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追述了远古人类进化的足迹。前五篇讲述了一百万年至六千年前原始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后三篇讲述了人类文明的初期——夏商奴隶制社会的情况。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在史记之前，有以年代为次的“编年史”如春秋，有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有以文告档卷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如尚书，可是没有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而又融会贯通，脈络分明，像史记那样的通史。 唐刘知几的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而史记是纪传体的创始。从此以后，历代的所谓“正史，从汉书到明史，尽管名目有改变（例如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门类有短缺（例如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无“表”、“志及世家”），但都有“纪”有“传”，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据司马迁自序，史记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共一百三十篇。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传靳列传。兀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可见司马迁编写史记，只能说是基本上完成，其中有若干篇，或者没有写定，或者已经定稿而后来散失了。

《旧典备徵》和《安乐康平室隨笔》，是近人朱彭寿所著的两种较有价值、带工具书性质的清代史料笔记，对文史爱好者、尤其是对清史研究工作者，会有相当的帮助。《旧典备徵》被时人称誉为“于先朝国故人物，详稽博考，原原本本，殚见洽闻，凡诸纪载，既备且确，其体例与《弇州别集》相近，而精核过之”（见刘承干跋），是有一定道理的。如“各省状元人数”条，记录了起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讫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的二百数十年间共一百十二科各省状元的姓名、籍贯、科名等，可与清代进士题名碑录和馆选录等记载互相参照比较，“浙江鼎甲考”条，则专记起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讫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约二百五十年间的浙江籍状元、榜眼、探花的名籍。“武鼎甲考”条，记录起顺治三年讫光绪二十四年的武科鼎甲姓名、籍贯，可以弥补进士题名碑录中记文不记武的不足。又如著者仿傚《归田琐记》记载闽籍得谥者例，在“浙省人得谥者”条中，按杭州、湖州、宁波、绍兴、台州、衢州、严州、处州八个地区记录了浙江人得谥者的姓名、县籍、官职、谥号和得谥年代，可以和“一家人得谥者”条互参，起到一种谱牒的作用。其它如“世家”等条，均属此类。《安乐康平室隨笔》六卷，撰成於民国己卯（一九三九年），並先於《旧典备徵》在一九四○年排印问世。此书按事列条，不加标题。据著者称，他在撰写《寿鑫齐丛记》以外，“隨时纪载者，或谈近事，或溯旧闻，或述家风，或抒己见，兴之所至，信笔即书，虽雅俗兼陈，漫无体例，顾其间零星考订，稍有发明，且於生平身世所经，时亦誌其雪泥鸿跡，凡所缀辑，似与渔洋山人诸笔记意趣略同，爰命儿孙辈别录为卷，而以隨笔名之。”“安乐康平”四字，是光绪丁未岁（二一十三年）除日，清廷颁赐朱彭寿春联中语，因即以此名其室，並称其书。《隨笔》就其内容而言，比《旧典备徵》所记题材更为广泛，除典章、人事以外，还兼及诗词、文字音韻、版本目录、古钱、画卷等方面的记载、考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起光绪二十八年讫宣统三年冬亲郡王得谥情況，在卷四中便有较详细的记载，可以补《皇朝谥法表》和清代职官年表之类工具书的不足，卷五中则就一些王公大臣的谥号和《皇朝通志》、《清文献通考》、《八旗通志》中有所歧異之处，提出质疑或纠缪。卷二中对清代考试制度中的某些情況，也有可资参考的叙述，如介绍补应殿试者的考卷，考试官按例在卷面加盖“补”字红戳，此种试卷不入进呈的前十名考卷内；著者自己曾擔任过考试各省孝廉方正阅卷官，在卷三中记述殿试阅卷大臣在阅卷过程中的规定、程式情況（卽所词“转桌”），亦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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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10卷，前5卷题为《杂记》。记述仙道异事、民间奇闻，宣扬人生寿夭、官位爵禄乃前知前定：谶语、经文、梦境、道术的灵验神效，多属荒诞无稽之谈。但从中可以了解宋时士大夫的迷信观念及民间习俗。其中也偶有可资参考的史料，如卷四“宗威愍政事”条所记靖康之变后开封物价涨跌情况等。卷六为《东坡事实》，所引诗、文，往往是苏轼诗文集中所没有的，多为辑佚者所取。卷七为《诗词事略》或杂记唐人及本朝人诗词轶事，以本朝为详；或订正前人诗句中错误。卷八、卷九为《杂书琴事》（《墨说》附）、《记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卷十为《记丹药》，则颇有不经之语。此书最初刊入《宝颜堂秘笈》，仅5卷；后毛晋得全本，复收入《津逮秘书》中。但《津逮秘书》本于第9卷仍缺一页，故以后出的《学津讨原》本为最全。卢文□有《春渚纪闻补阙》1卷，收入《抱经堂丛书》。本书为竖排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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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撰写者是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欧洲人，他以灵敏的感受和一个旁观者的态度，详尽记录了在中国的传教经历。本书共五卷，第一卷概述当是中国各方面情况；第二至五卷记叙传教士们（包括利玛窦本人）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因此，本书对于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关系史和耶稣会入华传教史，乃至明史，都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