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志毅（1947～），生于哈尔滨市，现执教于大连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本书收入研究先秦史的一些文章，如《对原始社会时期国家研究中重要相关问题的再认识》等。还收入古典诗文与传统文化等研究文章。

二、人生哲学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最频繁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玄学的流行，使得六朝士人思想空前活跃。名士们个体意识的崛起，演变为当时社会人生的各种矛盾。由于汉帝国的崩溃，儒家的衰落，礼教的松弛，老庄的兴起，促使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成为一种时代的文化精神，从而激化出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与冲突的历史背景下，六朝又是一个没有思想权威而又正在重建新的价值观的时代。人们无拘无束地凭借着自己的个性、思想、学识来设计理想人格，选择人生态度。在迷惘与追求、困惑与探索相混杂的心态中，既有生的沉迷执着，又有死的超然人化；既有物质的享受满足，又有精神的自由逍遥；既有醉生梦死、浑浑噩噩的颓唐蒙昧，又有忍辱而不失风度的放达；既有虚幻的仙佛世界，又有愤世嫉俗的现实批判；既有澄明恬淡的修身养性，又有返归自然、怡然自乐的超然世外。所有这一切，构成六朝人生哲学丰富多彩的画面。l.死矛盾的沉思人生以生命的存在为现实基础。有生必有死，人生总是有限的。死的默念与生的沉思，即对生死矛盾的思考，构成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六朝面临的时代课题。在远古时代，由于没有产生剩余价值，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加之愚昧无知，因此原始人不会感到死的恐惧和悲哀。以后随着生产力和人类文化素质的提高，开始意识到死的不可避免，于是咏叹时光的流逝，产生淡淡的哀愁。面对宇宙无穷而人生有限的矛盾，儒家学说只重生不重死，对生死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孔子对于生与死的矛盾，有一个明智的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当他面对着滔滔东去的黄河之水时，直接感受到时光流逝的不可逆性，便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感叹人生如同流水般地迅速消逝，一去不复返。但是，他并没有为人生的有限而悲观沉沦。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时，是意识到一旦把握人生的价值，尽最大努力去把握这有限的人生，就死而无憾。儒家以理性主义态度对待人的生死问题。道家学说对人的生命存在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不回避死的问题，将生与死联系起来思考，在生命观上比儒家更具辩证性。面对死亡，庄子具有哲人的洒脱与智慧：“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就是说，生与死是相互联系着的自然变化，“生而不悦，死而不祸”。普遍地激烈地表现出对死的悲痛和对生的留念的，是在东汉魏晋之际。东汉以来由于朝代更迭，得势者大杀异己，战争频繁，瘟疫流行，死亡无数，人们痛感时不我予，慨叹人生短促，这就激化了生与死的矛盾。又由于时重士族，若隐退则门户无托，而身仕乱朝，若从政则生命可忧。为寻找自全之计，就试图调和进退出处的矛盾。加之，此时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舒适的生活享受，使人们意识到生命可贵；但是生命的短促，又唤起了人们对死的恐惧。据考证，魏晋六朝名士的寿命一般不长。面对惨痛的社会觋实，他们喟叹人生短促。生死无常，对现实生活有着强烈的欲求和留念，因而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潇洒不群．超然自得，既纵情享乐，又满怀玄思，对人生的命运、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沉的哲理思索。六朝时期，由于人的个体意识的崛起，控制情感的大堤崩溃了，。六朝名士意识到生之不易，死之可期，“以生为贵”①的思想由此而生，并继承与弘扬道家“贵生、保身、全性”的人生理论，为追求生的权利而执着探索人生的真谛。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自身的生命价值，对死亡产生无限的迷惘和悲痛。在这一情况下，痛惜。人生短促”的绝唱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六朝名士喜欢服药的根本原因，是有感于生命短促和时光流逝。《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王孝伯（恭）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王恭之所以欣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两句，与他服药行散有某种联系。自汉末以来，人们就一直企图通过炼丹吃药以延年益寿乃至得道成仙。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折枝，泫然流泪。”东晋大将军桓温少有豪迈气，胸怀大志，在北征途中，目睹前种之柳，皆已大至十围，联想到当时逆胡未诛，余烬假息。桓温在亲勒部卒，建旗致讨途中，感年华之飞逝，叹事业之未就，悲人生之渺小，触景生情，泫然泪下。后来，庾信在《枯树赋》中，把桓温的话写成一首凄怆感人的抒情诗：“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宇宙无限，而人生有限；事业无止境，而寿命太短促，使无数士人陷于无穷的遑惑、迷惘与悲伤、恐惧之中。桓温此种以人生的价值在于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难能可贵。