发现是我事先不知道的。有人说这本书奠定了我名垂青史的地位，这个评价不一定准确，但却最能说明它对于这个体系的意义重大。它比第一本书更加“规范”地提出了我的体系框架：中国夏商周文明起源来自中东。由于考虑到中国人并不熟悉《圣经》，为大陆读者的方便我引用了大量《圣经》，并且为了让一般人感知犹太人的具体历史与一般社会形态，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圣经》在《向东》中的相对连续性，某些部分我没有多少解说也压缩精选了部分《圣经》作为过度。这样的做法不被一些读者理解，对之大加批评，名之为抄袭巧要钱。其实对于这些《圣经》片段的引用和压缩我曾经花费许多精力，根本不是象有些人说的“直接抄袭”，除非这些人手中没有《圣经》才会做这样的评论。其实，一本书厚到那样的程度对于市场是很不利的，而不是更能“赚钱”。在出版前我忍痛割爱删掉了30多页已经压缩好的《圣经》资料。对于这个反映，尤其考虑到香港读者大都手边会有《圣经》参考，我对香港的出版人说是不是考虑删削一些书中的《圣经》引文，但是他们一口回绝了，所以看来我还要继续承担“抄袭”以及“巧要钱”的美名。第二本书就目前看也不是很成熟，主要的问题在于僵化。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犹太人身上，尽管埃及文明的继续研究也帮了些忙，但假如我继续坚持下去，将再次陷于僵局，无法把“西来说”进行到底。这个僵化的主要倾向是把人种与文化过分统一，实际上人种与文化有可能是分开传播的，不可拘泥。第三本书《历史也疯狂》不是一个框架性的文本，是我的读书随笔与旅游散记，但这本书却是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因为生活里的一个偶然事件与西北这条中国的丝绸之路有了特殊的联系。对于西北地区历时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坚定了我的信念，开阔了我的眼界。同时，对于夏文化以及半坡文化的语言为早期腓尼基文字的肯定，是这本书以及整个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在这本书里，我开始关注到中国本土之内的古代文化实际上有明显的“东方”与“西方”概念，他们又可以表述为“北方”（西方）与“南方”（东方），它揭示了“西来说”在中国的两大主线，这个具体化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第三本书开始，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从夏甲这里开始再次引起我的注意。我的“西来说”开始精确调校方向，从一般性的中东开始向具体的国家地区瞄准。语言的关注是十分偶然的，但却是这期间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同时我开始注意到文化与人种的剥离，文字语言与人种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始得以考虑。在第三本书的最后，古典南部阿拉伯文字与甲骨文的比较是我最为兴奋的一个发现。这为第四本书埋下了重要的伏笔。《锁定红海》依然是非常仓促的。这本来是一份长长的读书笔记，非常杂乱，好在目标很集中，就是红海。现在我还没有整理他们，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来整理他们才好。但是它的成效是显著的，我甚至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因为许多长久以来困惑我的问题出人意料地在这本书中被我潦草地揭开谜底，我在动笔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收获的。在我最繁忙的一段时间，我身体也不太好，甚至遗憾地想万一我突然去世，这些工作是很难让别人继续的。现在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尽管体系紊乱文字潦草，但整个体系需要触及的主线都已经点到，粗略看来已成体系，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的思路的来路去脉。至此我可以长舒一口气了。中国主要的宗教体系、语言、人种、神话、文学等很具体地与“西方”获得了对应联系。这本书可能部分脱离了以往的焦点——地中海东岸，但是都是在以往的路线下才能获得的发展，也正是这个缘故，对于以往的三本书中的些微差异我不准备在再版中修改，只愿意加以说明。整个四本书展示的是真正探索的发展足迹，而不是一个正确真理的宣告。