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2001年7月9日，午间时分，当普通大学的学生们收拾好书包走出课堂的时候，一所特殊的、开放的“大学”悄然开学了。说其特殊是指——“海内外名家名师主讲，涵盖科学人文社会内容”是它的办学方针；“聚集知识精英，共享教育资源，传播现代文化，弘扬科学与人文精神”是它的办学理念；“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是它的追求；“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是它的办学目标。论其开放是说：免试免考；不限年龄、身份；“热爱知识”是入学的惟一要求。这是哪所“大学”？《百家讲坛》。《百家讲坛》在哪儿？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高度发达的电视技术给了人类一条捷径，让我们能与知识产生如此密切的接触！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周汝昌、叶嘉莹、白春礼、厉以宁、冯骥才、龙应台……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在光与影搭建的讲台上传递着人类的精神。这精神是文明繁衍的动力，是人类生存的根基。让知识可感，让思想可触，让全球的好学之士在光与影的圣殿上与我们感同身受：拥有知识确实是一种幸福。在一千多个日出日落之后，《百家讲坛》最大的收获是七百多盘沉甸甸的磁带。七百个四十五分钟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应该算一段不短的时长，特别是当这段时长记录了人类思想精髓的时候。怎样将人类的这些思想精髓发扬光大呢？我们想到了出版，这是一种既可供收藏又便于研读的方式。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我们精选了五百堂课的内容制成了光盘，分系列结集出版；同时出版近三十本相关的图书，以满足热爱知识的人们不同的求知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此“大动作”称为2004年的“壮举”，对于他们的辛苦付出理应深表谢意。观众和读者朋友，让我们在知识的传承中握手吧！丛书编委会

《榆巢杂识》篇幅较短，但内容丰富，文学流畅。作者翰林出身，曾任京官十余年，并数出学差，晚年累任封疆，故于政坛掌故、科举考试、官吏执掌等颇为熟悉，书中所述尤为详尽，其他如民政、财政、文人轶事、地方民俗、山川河流、地理沿革等亦多有涉及，因而对研究清代中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该书流传不广。据点校者所见，仅浙江官纸总局民国排印本一种，今即据此点校。全书共一册，分上下两卷，半页十二行，行三十二字，无序跋题记。后附《武陵赵文恪公事略》一文，今一并收录、点校。

一、本书所收魏晋南北朝墓志，起三国之始，迄杨隋之末（220-618），皆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及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两书所未收者。赵万里书出版太早，五十年代以后新出墓志未能收入；赵超书所收墓志截止1986年，且不收隋志。本书所收隋代墓志，皆赵万里所未及得见，主要是五十年代至2003年底发表者；其余墓志，为1986年后至2003年12月间初次公开发表，间有早已发表而为赵超漏收者。虽出土及发表前后不一，亦统冠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之名。高昌墓志，因比较特殊，且侯灿《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2003年）整理完备，故本书不再收入。二、全书分为魏晋十六国南朝、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隋五部分，每一部分按照志主下葬日期先后为序排列。同墓出土或同一家族墓地出土之亲属，因下葬时间不同，夫妻父子前后隔异，皆一一注明，参互表见。三、墓志录文采用标准简化字，墓志中的异体、别体改为通行正字。为保持墓志形制的原貌，录文依据拓片图版，在志盖和志石每行末字后加“/”，以示原拓行款，原墓志中的空格均予以保留。少量墓志由于未见拓片图版，无法确知其行款，亦于疏证中说明。志石残泐，无法辨识者，在知所残字数时，以“□”表示；在不知所残字数时，以“■”表示。字迹模糊无法确认的，字外加方框，如“赠[原]州”。四、墓志先列录文，后附疏证。疏证意在注明拓片图版和参考录文的出处，介绍现有研究成果，并对墓志所涉史事作简单的考证和说明。五、本书所收墓志除期刊发表之外，多集中收录于一些石刻汇编类书籍中。这些书籍的详细出版信息，见参考书目，疏证中直接引用，不再一一注明。有个别墓志因拓片图版过于模糊，无法辨识；还有少量墓志已知出土但尚未公开发表拓片图版或参考录文的，特附存目以备检索。

本书是一部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专著。上编对陕北文化的概念及陕北文化区域范围的形成进行了科学界定和探讨，系统地论述陕北文化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意义。下编对陕北历史文化中的突出现象与文化艺术精粹作了专题介绍与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看法，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古都西安就像一部活的史书，一幕幕、一页页记录下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古都西安见证了“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鼎盛辉煌，然而，往日这个帝王们希冀长治久安、长久平安的长安城也几度衰落，数遭兵燹，令人扼腕地一度衰落了。《古都西安：西安与海东》为“古都西安”大型丛书之一，论述了西安与海东的有关知识，立体全景地展现西安历史，使史学走向大众，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渊博的知识性和艺术感召力。《古都西安》这套大型丛书，是想让人们对西安有更深刻的了解。能够触摸到西安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征，感受到它的灵魂，让西安走向世界，再架起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丛书按照从古至今、全面系统的原则分篇编排。每篇或按时序，或分类论述，但总的体例大致划一，以求系统、准确、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西安。丛书在保证学术水准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使史学走向大众，更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渊博的知识性和艺术感召力。《古都西安：西安与海东》为其中一册，论述了西安与海东的有关知识。

