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内容包括：前五帝时代、五帝时代概述、五帝专论、五帝时代著名族团专论、五帝时代与新石器文化年代宏观对应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本书是关于古代考古文明的论文集。其中包括：“垣曲盆地古城东关史前聚落之变迁——史前聚落个案分析”、“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与社会”、“史前房屋布局变化的比较及意义”等。

作者简介： 常建华，1957年生，河北张家口人。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5年留系任教，现任教授，博士生士导师。主攻中国社会史、明清史。担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2002年9月以来），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2004年6月以来）。著有《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版）、《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等书，1984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140多篇。本书对宋以后宗族组织发展的关键时期时代的宗族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宗族乡约化的概念，并揭示了祠庙祭祖与宗族组织普及化的关系，深化了对宋以后宗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认识。

《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农牧工商编）》探讨了使职的由来、命名方式和基本特征。考察了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的使职设置情况，其中两汉时期计有21种使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计有23种使职，隋朝计有13种使职。重点考察了唐朝使职设置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使职的机构设置，使职的数量和分类等问题。并具体考察了唐朝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等领域内设置过的54种使职，指出了使职在汉唐期间由不规范到逐步规范，由临时设置到常设固定、由局部设置到系统设置的变化过程，初步揭示出这种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及政治体制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

北朝法制是汉唐之间中国封建法制从初创走向成熟的重要环节。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北朝法制的源流、发展、成就和历史地位，探索了北朝法制从初建到完成的演变规律。作者一方面广泛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对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充分历史考察基础上，广征博引，周密考证，形成自己对北朝法制若干问题的独到见解。这部论著对中国法制史以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本书是一部很重要的史书，因为留到今天的先秦时代的文献，尤其是西周以前的文献，实在太少，我们既不能不负责任地、很轻意地将它们全部归于战国甚至秦汉时代，也不能不顾很多学者从中发现的问题把它们统统归于春秋中期以前，认为全是孔子所论百篇之余。而且，如按刘向所说，《逸周书》为孔子论《尚书百篇》之余，这在古代也就无形中贬低了它们的文献价值：或思想非儒家之正，或史料踳驳不可信据。这也是自汉代来以言三代者只引《尚书》，而很少注意于《逸周书》的原因之一。所以，今天我们研究《逸周书》，既不是维持疑古派所作的判决，也不是完全回到刘向的看法上去，我们要作出自己深入细致的分析。

我国人民，在人种民族方面，往往自称是汉人，以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但“汉人”其实并非人种学的概念，因为汉朝以前必无所谓的汉人。汉人是指接受汉文化且经历过汉朝统治的这一群人，这群人之中其实包括了西羌、东夷、南蛮、北匈奴，但至今均已统称为汉人，因此这是一个文化概念。犹如海外许多华埠被称为唐人街、海外华人常被唤做唐人一样。汉唐之音尘，虽已去之邈远，吾人似乎还乐于接受它作为我们的共同印记与标帜。　汉唐的声威当然是烜赫可羡的。据考古研究所见，两汉长安城的宫殿，面积是现今北京紫禁城的二十几倍。现在的紫禁城，游览一趟都够令人目眩神摇了，何况汉代那“长廊广庑，途阁云蔓，闬庭诡异，门千户万”（张衡《西京赋》）的气象？现在我们去游北京颐和园，已感叹其昆明湖之浩淼；但汉代昆明湖的遗迹，尚存十几平方公里，竟是清朝圆明、长春、万春三个园林总和的三四倍，这又是什么气象？班固《西都赋》说在这些湖上可以“览沧海之汤汤”，实非虚语。　这种恢闳宽阔的建筑景观，其实正表现着一种恢阔广博的精神意态。地涵海负，雄浑开扩。而且这不是平面的开展与延伸而已，更有着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宇宙精神。