我觉得这样处理很好，不过我也需要提醒大家，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前后万一有矛盾以后一本书为准。第四本书将“西来说”的触角锁定在红海南端的“萨巴王国”，但地中海东北角的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对于中国西北的影响通过宗教与神话的探索也越来越显著起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两个不同的古代文明地区通过海路与陆路同时进发中国东部与西部，也就是南部与北部，最后在中原地区融合构成了中国的文明底色。心平气和地说，我的工作是一份为一个巨无霸工程初步收集资料的工作。这个定位最准确。正是认识到这个定位，我准备对第四本书不做过多修饰，以最“毛糙”的形态出版，因为这会最大程度地保留“资料”。许多信息假如按照规范的学术体例我是必须拿掉的，但是考虑到收集资料的不易与重要，我愿意放弃“学术”考虑，最大程度保存原始资料的充分，不过可以考虑在排版时做一些特别处理，以使阅读方便而可以让人接受。糊里糊涂收集了一年多的资料，我这些字大抵属于哪个学科，或者说与哪个学科最接近？我似乎曾经问过自己。我自己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许多人可能认为属于历史学，有的说属于考古学，还有的说与中文系有关，仔细考察了一下我的工作实际上应该属于“文化人类学”这一中国人并不十分熟悉的学科，它的别称还应该有“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不过对于这些学科的名称不同国家地区有非常不同的理解，甚至理解上大相径庭，所以最保险的方法是认定“文化人类学”就可以了。假如还想再保险一些，直接称呼为“人类学”就更可以了。“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是分析和比较人类文化，如社会结构、语言、宗教和科学技术的科学；而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人类的，包括族源研究与人类体质以及他们的地理分布、流动等，所以不难看出正是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我做的不系统不专业而已。至于上面提到的历史学或者考古学甚至汉语言学都不能囊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只能拿他们当作“文化人类学”某一方面的工具。不过很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人类学”肯定不够发达，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不够的问题所在，这也就是中国文明源流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清理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门外汉突然闯进来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个领域基本上没人，或者有人但是他们忙着做别的了，专门精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文化人类学一直缺席。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放在这里大概是比较合适的。我收集的资料很粗糙，依然希望向整个社会抛砖引玉。

独步历史的天空，重温中国人最自豪的光荣与梦想！唐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朝代，是所有中国人最自豪的光荣与梦想。也许三百年的唐朝没有周朝八百年的长寿，但是三百年的时间，凝聚了它灿烂多姿的风采，足以令人赞叹称奇。这是一个华丽雄奇的舞台，上演了一出生动的话剧，话剧里的人，或英武，或机智，或风流，或慷慨，或儒雅，或豪迈，或卑鄙，或强悍，可残忍，人物脸谱之众多丰富，胜过任何一出可以演出的戏剧。唐朝，堪称古代中国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本书带领我们随着历史的脚步，随着不同人物的转换，踏上这条登峰之路，看一看这座高峰的神采，让我们一起熟悉和了解大唐各个领域的热血群英……唐朝，一个令人神往的朝代，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所有中国人最自豪的光荣与梦想。