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宫史”三十六卷，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年）清高宗弘历令内廷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令蒋溥等详细校正，重加编辑。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又派于敏中等帮同校录。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十二月全书告成，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这部清代前期的宫史，彙编和记载了乾隆二十六年以前的宫闱禁令、宫殿苑囿建置、内廷事务和典章制度等资料，“凡有关掌故者备识兼该”。以后，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窦光鼐、朱筠等奉敕撰“日下旧闻考”一百二十卷，其中苑圃等门，不少是参考这部宫史。就是后来纂修的“会典”、“会典事例”等书，有关宫廷事务、典章制度，也以此为依据。这部书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有关宫廷史料彙集在一起，使人们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素材，因此，对研究清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弘历命儒臣纂修这部宫廷史，其用意十分明显。他在为此发布的上谕中说，因为看到记载明朝宫廷事实的明朝宫史一书，很有感慨。他认为，明代之亡，并非亡于宦官。使宦官得志揽权、肆毒海内的，主要是人君的过失。他指责明代中叶以后，皇帝长期不接见群臣，听任宦官“导諛纵逸，愈溺愈深”，“遂使是非由其爱憎，刑威恣其燔炙，兵事任其操纵，利权归其掌握。倒持太阿，授之以柄”。他历数亡明内廷的各种弊端，如“明代内监多至万余人，冒滥名器，蟒玉盈廷；子弟亲族，盘据窟穴；政府言路，憑藉奥援；羽翼腹心，势燄薰灼，驯至不可收拾。”甚至“京城内外以及西山琳宫、梵宇，大璫修建者十居八九。茔域封树，制拟山陵，华表丰碑，大书屹立，工费率钜万计，自非恣侵渔而广贿赂，何所取诸？”他誇耀清代自顺治入关，历经康熙、雍正及于己身，已百有余年，对宦官的严加管束，“从无一人能窃弄威福者，固由于法制之整肃，而实由于君德之清明”。弘历列举清代在内廷管理方面比明代高明之处，并说：“不有成书，奚以行远？”他决定纂修本朝宫史，使“后嗣子孙，世世遵循。当其知所则效，知所警戒。”从弘历发布的上谕可以看出，他是有政治用心的。历史上王朝更迭，新登上皇帝宝座的封建统治者，引前朝興亡的史迹作为鉴戒，力求避免重蹈覆辙，这是历史的进步。明末太监势力极为猖獗，多尔袞入关后，太监在宫廷中仍有很大的势力。甚至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内监仍故明例，每遇朝参，行礼在文武诸臣之前。”多尔袞曾採取措施，两次打击太监的气燄。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几朝的经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这几代皇帝鉴于历代专制统治的经验和明朝亡国的教训，都非常警惕阉宦朋党为祸，认为必须严密内廷法制，严禁宦官窃权干政，才能使“乾纲独揽”的皇权不受干扰。弘历在纂修这部宫史中，首列“训谕”一门，辑录从顺治至乾隆有关“永禁内监不得干预朝政”的上谕，“愿我子孙守之弗替”，“永永勿斁”。例如，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上谕称：“各衙门官品虽有高下，寺人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假弟姪等人名色置买田产，因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违者处以死刑。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命工部在交泰殿立铁牌：“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玄烨即位后，曾斥责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良善者少”，严禁太监赌博、酗酒、斗殴、结党聚盟。胤禛整肃吏治，对宦官交结外官深恶痛绝。扫院太监傅国相向奏事太监刘裕探听外边有一废官欲图开复，不知道是否已经保奏，事发后，涉及这一案件的人犯皆被锁拏治罪。宫史还记载了胤禛谕令吏部、户部和直隶州县，遇有太监之父兄、弟姪在地方“不无生事”，应即呈报总督或内务府惩治。这些措施，改变了历代汉族封建政权对宦官的重用，反映出清前期几个皇帝的明智。新興的爱新觉罗王朝意图保持入关时生气勃勃的前进势头，严厉打击了明末沿袭下来的太监势力，应当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堪称是有声有色的值得肯定的篇章。到了晚清，太监安得海、李莲英辈受到慈禧的宠信。安得海渐干国政，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秋，往南方採办宫中用物，乘楼船由运河南下，一路张扬跋扈，招权纳贿，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宦豎私出，非制”，拘捕上奏，随即诛于济南。