所以班固说：“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若穿地为池，也是“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充满着挥斥八极、与天地同其呼吸的态度，坦坦荡荡，行坐笑傲于日月山川之间。　但是这种令人向往艳羡的精神，在近代却颇遭嗤议。批评者说汉人的宇宙精神是宇宙论、未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说其上下与天地同流，是混方士于儒生，人文精神不免受了斲伤，且有君权神授之嫌；又说其恢闳只是夸饰；且谓其精神均遭礼教束缚，其学术亦深受政权独尊儒术所宰制。故先秦所开之人文精神至此乃一大压抑与扭曲，须待魏晋始由经学及礼教中解放出来，重新开启人的自觉。政治则更要迟至清末，方能逐渐摆脱秦汉专制王权之宰制，获得自由与民主……总之，万方有罪，罪始秦汉。　我在求学过程中，四处都充满了这种氛围。上文学史课，老师即痛骂汉代的代表性文体汉赋是“笨赋”，认为它体制庞大、堆垛铺张，虽侈陈物象、靡丽堂皇，但远不如魏晋六朝小赋情致摇曳，更能动人。甚至还有人说此非文学，不过是古人所编的一种类书或字书辞典罢了。上哲学史课，老师又痛批，谓汉代简直没有哲学，都是一些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类的迷信；讲气、讲宇宙论，更是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上思想史学术史，则经学烦琐的笺注，声韵文字训诂，令学习者如堕五里雾中，人人叫苦不迭，视如天书，也不觉得其中有何思想可言。偶读一二论列汉代思潮之书，所谈亦无非儒法斗争，或儒家与专制王权之冲突而已。而谈起政治社会史，汉代更惨。王朝之虐酷、人民之困苦、法律之苛严、社会之黑暗、三纲五常之不合理，无不被反复强调，反复痛骂。仿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专制落后所造成的一切屈辱，推源溯始，都该由秦汉来承担。所有的课程，在先秦部分都显得生机盎然、异彩纷呈。一进入两汉，就沉重凝肃了起来。它庞大而庄严，但却显得那么困滞，其恢张徒显为妄诞，其广博亦仅显现为浅陋。要到魏晋，才又让人眼睛一亮，精神从沉重中松缓过来，感觉山清水媚、风光旖旎，如见魏晋风流人物，峨冠博带、裙屐清谈。　当时整个学界的意见气候大抵即是如此。但我浸润于其中，却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因为我读汉代文献，有着很不一样的感受。例如乐府古辞，无论是“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的缠绵，“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的忧伤，“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之悲凉，“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乃伤悲”之古直，无不深深撼动着我，为之击节嗟咨不已。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更是古人早有定评。“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无不蕴涵宇宙之大疑问、大悲哀，直叩人生存在之谜。纵或被视为伪作的苏李赠答，“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也令人低回不已。而那些赋，在我看来，也是有生命的。贾生鵩鸟、班固幽通，曹大家之东征、张平子之思玄，固无论矣。王褒洞箫、马融长笛，以及傅毅之赋舞，亦均醰醰有味，足以兴发志意。即使是上林、羽猎、甘泉、两都，恢拓闳肆，又何可多得？岂仅一句“笨赋”即能抹煞？　文学如此，经史等等亦然。史籍不必说了，史迁孤怀闳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班固密栗沈实，皆非后世史著所能方驾。经学章句，虽遗佚者多，但相关之训释笺注，毕竟仍是后人掌握儒学的渊薮或键钥，不可不考。且寻索玩绎愈久，愈能感觉其中含蕴弗穷，足供沉潜。就连习学者视为畏途的文字训诂材料，其实也有许多道理可说，可惜现今学者未能发挥罢了。　诸如此类感受，越来越强烈之后，我才逐渐体会到对汉代的轻忽或贬斥，本身就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事。　中国学术，本来即有汉宋两大思潮体系。宋学崛起，原就具有革命性质，所以认为汉魏南北朝所讲之经学儒学均未能延续孔孟之道，必须等到周敦颐、程明道等人，才接上了正道的统绪。可是宋学传至明末，学者又觉得它恐怕与孔孟有些距离，原始儒家之真面貌，或许仍应由汉人所传的经学中去找寻。故又推崇汉学以反宋学。此一风气，发展到晚清民初，渐渐形成了几种路向：一支继续提倡汉学而以经学考证为主，既将其范围扩及史籍与诸子等领域，又以文字声韵训诂为主要方法及学术内容。另一支则觉得汉人经学之真精神并不在考证，而在于发扬孔子的微言大义。故此一派学者以西汉公羊学为主要典范，讲通经致用之学，影响了清末的中兴、维新、革命等运动。还有一支则是起于对这种强调汉学风气的反抗，认为宋学仍有其价值，不宜废弃，且逐渐从汉宋并重发展到愈来愈偏于宋学的形态。　五四运动后，胡适等人标举汉学，称为科学方法，但反对汉学的思想内容。谓汉儒天人感应之类说法及独尊儒术的做法，是将专制王权与神权结合于学术权力，致使儒学为专制帝王服务，其内容又充满了迷信与虚妄。反对胡适这一类讲法的人，则提倡宋学，说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士未能理解中国文化之大根大本。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是什么呢？就是孔孟所开，而为宋明理学所承继发扬之道统云云。　在这种情况下，汉学除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之外，几乎是毫无价值了。　