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诏令是封建五朝发布的王言，也就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文书文告，所以它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的一种。本书就是北宋九朝重要王言的彙编。这本书对于研究北宋史事和订正补充史书的漏误，有很大参考价值。

封面及书脊题名：后汉书。

后汉书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范晔撰。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他是晋豫章太守范宁的孙子，宋侍中范泰的地庶子。<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恚救怼１臼橛啥嗳斯餐嘧治浇锥纬墒椋硬荽吹饺啃尥旯怖比迥辍？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着，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杀父淫母，「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晋安帝元兴二年，荆州刺史桓玄代晋称帝。第二年，当时的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和广陵两地起兵，推翻桓玄，名义上恢复晋朝的统治，实际上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过了十五年，晋恭帝元熙二年，刘裕就建立宋朝，都於建康，刘裕以后，一共传了七代，到宋顺帝昇明三年，又为萧齐所灭。宋书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卷，梁沈约撰。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四○三年），荆州刺史桓玄代晋称帝。第二年，当时的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和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两地起兵，推翻桓玄，名义上恢复晋朝的统治，实际上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过了十五年，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刘裕就建立宋朝，都於建康（今南。刘裕以后，一共传了七代，到宋顺帝昇明三年（公元四七九年），又为萧齐所灭。宋朝国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年）就已开始。当时由著名科学家何承天草立纪传，编写了天文志和律历志。此后，又有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等陆续参预编撰。但他们任史职的时间都很短。大明六年（公元四六二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四○五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南齐永明五年（公元四八七年）春，又命沈约修撰宋书。这时沈约为太子家令，兼著作郎。他依据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作补充修订，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永明六年（公元四八八年）二月完成纪传七十卷。沈约在当时的奏文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可见宋书的八志三十卷，是后来续成的。在八志中，符瑞志改称鸾鸟为神鸟，是避齐明帝萧鸾的讳；律历志改“顺”作“从”字，是避梁武帝父亲萧顺之的讳；乐志称鄒衍为鄒羡，是避梁武帝萧衍的讳。可见宋书的最后定稿，当在齐萧鸾称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后，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五○二年）以后了。与沈约同时或稍后，南齐时有孙严著宋书六十五卷，王智深著宋纪三十卷，梁代有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王琰著宋春秋二十卷，鲍衡卿著宋春秋二十卷。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关於刘宋一代的史书，比较完整的，现在就只有沈约的这部宋书。沈约（公元四四一——五一三年），字休文，吴兴吴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他历仕三朝，宋时为尚书度支郎，齐代做到五兵尚书、国子祭酒，在齐梁政权交替之际，他力劝梁武帝萧衍代齐称帝，因而在梁朝被封为建昌侯，官至尚书左仆射、尚书令、领中书令。沈约的著作很多，但现在除了宋书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其他如晋史、齐纪、梁高祖纪、宋文章志等，都已亡佚。东汉末年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制度，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大量兼併土地，广泛收罗“荫户”，用各种手段霸佔劳动力，极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他们以门第相誇，把持官位，所谓“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梁武帝萧衍也极力支持士族，他在诏书中还特别提到了要纠正“冠履倒错，珪甑莫辨”的现象（梁书武帝纪）。沈约先世，本是吴兴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晋书周处传附周札传）。沈约一门，在宋、齐、梁三代，也都仕宦显赫。梁萧统文选载沈约奏弹王源文，对於某些士族地主“婚宦失类”的情况大加抨击。