从建之初，大唐就具备了征对四方的实力，并征服了一个个强大的对手，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威权。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相比，唐代的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向世界敞心扉，最能包容并蓄异域文明。这一切，皆源于大唐帝国的开明开放和自信自强。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使其治下的人民过上了一段身心舒爽的日子，那种安乐慈爱、其乐融融的境域，至今仍令中国人怀想。纸香墨飞词赋满江，豪杰英气大千锦亮。沿着宿命走入迷思，再度梦里回到唐朝。

朱元璋所创建的大明帝国，将中国的帝制文化传统推到了极致，是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的集大成者。其对于中国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巨，以至于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在刻画朱元璋其人的容貌与作为上，相当传神。这里对相貌的描述，显然更接近未经艺术加工的那幅标准像。这两幅画所揭示出来的东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大明帝国的未来命运及其对于中国人集体性格的强力塑造，在这里，已经可以部分地窥见端倪。《帝国政界往事》把浓厚的现实情怀和历史叙述较好结合起来，打动了当下许者。《帝国政界往事》系列的出版，应该说是读书界的一个重要收获。谢泳在中国，作为政治结论汇编的历史书多之又多，作为故事汇编的历史书少之又少，当代中国人写的关于立国历史的严肃故事书就更少了。不过《帝国政界往事》系列的出现正是我喜欢的那一类历史书，我期待着作者发掘出更多有教益的历史故事，提出更多令人省思的追问。刘军宁我们已经太深太久地习惯于从一种角度和定式，去认识和理解自身的历史。转过脸去，你会发现，历史原来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李亚平先生《帝国政界往事》的方式去解读。而且，这种方式更直接、更真切，也更值得人玩味。乔良读《帝国政界往事》，我的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以往只在教科书中出现的历史大事件，在这里恢复了它的原生态。我不能拒绝阅读的快感和诱惑。解玺璋中国历史的文化随笔可谓多矣。然而这部《帝国政界往事》，从浩如烟波的文字历史资料中筛选出来大量不为历来的史家重视的情节，重新演绎正朔嬗变社稷更迭的故事，可谓举重若轻……应该说这是近年来文史出版物中，一部可圈可点的佳作。徐迅

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是中国最动荡、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发生了许多沧桑分合的巨大历史变化，留下了无数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同时，它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最解决、个性最张扬的唯美时代。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鲜卑子，汉家儿，羌中杰，氏族雄，羯族豪，匈奴英，变弓走马，飒爽俊逸，玄言味永，飞鸿荡天，真个是精彩绝伦。虽然时间黯淡了不尽精彩，流年老去了多少英雄，但两晋南北朝时代那些未经雕饰的、人性化的、非戏剧而又恰恰是最戏剧化的出出“大戏”，让我们不得不产生无尽的神往之情。这是一部有着崭新内容和形式的断代史。本书以人串史、以人物烘托事件，这种独辟蹊径的写作方法，既避免了一般历史小说不必要的“虚构”，又比学术化的历史研究著作更生动有趣。同时，作者的角度和研究方法也非常独到，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全书文笔生动，舒卷自如，能给人以在沉睡的历史深处突然发现珍宝奇物般的超乎想像的惊喜。本书前言（序言）中华盛世的胎动期——两晋南北朝的华丽血时代如果能有部历史回放机，我们按“返回”键，搜索公元265年至公元589年的历史，肯定会在这315年间中华历史上称作“两晋南北朝”的时间段上发现许许多多惊心动魄、叹为观止而又骇人心目、荒诞离奇的“场景”。