这样的学术发展，形成于历史的脉络中，我人虽感遗憾，而实亦无可奈何。对于整个学界鄙薄汉代思潮的状况，我并无力扭转。但我深知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近人对汉代之认识实多偏差。我之所见，固然未必真确，却也不妨随便写写，在这个大时代的边缘唱些不同的调子，世或有善听者，能因机而悟，亦未可知。　这里所收录的，就是一些对汉代思潮的简笔勾勒。没有一篇不是在唱反调，也没有一篇不在想办法开辟新的窗牖、新的径路，希望帮后来者指划一些新的星图与新的前景。如此老婆心切，或许反而会遭致反感与讥诮。倘若这样，那就当这是庸人呓语，聊抒己见好啦。　第一章《汉代哲学的定位》，乃1989年赴日本九州中国学会议担任主题演讲时的讲稿，权充导论。次章《自然气感的世界》，讲汉代气类感应的观念，以及环绕着“情”而展开的人性论。1987年蔡英俊将赴英伦深造，我写这篇文章与他商榷并以送行。友朋论学之乐，析疑问难，至今缅念不已。　第三章《风俗美善的追求》，讲汉人的政治理想。这种移风易俗的态度，既是政治的，又是美学的。1998年我另出版一册《饮食男女生活美学》，即是由汉代这一思路发展演绎而成，可以互参。　第四章《文人传统之形成》，论作者观的演变，借以说明我国文人传统如何形成于汉代、确定原本与探寻本义的汉学方法为何又出现于汉代。乃1991年我与蔡英俊、吕正惠等人办《中国文学批评》时所作。　第五章《文字意义的探索》，续论汉学方法。认为汉人对文字的辨析，已成为我国学人在进行思考时最基本的方法，依此方法而形成的哲学文字学亦与西方哲学有显著之差异。　第六章《儒家的星象政治学》、第七章《儒家的历数政治学》，则以汉代言论为主，申论儒家观象授时、结合天道以论政治的思想，说明太一北辰及历数在其中之作用。民国以来，学者对于这一部分的思想都缺乏理解，今始为粗发其凡。　第八章《学圣人的儒家》以韩婴为例，说西汉儒者如何成为经生；第九章《世俗化的儒家》以王充为例，谈东汉儒者如何成为文人。前者原为参加1992年政治大学所办汉代学术研讨会而作，后者是1991年与陈茂进、林安梧、王樾、郑志明等创办《当代中国学》时写的，如今陈茂进已归道山，思之不胜悯痛。　第十章论太平道、十一章论天师道，这是汉代道教两大教团，颇有渊源而内涵各异，也拥有不同的经典。因道教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相关问题尚少人董理，因此我想讲得详细些。论《太平经》一文曾收入我《道教新论》中，论《老子想尔》则1994年曾刊于堂兄龚群所办《道教文化》中，原本也想和谈太平道一样，详细展开申论，因事搁下了，遂仅成这个部分。　第十二章《游民社会及其思想问题》，乃1996年我写《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时，以汉代为例所做的考察。这样的考察，充分说明了以往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基本状况的掌握有多么偏宕、对其中包含的思想问题又有多么陌生。　综合这些篇章来看，论旨纷论，涉及者广。但事实上对汉代思潮的描述，还只是鼎尝一脔，该谈且值得谈的问题仍然很多，本书姑以此为鼓吹罢了。闻风遥契者，必有其人，余企望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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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仪礼·丧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五服之学，是传统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儒家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因而历代研习者众，清代尤其如此。本书便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人五服文献的学术论著。作者立足于传统文献学研究角度，对清代五服文献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本书共分七章：前三章将史论有机结合起来，力求对清代不同时期的五服研究概况作总体把握，并通过部分代表著作的微观研究，充分彰显不同名家之间的学术共性与诠释个性。四、五两章则站在文献学理论高度，从文献的具体研读入手，对五服制服原则及义例观、诠释观与诠释方法等专题问题，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为今后五服文献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六、七两章，作者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紧紧围绕文献诠释中的辨伪、校勘，编纂、辑佚及特殊诠释体式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对于充分彰显清代经学研究面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本书为繁体竖排。本书是二十五史补编丛书之一，辑录明清民国学者补撰的《三国志》的大事表、大臣年表、职官表、疆域志、艺文志等著作计二十种。如万斯同的《三国大事年表》、《魏方镇年表》、《魏将相大臣年表》、黄大华的《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吴增仅和杨守敬的《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姚振宗的《三国艺文志》等，是研究三国史的重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