除桓温这种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外，六朝名士如何使不安的心灵得以解脱呢？记载六朝史实的文献，特别是《世说新语》、《晋书》、《高僧传》中，都有不少这一时期尤其是东晋名僧与名士交往的事迹，他们从玄言佛理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寄托。东晋江南名僧支遁，字道林，兼通佛学和玄学，与东晋上层文士谢安、殷浩、许询、王羲之过从甚密。据《晋书·谢安传》说，谢安未人仕之前，一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沙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人则言咏属文。”王羲之写过著名的《兰亭集序》，此序通篇着眼于“死生”二字。永和九年．王羲之邀友人会集兰亭，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洋溢着一片欢愉的气氛。此时，王羲之游目骋怀，仰视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由此引发出人生思考：“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育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成立于1981年12月1日，是全国建立较早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之一。1987年，本所确定以元代文史和元代古籍整理为科研重点。1990年，本所编纂的《全元文》被批准列入古委会“八五”重点资助项目。此后，该项目又被列入教育部“九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国家《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1991：2000年）》和“八五”计划、“九五”计划重点项目（《全元文》已出版1～20册）。本所根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古籍所建设四项标准，结合《全元文》的编纂，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和学术特色，于1991年成立了元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多有自己的研究专题，并已开始资料收集工作，再加以《全元文》的副产品，计划编辑出版《元代文史研究资料丛刊》。（该项目已列入教育部“九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许嘉璐教授主持的《二十四史全译》，已列入高校古委会“九五”重点项目，该项目由全国数百名专家共同完成，师大古籍所承担《元史全译》。（已完成）李修生教授还承担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分卷主编。（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已完成）古籍所研究人员完成发表论文一百多篇，专著及教材二十余种。元代文史研究除上述项目外，还有《元史选译》《元杂剧史》《元代书院史》《元代史学思想研究》《元史艺文志补》《经世大典辑校》《萨都剌集》等；并出版《元代文史论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四期，与《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联合出版《元代文化专号》一期。1998年9月，本所与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文学遗产》编辑部、《文史知识》编辑部联合举办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同时，还举办了元代文化高级研讨班。到会中外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共一百六十余人，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内蒙、江苏、山东等23个省市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收到论文90篇。原来我们已经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商定出版《元代文化研究》，不定期出版专辑，现决定将这次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的专刊作为《元代文化研究》的第一辑出版。虽然，在会议期间，本所与《文史知识》编辑部已联合出版一期“元代文化专号”，有的文章已在专号刊载，但此期出版在选编论文时遇到的最大困难仍是受篇幅的限制，不得不将一些好文章割爱，有的文章经过压缩，有的只能存目。处理不周之处，尚祈诸位代表见谅。这本文集得以出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责任编辑唐正才同志辛勤工作，使《元代文化研究（第1辑）：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专辑》减少了一些错误。谨表示感谢。白寿彝先生是古籍所的首任所长，他对《全元文》的编纂和所研究方向的确立，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全元文》编纂工作开始时，他一再要求注意质量，他说：“这项工作对语言、地理、疆域、民族及其他有关文献知识所需甚广，很不容易掌握”“靶子愈大，被击中的地方愈多（指被人发现的错误）”，一定要认真工作。当《全元文》工作取得一定进展时，他又提出：“现在看来可以正常地做下去了，要注意整理与研究结合，只整理不研究，整理也做不好。每个研究人员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题目。”在病逝前不久，他在病床上还叮嘱我们：“研究要有计划，要抓重大问题。”至今耳畔还萦绕着他充满希望的话语。谨以此辑献给白寿彝先生。