这时正是慈禧掌权不久。以后太监李莲英以善梳新髻受到慈禧宠信，由梳头房太监擢总管太监，居然“赐二品顶戴”，在宫中数十年，干预国政，广植私党，反对戊戌变法，构陷帝党及维新派，这时已是清王朝江河日下，崩溃在即了。宫史中“典礼”一门也是值得注意的。这部份内容很丰富，它详细辑录了有关礼仪、宫规、冠服、仪卫等规制。从这里可以看到，“典盛礼崇”，“有典有则”，正是封建宗法社会意识形态和典章制度的集中反映。皇帝高踞于封建宗法秩序的顶端，以下差等有别，莫敢逾僭。清朝入关之初，军事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大多“姑依明式”。以后，表示上下之分、贵贱之别的礼制逐步完备，就特别强调所谓“定位号，辨等威”，“服御器饰之末，趋走使令之常”，必须“釐然各当”。在“宫规”这一卷，开头就排列出定制严明的后宫号位。皇帝的祖母尊为太皇太后，母亲尊为皇太后，已故皇帝的妃嫔都尊为太妃、太嫔。皇帝的正嫡称皇后，居中宫，“主内治”。皇后以下有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分居东、西十二宫，“佐内治”。嫔以下还有贵人、常在、答应，人数俱无定额。这么人数众多的后妃群“位次各有差等，须各依本分位次，谦恭和顺，待上以敬，待下以礼。”她们的冠服、仪卫，不仅异常繁细，而且有鲜明的区别。这种“奉我一人”的后妃制度，完全是适应专制皇权的需要。而那些繁文缛节的仪注，从御门听政、常日视事到各种祭祀、筵宴、上徽号、册立册封、三大节庆贺，没完没了的“跪，叩，興”，彷彿弥漫着一种庄敬恭诚、威严肃穆的气氛，实质上是对至高无尚的皇权的炫耀，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手段。至于堂子立竿祭天，“于古无徵”，反映了满族贵族入关前的风俗习惯。“宫殿”一门，记载宫殿苑囿的建置、沿革，并穿插有文辞精炼的景物描绘。清定都北京后，宫禁之地，自外朝至内廷，虽说保持了明代的格局，但在紫禁城内外修建、扩建的宫室、殿堂、园林也蔚为大观。这些建筑群的设计和营造，雄伟壮观，精巧绮丽，各有千秋，是无数能工巧匠高超技艺的傑作，代表了当时土木建筑的辉煌成就。宫史中分为外朝、内廷、西苑和雍和宫分别敍述。外朝从皇城外围墙起，直到太和殿、保和殿，这一建筑群体量宏伟，堂皇富丽，显示出封建帝王南面独尊的非凡气势。内廷从乾清门起，经东、西六宫直到神武门，大多是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地方。西苑在西华门之西，入苑门即太液池，“夹岸多槐柳，池中蒲藻交纷，禽鱼翔泳，为仙洲胜地”；上跨金鳌、玉蝀桥，桥北为北海，广寒宫殿近瑶池，“太液秋风”为燕山八景之一，是皇家赏心悦目的游豫之地。雍和宫因为是胤禛即帝位前的“潛邸”，对乾隆一朝有着特殊的意义，故单列一篇。宫史的编纂者就这些庞大建筑群的径路相属，依次叙述，并详列各处的禁匾楹帖，这对我们研究宫廷建筑的历史，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试按书中排列的路线去浏览红墙黄瓦的“大内禁垣”，领略昔日水木清华的御苑风光，将会发现，这些记载无疑是一幅翔实的导游图。至于辑录的大量御制诗文，无非是封建帝王附庸风雅之作。这些庙堂文学或宣扬“盛世”，或夸耀“皇恩”，舞文弄墨，本无足取，但从一些诗文中也可以看出历史的一个侧面。如弘历的“丰泽园记”，记述玄烨在丰泽园旁有小屋数间，亲自在这里养蚕种稻，“劝课农桑，或亲御耒耜”，这在封建帝王中也是罕见的。关于内廷经费，按清初定制，由内务府总司皇室财政，收入主要靠官吏献纳和大量皇庄的田畝纳粮，不敷时支取户部库粮。玄烨比较崇尚俭约，禁止奢靡，他在许多诏旨中都希望后世子孙也能“鉴往规来，禁浮返朴”。其实，康熙末年，封建统治阶级生活逐步走向浮华。特别是自诩为有“文治武功”的弘历，中年以后，自恃府库充裕，更肆意挥霍。从宫史“经费”一门可以看出，内廷的铺陈器皿、衣服饮馔、年例日用诸费，都是排场阔绰，备极纷华。弘历的母亲、皇太后钮祜禄氏年例费用黄金二十两，白银一千两，过生日时进白银一万两。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皇太后六十大庆，于年例之外每日恭进寿礼“九九”，凡五日；，乾隆二十六年，七十大庆，每日恭进寿礼“九九”，凡十一日。宫史详细列出这些礼品的名称、数量，凡金玉珠宝、犀象玛瑙、佛像佛经、绸缎服饰、古玩珍奇，无不是璀璨瑰丽、工巧精致的旷世精品。读这份礼品单，使今天的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封建末世统治阶级追求享乐、誇耀豪富的那种“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乾隆中期，号称有清一代鼎盛，自此以后，国势每下愈况，一步一步走向衰敝，也是整个封建制度趋于腐朽没落的必然结果。“官制”一门，主要指内官之制。清朝官修的有关典章制度的书籍中，从来不立宦官这一门，只在宫史中“约举规条，取明职守”。其中“额数职掌”这一卷，主要是臚列宫廷苑囿范围内，每处任使役的太监若干人，他们的品级、钱粮数额和掌管的传宣、奉御、陈设洒扫等事。其中御膳房一处，，除总管三名、首领十名外，太监达一百名之多。帝王之尊，厚自奉养，穷极逸侈，于此可见一斑。“官制”中辑录的条例有“宫殿监处分则例十一条”、“各处首领太监处分则例十六条”、“宫殿监凡例四条”，虽然都标榜“奖其勤劳，儆其懈惰”，实际上还是以惩法为主。