场景一：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国一统天下，飘飘然之余，这位身材魁梧的美男子皇帝日日欢宴，夜夜笙歌，成日坐在羊车之上，在锦绣皇宫内的美人玉体丛中倘佯、流连；场景之二：公元291年，晋武帝的儿子、又黑又胖又憨愚的晋惠帝端拱于巨大的龙椅之上，大臣们向他禀报外间天灾频频，老百姓无粮，饿死不少。惠帝翻翻大眼珠子，想了想，反问道：“百姓没有粮食吃，为什么不喝肉粥解饱呢？”场景之三：公元310年，西晋“八王之乱”末期的一天，羯族石勒的军队在宁平城围猎一样一日之内竟射杀和砍死仓惶逃跑途中的西晋王公士庶十余万人，转天，刘渊的匈奴部将又四面纵火，把侥幸未死的二十万晋朝兵民活活烧死，并以“烤人肉”为食。场景之四：公元318年1月，占据中原广大地区的匈奴帝王刘聪命令被俘获的西晋皇帝晋愍帝身穿仆佣青衣，洗盏行酒，并责令这位失位帝君立于自己身后手执仪盖。殿中数位晋臣失声痛哭，均被拖出斩首。当夜，时年十八的晋愍帝也被匈奴人活活勒死；场景之五：公元306年，大文豪刘琨困守愁城晋阳，一夜，城外胡骑纷纷，团围如桶，刘琨一袭白衣，乘月登楼，发出阵阵清啸之声。匈奴劲卒闻之，皆凄然长叹。夜阑人寂，刘琨又吹奏胡笳，哀感贼人，大批铁骑匈奴均流涕唏嘘，顿起怀乡感怀之望，一时之间，竟弃围而去；场景之六：公元349年，石虎昔日的手下大将冉闵、李农因恼怒羯人反叛，颁发了“杀胡令”。一天一夜之间，邺城凤阳门外广场上堆满了数万羯族兵民的人头。几天之内，二十多万羯族人被长久以来深受残酷压榨的汉人兵民杀掉，“以暴易暴”，一个压迫民族就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世界上消失掉；场景之七：公元318年，建康城内，东晋元帝司马睿登基，百官陪列，乐声清扬，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即位新君不停召呼大臣王导与他共升御座，最后，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虽如此，“王与马，共天下”，已广为世人所知，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政治时代正式开始了；场景之八：淝水两岸，一边是东晋八万精兵严阵以待，一边是前秦的苻坚大帝十余万大军。前秦军队背后，还有源源不断、正从长安等地奔赴前线的数十万钢铁士卒组成的洪流，但是，在东晋军开始渡河、秦军阵脚后移的瞬间，双方都没有料到，苻坚大帝一句“稍稍后撤”的命令会断送一个伟大的帝国，中国北方又将重陷四分五裂、互相杀伐的血海之中；场景之九：公元420年夏，晋恭帝草诏，推国“禅位”与老英雄刘裕，南朝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宋。一年多后，废黜的晋恭帝正在软禁处念佛，刘裕派去的兵士逾墙而入，用被子活活闷死了这个“欣然”让出国家的前朝废帝。自此，有样学样，南朝前朝末帝再无一个有善终的下场；场景之十：公元42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克大夏暴君赫连勃勃修筑的统万城，仰观穷极文采、雕梁画栋的壮大台榭，再摸摸坚硬得可以磨砺刀斧的统万城墙，太武帝叹道：“蕞尔小国，穷侈如此，怎能不亡！”十三年后，拓跋焘灭掉十六国割据政权中最后一个北凉沮渠氏，一统中国北方；场景之十一：公元453年正月甲子夜，刚刚经历了北伐大败的宋文帝刘义隆正在寝宫办公，其太子刘邵与谋逆兵士提刀闯入。文帝本能举凳自卫，叛兵快刀砍下，文帝五指皆落，被弑于床边，时年四十七，名噪一时的“元嘉盛世”终于打上了黑色的休止符。场景之十二：公元528年，淫荡成性并且忍心毒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北魏胡太后被押至契胡大将尔朱荣面前，未等这位母仪天下的太后多做解释，尔朱荣拂袖而起，命人把胡太后与她新立的年仅三岁的小皇帝扔入黄河浊流，活活淹死，北魏王朝走到了尽头；场景之十三：公元549年夏，在建康军民死亡十多万人之后，原东魏大将侯景攻入台城。八十六岁的一世英杰梁武帝后悔自己引狼入室，当时，他身边无一侍从，独自躺在净居殿的草席上，多病口苦，无人答应。凄惶之下，连声“嗬嗬”，含恨而死；场景之十四：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篡取北周帝位，把自己年仅十岁的外孙小皇帝宇文衍杀掉后，又遍诛宇文氏皇族，共计杀掉北周文帝子孙二十五家，节闵帝及明帝子孙六家，武帝子孙十二家，数千凤子龙孙，一时之间，屠戮殆尽；场景之十五：公元589年，隋军共近百名大将，兵卒五十二万人，在晋王杨广统领下，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入建康。