一部追溯华夏民族绵延生息的恢弘史篇，一幅尽现中国风俗源远流长的辽阔画卷。风俗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多层面，历来有关研究著作论述的范围颇有出入，我们经过多？翁致郏谌险嫖∏叭顺晒幕∩希η笥兴黄啤＝悠淠谌莺托问剑浞治场⒎巍⒕幼⒔煌ā⒒橐觥⑸ピ帷⑹俚⑽郎＝⒔患省⒕蒙⒂槔帧⒆诮绦叛龅却笙睿⑴μ教指鞲鍪贝缢椎幕咎卣骷把荼涔媛伞？本书按时代划分，共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民事十二卷，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风俗发展的历史轨迹，至于各卷的章目设置。本着“求朋同，存小异”的原则，力求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

本书既有对新华社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回忆，更有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这一件件大事、一篇篇文章，都是珍贵的社史资料。

本书包括：宋代相扑戏；宋代的说话人与讲经者；宋代的闲人、小偷与骗子；宋代的报晓人与出市；宋代的乞丐与牙婆；宋代的新婚礼与小儿诞生等内容。<

《中华文明传真》是一套开创性的丛书，它将中国历史从帝国将相、改朝换代的框架中释放出来，用文献和考古学结合的方法，以最新的考古成果全方位、新视角、多层面、新观念去重新阐释。将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观念，物质文明最重要的细节，用现代的手法展现出来，因而从内容到形式，皆独具特色、富有新意。中国的历史从未被如此剖析过。历史的发展与当时的环境、物质条件、文明程度息息相关，展示和阐明这种种联系，对于认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是十分必要的，但却是以往未曾被重视的。为此，我们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和文物考古所的大力支持下，选取了数千幅照片，其中包括珍贵的航拍和卫星照片，重现古代的都城、山川形势等，使读者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环境。各地博物馆和文物考古研究所还专门为本书拍摄最新考古现场和出土文物照片。至于一些已经湮没无法拍摄的遗迹，则以三维电脑图或插图复原本来的面貌。利用最新的考古研究的成果弥补文献记录的空白，突破以往历史以文字叙述为主的旧模式，透过精练简白的文章、多元的视像元素，让中国历史立体地呈现出来。中国的历史从未被如此展示过。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用考古文物资料来演释中国文明史的大型读物。全书分十卷。突破传统的编史程式，运用新的史学理念，第一手的考古文物材料和丰富的古籍文献资料，借助生动的文字和大量图片视象效果，为读者梳理一条清晰的中国文明发展之路。<

我国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传说时期。这个时期，大约和我国古代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相终始。原始氏族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没有文字，没有文字书写的历史记录，因而也没有史学。不过，在其缓慢发展过程中，却逐渐产生了历史传说，并获得了极为充分的发展。远古历史传说，是远古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史学产生的渊源，是先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总结这一遗产，探讨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内容、特点与价值，对于原始社会史特别是对史学史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川大学“211工程”项目。本书介绍了盛唐时代的社会气象，日本社会在唐代以前的形成和发展，唐代的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往，唐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唐代文化影响日本的意义等内容。

《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人民出版社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对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皇帝及其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兼顾可读性，是目前较好的帝王传记丛书。　《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以严谨的态度，细致的考辨，流畅的文笔，叙述出武则天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尤其对于她的性格特征、家庭关系及统治风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廓清了以往研究中的许多错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