因此，沈约在齐梁时期撰成的宋书，也就带有其时代和阶级的特点，它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颂杨豪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譬如宋书列传中，有关地主阶级中代表人物高门士族的传，几乎佔了半数。仅就王、谢二族来说，宋书里王氏立传的达十五六人，谢氏立传的也近十人之多。像陈郡谢弘微，传中写他如何忙於经营谢氏产业，传末却又吹捧他为人“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又如琅邪王微，传中只是连篇累牍收载他给友人的信，却说他“内怀耿介，峻节不可轻干”。这两个人因为都是高门士族，所以宋书都为他们立了“佳传”。宋书中对於士族中的人物，总说什么是“前代名家”，风度“简贵”，“风格高峻”，“世重清谈，士推素论”，等等。而对於但宋书仍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史通书志篇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宋书百卷，记述六十年间的史事，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尤其是它收载了当时人的许多奏议、书札和文章，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些实际情况。如卷八十二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讲到赀调的为害，严重阻礙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卷五十六孔琳之传、卷六十范泰传、卷六十六何尚之传所载关於改铸钱币的争议，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何在钱币改铸中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卷五十四羊玄保传兄子羊希附传，收载西阳王子尚上书，提到南朝初期农村两极化的发展，“富强者兼岭而佔，贫弱者樵苏无讬，至渔採之地，亦又如兹”。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载谢灵运的山居赋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庄园的材料。从宋书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那时的农民起义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地域很广，规模很大。如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有富阳孙法光领导的起义（少帝纪、褚叔度传）。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有广汉赵广领导的起义，人数有十多万人，起义军围困益州治所成都达数月之久（文帝纪、刘粹传弟道济附传）。另外，在元嘉初年，有淅川、丹川的少数族起义；到元嘉末年，荆、雍、豫三州的少数族人民，起义就更加频繁，参加的人数有发展到百余万人以上的（夷蛮传、张邵传、沈庆之传等）。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於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於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就是记载金朝兴亡的一部封建史书。《金史》的历史观虽然是反动的，但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透过现象来看本质，还可以发现不少值得参考的资料。特别是在金朝实录和王鹗和著作等书已经失传的情况下，它不失为研究金史的重要史籍。本书《忠义传》为了表彰时茂先这个顽固的土豪与红袄军的对抗，就无意中给我们描写了这样一种场面：当时，红袄军的一个元师郭三占领密州，路过时茂先所住的村子，居民成羣结队地迎接起义军，并热情地称方郭三为元师。虽然作者的意图是想以此来反衬这个土豪的“忠义”，但却从侧面透露出当时人民羣众对待起义军的亲切态度和感情。至于金世宗一手镇压的和剌窝斡起义，为了突出这个所谓“仁君”的“丰功伟绩”，本书则以《叛臣传》形式比较具体地记载了这个事件的始末。《五行志》中的一些童谣，如贞佑年间流行于卫州地区的“圑圝冬，劈半年，寒食节，无人烟”，生动地反映了金末民不聊生、萧条荒凉的景象。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阶极门争，以及在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下发社会现实。《金史》还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女真族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关于女真及其有关各族早期的情况，多不见于其它史籍。本书的志比较详细，为我们研究金代名项制度、行政区域、自然现象等，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

《元史》是记载自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大蒙古国至元朝灭亡160余年历史的史书。1206年，蒙古族卓越的首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各部落后，建立了蒙古帝国。1271年，忽必烈在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同时，也接受汉族儒士的建议，改国号为大元。1276年，元朝灭南宋统一全国。元朝自成吉思汗始，共传14位皇帝，立国162年。元顺帝统治后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军队攻克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逃到漠北，元朝灭亡。明朝建立的时候，元朝的残余势力仍然很强大。元顺帝在漠北地区仍然维护着自己的统治，史称北元。参与镇压红巾军的地主武装在陕甘地区与北元协同抵抗明朝，元朝残余势力还占据着东北和云南，江南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不肯与明朝合作。