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带着一丝血腥的时代，但那也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想被别人统治，唯一的选择就是统治别人。生于一个那样的时代，他们必须义无反顾地把时代当作自己的舞台。于是，顶盔贯甲的武将来了，他们在万马军中拼死冲杀，哪怕到头来身首异处，马革裹尸。摇着鹅毛扇的阴谋家来了，他们在庙堂之上设谋划策，滔滔雄辩，哪怕到头来家国俱碎，只是画饼。许多人不喜欢做历史研究，但历史本身却以无可阻挡的魅力让我们沉迷在了他的怀抱。

契丹，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源于鲜卑，发轫于唐末，曾臣服于突厥、回纥等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并以州县形式，长期受中原中央政府羁縻节制。 公元九、十世纪是中华大地群雄纷起的时代。在天才的政治家、军事家、民族领袖耶律阿保机及其家族的领率下，契丹族从一个原本弱小的族群，历经坎坷、励精图治，从辽河流域向四方拓展，最终实现了包括中原之“燕云十六州”在内的北中国的统一，建立了绵亘两个多世纪的辽朝。 辽朝和后续的西辽王朝，在中古世界史、中国古代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仍有一些国家和民族语言，用“契丹”来指代中国”……

新唐书艺文志「乐类」著录崔令钦教坊记一卷。崔令钦自序云：「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三二是坊中人。每请禄俸，每加访问，尽焉余说之。」他是很熟悉唐教坊中的人与事。天宝末，安史乱起，他与当时许多士人一样，避地江南，到达润州（今江苏镇江），「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可见，教坊记记事真切可信，与一般仅靠传闻的记载迥然不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公元1711年9月25日），卒于嘉庆四年正月（公元1799年）。他在位六十年，仅次于其祖父康熙皇帝，而其执政时间长达六十三年，年寿八十有九，堪称中国历史之最。 他少年时为祖父康熙皇帝爱重，青年时顺顺利利登基为君，开疆扩土，文治武功。在他的手中，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以巩固，社会经济文化亦进一步发展，大清的统治达到极盛。 乾隆皇帝的盛世功业为后世赞誉，然而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更有那说不尽的逸事、传闻、野史、秘辛。比如，他究竟出生在哪里？他的生母是谁？甚至，他是雍正皇帝的亲生骨肉吗？他是不是海宁陈家的孩子，被雍正用女孩调了包？一代雄主的身世之谜，引发后世众说纷纭。事实究竟如何？请看本书详解。

《天平（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是两宋辽金元史研究领域中的后起之秀，凭借扎实的史料功底，以流畅生动的笔法，对这一段历史作出巨细相接的全方位观照，特以线条清晰、形象分明，廓清浑沌茫然的迷雾。在同类题材的通俗性文史著述中，可谓无出其右。

《别笑，这是大清正史3：十全武功》是《别笑，这是大清正史》系列第三部，描画了自康熙末年诸子争立至嘉庆初年平定白莲教约80年间的历史。其中以雍正、乾隆两朝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征伐贯穿全篇，而乾隆帝所谓的“十全武功”则是作者全力论述的重头戏。书中，雍正帝矫诏篡位，残杀兄弟，屠戮功臣，摧残士人及神秘被刺，乾隆帝两平准噶尔、大小金川之战、缅甸之役等丢人现眼的“十全武功”，惨烈的文字狱及各种宗教起义，都得到最优特色的体现。作者眼毒心明，无情地拆穿康雍乾三朝所谓盛世的谎言，将雍正、乾隆内心的阴暗与变态淋漓尽致地剖露出来，足以令深受教科书毒害的读者大跌眼镜，脊背发凉。对战争的描写，尤其是岳钟琪、兆惠、福康安等名将的功业都有着非常精彩的体现。比之于前两部，本书的写作技法更为纯熟，勾画更为精巧，对人物的论述更为精辟，文字更为流畅生动，考证也更为翔实有力。老雾毕竟是老雾，每次都会带来不一样的期待。

摆在案头的《清史纂修研究与评论》书稿，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出版中心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联袂合作编辑成书的。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编者望我能写篇序文。为此，我曾犹豫踌躇，因为这项工作皆由两个单位参与其事的同志们辛勤完成，而且做得很圆满，本用不着我再来画蛇添足；再者，我自2002年年底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以来，由于任务重、事情繁，时怀兢惕之念，未敢稍有怠忽，虽全力以赴专注于学术编纂事务，尚感应对不遑，确难有余力再撰写序言一类的文字。然而编者却婉言劝说此属我分内之事，在编委会工作的同事也希望我说几句话置于卷前。此情之下，难再执拗，不得不勉力为之。

作为国家确立政权、划分等级的重要樗，宫廷礼乐的政治、文化功效，一直为历代帝王所重。清王朝入主中原后，为了成为汉族王朝的当然继承者，必自觉传承儒家正统，吸纳大量儒家文化，以儒家方式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中象征王权正统性的“礼”，必然被清王朝全盘接受。事实果真如此吗？清王朝的礼仪制度是否完全儒化？他们如何制作自己的典礼仪式？意义何在？本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描述清前朝宫廷礼乐的发展演变，探讨王朝统治文化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政治动因。

《历史与文明：战国史与战国文明》的诞生，有着时代的背景和特定的机缘。近年间，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这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深厚悠久历史基础的国家来说，应该说是必然的。绵延连续，从未断绝，乃是中国传统的特性，因此要深入理解中国，不能不求诸历史，而且必须上溯其历史长河，以追寻其形成奠基的根本，也便是上古的先秦时期。自从二十几年前的“文化热”，直到最近盛兴的“国学热”，贯穿着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和探究，也总离不开先秦时期种种问题的讨论。

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经过两干多年的探讨，目前已取得空前的研究成果。因为19世纪末在“殷墟”出土商代后半期的甲骨文以及20世纪初期以发掘“殷墟”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诞生后，发掘和发现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给研究工作提供了实地、实物证据。夏、商、周（西周共和元年前）三代史年代的研究历来有异说，20世纪90年代由国家组织实施了一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对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前的夏、商、西周的断代提出一个基准的意见。经过部分先秦史、古文字、考古、天文学史等二百余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在2000年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将夏王朝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将商王朝定为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将周武王伐商纣定在公元前1046年，既周灭商之年，也是周王朝建立之年。此前对周武王伐纣王灭商之年国？外有近五十种说法，大多各有所据，因此《报告》向全世界公布以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虽有学者仍持异议，但我认为比之过去的近五十种说法，甚至有的相差一二百年来说，总算有一个根据较多的基准（有学者称为标准或刻度）供研究者使用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