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西晋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昊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记载时间顺序第四位，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后人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关。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三国志》在选材上比较考究典型。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l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生活在唐朝》主要内容包括穿越·樱花、生活在唐朝、大明宫花絮、月殇、沉、马戏团、佛珠记、宫女、世仇、日之札记、丝绒城堡、北欧玫瑰、关于死亡、奶酪、花瓶、项坠、告别、摩天游乐轮、心的犯罪等。

《晋书》百三十卷，相传为唐臣房乔等所撰，盖采集晋朝十有八家之制作，及北魏崔鸿所著之《十六国春秋》等书，会而通之，以成此书。独宣武二帝纪，与陆机王羲之传论，出自唐太宗手笔，故概以御撰称之，义在尊王，无足怪也。后书评论《晋书》之得失，不一而足，而《涑水通鉴》《紫阳纲目》叙述晋事，书法与《晋书》相出入者，亦不胜举焉。愚谓当今之时，以古为鉴，不必问其史笔之得失，但当察其史事之变迁。两晋之史事繁矣，即此内讧外侮之复杂，仆已更难详。宫闱之祸，启自武元，藩王之祸，肇自汝南，胡虏之祸，发自元海；卒致铜驼荆棘，蒿目苍凉，鳌坠三山，鲸吞九服，君主受青衣之辱，后妃遭赭寇之污，此西晋内讧外侮之大较也。王敦也，苏峻也，陈敏杜搜祖约也，孙恩卢循徐道复也，而桓玄则为篡逆之尤，此东晋内讧之最大者。二赵也，三秦也，四燕五凉也，成夏也，而拓跋魏则为强胡之首，此为东晋外侮之最甚者。盖观于东西两晋之一百五十六年中，除晋武开国二十余年外，无在非祸乱侵寻之日，不有内讧，即有外侮，甚矣哉！有史以来未有若两晋祸乱之烈也。夫内政失修，则内讧必起，内讧起则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虫生，墙罅蚁入，自古皆然，晋特其较著耳。鄙人愧非论史才，但据历代之事实，编为演义，自南北朝以迄民国，不下十数册，大旨在即古证今，惩恶劝善，而于《两晋演义》之着手，则于内讧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盖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内讧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不特两晋为然，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天下宁有蚌鹬相争，而不授渔人之利乎？若夫辨忠奸，别贞淫，抉明昧，核是非，则为书中应有之余义，非敢谓上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劝戒之意云尔。惟书成仓猝，不免诖误，匡我未逮，是所望于阅者诸君。中华民国十三年夏正季秋之月，古越蔡东藩自叙于临江寄庐。

蔡东藩（1877-1945），渐江萧山人，著名通俗史家。自1916年至l926年10年同，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迄民国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蔡著名为演义，实为通俗历史。其作品主本信史，旁征野史，取材审慎，观点平实。内容丰富，真实可信。叙述有法，用语雅洁，自评自注，理趣兼备。可谓通俗史著的经典。蔡东藩也因此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此次出版的“蔡东藩说中国史系列”，包括了蔡东藩先生的全部断代史作品，内容前后相继，但每部皆可独立成篇，构威了一整套中国通史。

《战国策》，汉人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记载了战国初年到秦统一240年间，12大诸侯国缤纷多姿的历史面貌。在战国这样一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往来于各国之间的纵横家是时代宠儿，他们多以谋臣策士的身份登堂入室，指点山河，旁征博引，巧思妙喻，机锋敏睿，汪洋恣肆，从某种程序上影响了一个时代诸侯国的盛衰和历史的走向。这部国别史著作充分展现了古代先贤语言和计谋方面达到的高精境界，洋溢着令今人叹为观止的人生智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战国策》是战国时期各国史官记载的策士们游说诸侯国的言论资料。全册书记载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以及相互倾轧的阴谋诡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起三家分晋，下至楚汉之争二百多年中，各诸侯国之间和各国内部各阶级、阶层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昏庸腐朽，以及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这些都为研究战国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蔡东藩（1877-1945），渐江萧山人，著名通俗史家。自1916年至l926年10年同，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迄民国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蔡著名为演义，实为通俗历史。其作品主本信史，旁征野史，取材审慎，观点平实。内容丰富，真实可信。叙述有法，用语雅洁，自评自注，理趣兼备。可谓通俗史著的经典。蔡东藩也因此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此次出版的“蔡东藩说中国史系列”，包括了蔡东藩先生的全部断代史作品，内容前后相继，但每部皆可独立成篇，构威了一整套中国通史。

《春秋稗疏 春秋家说 春秋世论 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主要内容包括：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

秦汉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如何出现？又如何运作？和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较，这套体制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经验中的一大特色。过往学者每每从春秋战国这“天地间一大变局”的角度出发，强调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剧变。注意变化，有时不免会忽略了其中的不变，或变化不是那么剧烈的部分。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根本的“底色”。《天下一家》和《治国安邦》两本著作主要关注的就是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社会特质和统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和官僚士人的价值观。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以时代、课题，或以材料区分，有所谓的断代史、专史，又有出土文献学、简帛学、敦煌学等等；中国史和外国史更是楚河汉界，互不相通的两大营垒。这样的专业分工造成研究上“囿于一隅”的现象，课题和视野都为之割裂、窄化和浅化。作者在长期对秦汉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致力学习秦汉的简帛和图像资料，除了步武前辈，也试图探究新的课题，利用新的方法或工具，摸索新的可能。《地不爱宝》和《画为心声》要收录的就是这两方面的论文。

秦汉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如何出现？又如何运作？和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较，这套体制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经验中的一大特色。过往学者每每从春秋战国这“天地间一大变局”的角度出发，强调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剧变。注意变化，有时不免会忽略了其中的不变，或变化不是那么剧烈的部分。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根本的“底色”。《天下一家》和《治国安邦》两本著作主要关注的就是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社会特质和统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和官僚士人的价值观。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以时代、课题，或以材料区分，有所谓的断代史、专史，又有出土文献学、简帛学、敦煌学等等；中国史和外国史更是楚河汉界，互不相通的两大营垒。这样的专业分工造成研究上“囿于一隅”的现象，课题和视野都为之割裂、窄化和浅化。作者在长期对秦汉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致力学习秦汉的简帛和图像资料，除了步武前辈，也试图探究新的课题，利用新的方法或工具，摸索新的可能。《地不爱宝》和《画为心声》主要收录的就是这两方面的论文。

秦汉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如何出现？又如何运作？和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较，这套体制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经验中的一大特色。过往学者每每从春秋战国这“天地间一大变局”的角度出发，强调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剧变。注意变化，有时不免会忽略了其中的不变，或变化不是那么剧烈的部分。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根本的“底色”。《天下一家》和《治国安邦》两本著作主要关注的就是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社会特质和统治体制之间？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和官僚士人的价值观。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以时代、课题，或以材料区分，有所谓的断代史、专史，又有出土文献学、简帛学、敦煌学等等；中国史和外国史更是楚河汉界，互不相通的两大营垒。这样的专业分工造成研究上“囿于一隅”的现象，课题和视野都为之割裂、窄化和浅化。作者在长期对秦汉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致力学习秦汉的简帛和图像资料，除了步武前辈，也试图探究新的课题，利用新的方法或工具，摸索新的可能。《地不爱宝》和《画为心声》？要收录的就是这两方面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