朱元璋面临着巩固统治和统一全国的任务。为了巩固政权，笼络元朝遗民，招抚和平定割据势力，朱元璋利用编修《元史》这一举动，来表明自己建立明朝的合法性。《元史》修成也就意味着一个朝代的结束，从而打消元朝残余势力复国的幻想。明朝在建国之初即急于编修《元史》是有着良苦的政治目的的。同时，明朝修《元史》也是为了总结和吸取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为明朝的长治久安提供借鉴。洪武元年十二月（1368年），朱元璋下诏编修《元史》，命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并组成了16人的编修班子。第二年二月正式开局修史，至八月就完成了元顺帝元统元年以前的部分。接着又派人到各地征集史料。明朝修《元史》时，元朝的各位皇帝的《实录》、《后妃功臣列传》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元史》的《志》和《表》则主要取材于元朝所修《经世大典》。《元史》全书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本纪：按两汉本纪，事实与言辞并载，兼有《书》、《春秋》之义。及唐本纪，则书法严谨，全仿乎《春秋》。今修《元史》，本纪准两汉史。志：按历代史志，为法间有不同。至唐志，则悉以事实组织成篇，考核之际，学者惮之。惟近代《宋史》所志，条分件列，览者易见。今修《元史》，志准《宋史》。表：按汉、唐史表所载为详，而《三国志》、《五代史》则无之。唯辽、金史据所可考者作表，不计详略。今修《元史》，表准辽、金史。列传：按史传之目，冠以后妃，尊也；次以宗室诸王，亲也；次以一代诸臣，善恶之总也；次以叛逆，成...[更多内容]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这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成书如此迅速，主要在于宋太祖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同时也因为去古未远，可资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范质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实录简编——《建隆五代通录》，从而为修史提供了极大便利。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共3）》是索检明、清两朝人物史料的一种工具书，内容包括两朝考中的进士51624人。用两朝的进士题名碑录，加以校订补充后，按照四角号码检字法排列，藉此可以迅速地索得两朝进士的考中年份、名次和他们的籍贯。其考中年份，可以确定他们开始参与当时上届社会活动的主要年份；据其籍贯，可以向相应的地方志等资料追索传记。对于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史工作者，是一部有用的工具书。

老学衡茅底，秋毫敢自欺？开编常默識，闭户有余师。大莭艰危见，真心萝寐知。唐虞元在眼，生世未为犀。这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公元三五一二○九年）自题其读书室老学庵的一首诗（见剑南诗稿卷五十）。老学庵的命名，大约在淳熙之末（一一九○年），陆游退居故乡山陰（今浙江绍兴镜湖以后］。庵在镜湖边上，只有茅屋两间，但背绕青山，面临碧水［二］，对诗人来说，倒也是个读书写作的好地方。陆游又自叙其老学庵命名之义，说是“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燭夜行”之语”（剑南诗稿卷三十三老学庵诗自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可能有些条目写於在这之前，但最终的完成，应在镜湖边上闭门读书之时，否则不会以老学庵作为书名的。陆游的幼子陆子遹说：“老学庵笔记，先太史淳熙、绍熙间所著也［三］。”这话大抵是可靠的。陆游是著名的诗人，也是见识广博的学者。会稽续志说他“学问该贯，文辞超迈，酷喜为诗，其他志铭记叙之文，皆深造三昧；尤熟识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处：以故聲名振耀当世”。在陆游众多的著作中，老学庵笔记所佔的比重虽然不大，但书中所记，多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之事，内容豊富，颇有参考价值。其中，有关抗金活动的记载较多，如卷一记宋高宗赵构“维扬南渡时，虽甚仓猝，二府犹张盖搭狨坐而去，军民有怀甎狙击黄相者”，卷二记殿前司军人施全刺杀秦桧，又记民间画家赵广宁愿被斩断右手拇指，也不愿为金军绘画遭擄掠的宋朝妇女，又记在金人佔领区内，有一个在原宋都开封卖炒栗子出名的平民李和，他的儿子冒着危险向南宋派往金廷的使臣挥泪进献炒栗子等条，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抗金情绪，以及对南宋统治集围中投降派的强烈愤恨。对於秦桧的揭露，如卷一记秦桧“杀岳飞於临安获中，都人皆涕泣”，又一条记秦桧“当国，数以言罪人，势焰可畏”，卷三记秦桧的“十客”，卷二记宋汴讽刺秦桧所为是“去不得的勋业”，卷八记秦桧专權忮刻，卷二、卷三、卷五分别记载秦桧的儿子秦熺及孙女的仗势欺人，强横霸道等等。对於农民起义，如卷三记童贯镇尘方臘起义时买卖官爵，卷九记王小皤（波）、李顺起义的经过，有助於对农民起义的开究。笔记中还有大量的篇幅，记有关当时的名物典章制度和各種逸闻趣事，则有助於对文化史的研究。另外，陆游的山会诗话没有传下来，笔记中还保存一些有关诗论的材料，可以见出他的一些作诗主张。对於老学庵笔记，前人有过不少好的评价，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说陆游“生识前辈，年及耄期，所记所闻，殊可观也。四库总目提要说笔记“轶闻舊典，往往足备考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说它“雜述掌故，间考舊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这些话，並不过分。总之，内容豊富，態度严肃，资料性强，是这本笔记的特点。在宋人的笔记之中，它可列入佼佼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