我们从宫史中可以看到，许多太监动輙就被重责四十大板、六十大板，或是重鞭一百、枷号三个月。犯有偷盗罪，不分为首为从之人，“不拘绑赴城外何处，传齐众太监观看”，当场活活打死。有的太监看到其他太监受责，“竟有含忿之意”，仅此一丝伤感，就被发往黑龙江给与披甲人为奴。玄烨在晾鹰台筵宴诸王大臣，太监王进等不知规矩，坐于棚下，每人被抽了八十鞭。透过这些记载，使人看到皇宫之内，黑暗、残酷的血腥统治。“书籍”一门也是宫史的重要内容。康、雍、乾时期的几位皇帝，都有较深的文化素养。玄烨自己好学敏求，能优容文人，他提倡学术，不遗余力。弘历承其余绪，也以稽古右命自命。宫史“书籍”一门，将这一时期官修的重要书籍的篇名、编书缘起、内容梗概和御制序文集中在一起，洋洋大观，篇幅几乎佔到全书的四分之一。这一门下面分为“实录”、“圣训”、“御制”、“方略”、“典则”、“经学”、“史学”、“仪象”、“志乘”、“字学”、“类纂”、“总集”、“目录”、“类书”、“校刊”、“石刻”，共十六项，反映了当时大批儒臣长期被指授从事编史修书的盛况。试举其数端：经学方面，因为封建帝王认为“六经皆治世之书”，“尊崇经学，启牖万世之盛心”，足以“修齐治平，助成德化”，所以特别予以重视，“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卷帙浩繁，整理、校勘、刻印都见精细。这一时期所编纂的类书也斐然可观。如“古今图书集成”，从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开始编纂，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完成，计六千一百零九部，凡一万卷，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篇，正如胤禛在序文中所说：“成册书之钜观，极图书之大备”，成为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因为宫史辑录的材料下限在乾隆二十六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尚未开始）。康熙四十三年（一七0四年）开始修纂的“佩文韻府”，七年之后全书告竣，计一百零六卷，被称为“韻学之盛未有过于此书者”，玄烨硃批盛讚“此书刻得好到极处”。“渊鉴类涵”系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0年）校刊，四百五十卷，博採明代嘉靖以前文章事迹，凡古今词藻、典故，无不备阅。“字学”中，如收字达四万七千多字的“康熙字典”，满文分类辞典“清文鑑”（以后又增补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的释文），也都是超越前代或前所未有的。其他如“全唐诗”，收集唐、五代二千二百余人、诗四万八千余首，附有唐、五代词，按时间排列，并系作者小传。这一时期纂修的书籍难免芜杂谬误，但不少书籍直到今天在学术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可的是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籍。康、雍、乾时期，比较重视自然科学。玄烨对天文、历象、数学、地理等都饶有興趣。当时我国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在继承祖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吸取西方科学技术的成果，不断取得新的进步。“书籍”一门中列有“仪象”一卷，重要的著作有康熙时历算家梅瑴成主持编纂的“律历渊源”一书，共一百卷，由“历象考成”（论述天文历法）、“数理精蕴”（论述数学）和“律吕正义”（论述音乐原理）三部份所构成，条理清晰，结构严密，是清代天算历象科学发展的里程碑，玄烨自豪地称为“朕集数十年之功始近告成”，这在我国自然科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年）编定的“授时通考”，是一部集历代农业生产技术大成的巨著，分天时、土宜、穀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对我国农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崇敦本业”，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宫史中存目的书有“御刻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卷，乾隆时勒石，其珍贵“足为墨宝大观”。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闪耀光华的瑰宝。“国朝宫史”书成之后，“缮录三册，一貯乾清宫，一貯尚书房，一貯南书房”，清时向无刻本。辛亥革命后，这部深藏宫中的珍贵史料才为人发现。这次排印是根据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天津博爱印刷局的铅印本，改正了个别明显的错字。

内容多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叙事意蕴讽喻，故事性颇强，又以对话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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