南朝最后一位文人帝王陈叔宝与二妃苍惶入井，成为隋军的俘虏，中国重新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在数十万隋军蜂拥渡河时，秦淮河竟一度窒塞不流，正应了预测大师郭璞“淮水绝，王氏灭”的预言。由此，延亘数百年的门阀世族制度，也如玉树后庭花一样，终于“花开不复久”，走到了尽头。上述种种，似幻似梦，但全都是历史真实的瞬间！时间黯淡了不尽精采，流年老去了多少英雄，但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华大家庭那些未经雕饰的、人性化的、非戏剧而恰恰又是最戏剧化的出出“大戏”，不得不让我们对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产生无尽的神往之情。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只有西晋王朝有幸“享受”过短短三十七年的暂时统一，其余时间内，中华大地一直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共出现过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数百万胡族民众涌入中原，无数北方汉族人口流寓江淮以南地区，各种阶级关系、民族关系达致了崭新的重组，士族门阀经历了从巅峰到谷底的过程，中华民族的血肉交融也在这一时期攀升到一个高潮。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痛苦、最黑暗的时期，同时，它又是中国古代一个伟大的英雄时代，文明的崩溃总会带来“时势造英雄”必然后果。西晋的灭亡，虽然使黄河流域跌入了血海深渊，各个少数民族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烽火处处，但也最终在最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华国家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胡族新鲜的文化和尚武精神为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中增添了勃勃的活力，为中华文化增加了无与伦比一的新鲜因子，并为日后隋、唐的盛世大一统奠定了丰厚的民族心理积淀。在那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鲜卑子、汉家儿、羌中杰、氐族雄、羯族豪、匈奴英，弯弓走马，飒爽俊逸，玄言味永，飞鸿荡天，真个是精彩绝伦，让人叹为观止。在这样一个使后人屏息凝神的伟大时代，出现了那么多英雄、豪杰、骚客、奸雄、懦夫、贤媛，他们共同上演了一出感人至深的世间大戏。与台上之戏不同，台上戏是先离后合，世间戏却是先合后离，辛酸处处，血迹斑斑。同时，在这充满血与火的三百多年间，却又是中华民族精神大丰收的年代，千山竟秀，万壑争流，佛教、道教、儒教、玄学、法家、名家以及其它各种学派争奇斗艳，百花齐放，标新立异。文学流派五采纷呈，宗教艺术大放奇葩。舞蹈、音乐、绘画、书法、雕塑均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思想最解放、个性最张扬的美学高峰期，五彩缤纷、眼花缭乱之际，让人在赞羡无极之余对这个伟大时代那令人窒息的美艳绝伦不得不拍案叫绝。为了避免像一般的断代历史书那样用枯燥的事件依时间顺序刻板地书写“流水账”，笔者力图以鲜活的、另类的角度，独特地以描写历史存在的真实个人来带出历史事件，撷取两晋南北朝中最具戏剧性的人物和历史事实，串珍珠般把此段历史缀连在一起。同时，笔者争取钉入新颖、独特的锲入点，使得各个王朝的重要人物在叙述中有主次分明、安排合理、梳理精密之感，鲜明地展现两晋南北朝大时代的独特脉络。此外，由于本书涉及面十分广博：历史、人文、诗歌、经济、文学、战争史、官职录、称谓录、历史地理、人物源流等等，要做到繁而不芜、精而不碎、亦庄亦谐、旁征博引，确实有一定的难度。笔者想呈献给读者的，是一部以人串史、以人物烘托事物的崭新内容和形式的断代史，这种新颖独特的历史写作方式迄今为止可以说是本人的新发明。我希望以这种独辟蹊径的历史写作方法，既能避免一般历史小说注水猪肉般的不必要“虚构”，又能使偏倾学术化的历史研究著作看上去更加生动、有趣、平俗易懂。历史不是死亡的人与事物，历史不是年代、数字、人名、名词解释的干燥混合体。如果写者能达到“精致的写作”，读者能够进行“趣味的阅读”，我们总会得到一种在沉睡的历史深处突然发现珍宝奇物般的超乎想象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