在如今的年代，怀旧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种精神寄托和思考方向。然而，怀旧又有很多种，有对历史和往事的回眸，也有对经年风景的留恋。怀旧的情感大多是朴素的，因而也有了数年前风靡一时的“老照片”等系列刊物。站在新世纪，去观望曾经的发生，每个亲历的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感动，我们希望生活其间的个体能够记录下短暂的停留以及已经或即将消逝的风景，这不单是一种念想，更当是一种责任。《流年》的产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追忆我们的逝水光阴，回首往事，见证今天，用平实的表达关照世间的情感，乃其主旨。《流年》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人文、历史、地理读物，每年出版四辑。以当今的视角去回顾历史，以纪录的文字去记录时代的进程，以极具震撼的图片去见证往日的发生。流年的风景是昨天，也是今天，更是未来。《流年》主要包括史料和遗迹的整理发掘、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自然风物的追怀等等。《流年》在每辑都设计了一个主题，以话题的形式来呼唤人文精神之于文与图的回归，无论是满载了厚重历史的文本，还是亲历者朴实无华的诉说，对于《流年》而言，都是记录光阴似水的真实格调。<

本书为笔记集。南宋赵彦卫撰。彦卫字景安。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卒年不详。宋宗室。初佐幕吴门，以学识见称于世，被人视为“外吏而内儒，学而有用者”（《拥□闲话序》）。绍熙间为乌程宰，又为徽州通判。此书有开禧二年（1206）自序，署新安郡守，其后仕历则不可考。《云麓漫钞》初名《拥□闲话》，10卷，后并刻为5卷，改今名。其内容“记宋时杂事者十之三，考证名物者十之七”（《四库全书总目》）。书中有不少资料有助于文史研究，如记建宁府松溪县银矿及矿工生活（卷二），浙东河流及船工生活（卷九），记述出使全国的路线里程（卷八）及送迎金使的经费数字（卷六）等。此外考订天文、地理、名物制度，则往往赅博；搜采方言俗谚，载述诗词遗文，亦颇多参考价值。其中如吕大防《长安图》，原书已佚，此存其概。章援（章□之子）与东坡书，向来不为人注意，韩愈、欧阳修个别佚文、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亦赖以保存，对后者且有评论，反映了当代人某些看法。但其考证亦间有纰漏。<

本书以大量的有关李约瑟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图片、珍贵的档案史料及国内外的大量评论，全面地展示李约瑟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尤其是其援助战时中国的主要经历与杰出贡献，为学术界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具有其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本书可供科学史、文化史、哲学史研究者阅读参考。<

三国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色的历史时期，即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国的历史大致经过了九十年，也就是说从公元190年军阀混战始至公元280年晋灭吴统一南方止。但也有不少史学家以曹丕称帝的公元220年算起。如果仔细考察三国的历史，还是以公元190年算起更为科学，因为在魏、蜀、吴三国形成之前，确有一段形成过程。三国是东汉王朝的继续。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宦官、外戚两个集团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倾轧，更加造成了政治的极端黑暗和朝廷腐败，再加上对羌族的连年用兵和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军起义。起义军在张角、张宝、张梁等人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其规模声势严重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汉灵帝为之恐慌，先后派兵围剿黄巾军，首先以何皇后的哥哥何进为大将军，率军屯驻洛阳近郊，派卢植赴河北讨伐张角，派皇甫嵩、朱携赴颍川（今河南禹县）讨伐以波才为领袖的另一支黄巾军。在颍川战场上，波才领导的黄巾军英勇奋战，拼杀顽强，朱携和皇甫嵩屡遭失败。后来皇甫嵩利用火攻，借大风天气，搅乱了农民军的队伍，致使农民军几万人牺牲，波才最后战死。在河北战场上，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和卢植的军队战斗了相当一段时间，相持不下，汉灵帝以卢植无能，又唯恐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打洛阳，便先后派董卓、皇甫嵩替换卢植，大规模地向张角进行攻击。皇甫嵩用计麻痹农民军，在深夜进行突然袭击。由于农民军缺乏战斗经验，没有足够的防备，致使起义军一下子牺牲了八万余人。农民军无奈退至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西），继续与皇甫嵩作战，由于双方各方面条件的悬殊，农民军十多万人壮烈牺牲。张角、张梁和张宝先后阵亡、病死。黄巾军的主力部队，经历了九个月的激烈战斗，虽然被朝廷军队剿灭了，主要领导人也牺牲了，但并没有彻底失败，不少黄巾军的余部仍在不同地区坚持战斗，一直到公元192年，青州（今山东淄博市临淄东北）的黄巾军还有三十多万。公元205年，黄巾的友军黑山军尚有十余万人。总共四十多万农民军，后来还坚持斗争了很长时间。黄巾军大起义失败了，但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使它陷入苟延残喘的境地，加速了它早日崩溃。公元189年，灵帝死，少帝立。当时因宦官的权势太大，大将军何进为控制宦官的权势发展，召引盘据在河东（今山西西南部）的董卓进京，加强外戚的权势。但事情泄露，何进反被宦官所害。袁绍带兵报复，宦官两千多人被杀。不久，董卓进入洛阳，废了少帝，令汉献帝即位。董卓对人民更为残暴，把汉朝群臣完全不放在眼里，大有取代汉朝之势。对此有不少政治野心家以讨董卓为名，纷纷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迁都于许昌，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随时用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汉朝从此名存实亡，三国时期从此拉开了历史的序幕。曹操急于早日统一黄河中下游流域，但袁绍在北方占据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幽州（今河北北部、北京市及辽宁大部）一带，势力强大，严重阻碍了曹操统一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设想。公元200年，曹、袁两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展开了战略性决战。最后，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消除了一大障碍。在此后的二、三年中，曹操彻底肃清了袁绍的残余势力，实现了黄河中下游流域的统一。在官渡之战前后，孙权在南方，继承父兄开创的基业，独霸了长江下游地区。自称汉家宗亲的刘备，这期间也没有等闲视之，而是积极策划，准备力量，待机行动。暂寄身于荆州（今湖北湖南两省的大部分及河南西南部）牧刘表。公元208年，也就是在官渡大战之后，曹操雄心勃勃，亲自率军南下，攻打荆州，追击刘备。并威胁孙权，开始实现他统一全国的计划。刘备和孙权采纳了鲁肃和诸葛亮的建议，联合作战，一致抗曹。担任吴军主将的周瑜，在赤壁（今湖北省蒲圻县境）长江南岸火烧曹军战船数十艘，孙、刘联军乘曹军混乱不堪之际，分头发动猛烈进攻，以总数不足五万人的兵力，战胜了拥有二十余万人的曹军，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致使曹操被迫退回北方。战后，孙权在江南的地位得到稳固，刘备也乘机占据了荆州的部分地区，又往西取得了益州（今四川省等），到此三分天下的形势大致已定。公元220年，曹操死，儿子曹丕继位，废了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建都洛阳。公元221年，刘备也自称汉帝，建都成都，历史上称蜀国或蜀汉。公元222年，孙权也正式称帝，国号吴，建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至此，三国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正式形成。魏、蜀、吴三国正式建立之后，大规模的战争相对减少，各自集中精力在自己的政治区域内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平本地区内零散的分裂割据势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魏国曹操在官渡之战以前，就开始了经济上的改革，着手于农业，在许昌一带办屯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后来称霸一方战胜对手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曹丕称帝后，发挥曹操的兴农思想，扩大屯田的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开辟了水稻田，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曹操“唯才是举”，提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曹丕也吸收了一些德才兼备的人物，在三国人才云集的时代，曹家人才最多。孙权统治的吴国也在江淮一带大规模屯田，在今浙江省境内广泛兴修水利，还从北方引进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大大促进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不仅如此，孙权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促使吴国的兴盛和发展。刘备建立的蜀国，任诸葛亮为丞相，在四川积极发展生产，派得力人员管理都江堰，还新修了一些水利工程。他为了安定后方，努力改善了跟今贵州省、云南省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从而加强了汉族跟西南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魏、蜀、吴三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及其文化、外交上发展都是很不平衡的。就其总体来说，魏强于蜀、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吴、蜀联合，对抗曹操。但是到了后来，吴、蜀为了争夺荆州，发生了矛盾。公元220年，吴利用关羽对魏作战的机会，突然进行袭击，奇取了荆州，杀了关羽。为此，刘备于公元222年亲自率兵讨伐吴国。蜀吴两国军队在夷陵（今湖北宜都北面）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夷陵决战，以吴国胜，蜀军败而告终。公元223年，刘备在永安（今四川奉节）积劳成疾，生病而死。诸葛亮依照先主之命辅佐刘备之子刘禅即位，继续推行联吴抗魏的原则，一心想要北上奇取中原，重振汉家大业。但是他多次北伐都没有成功。公元234年，蜀军又一次北伐，魏派大将司马懿前去应战，两军在五丈原（今陕西省眉县西南）展开了智勇相兼的历史大战，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胜负难断之际，蜀军军师诸葛亮病死军中，蜀军无力再战，无奈只好撤军。从此，蜀国的势力日渐衰落，而魏国大权慢慢控制在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架空了皇帝。公元263年，蜀国终于被魏国所灭。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帝，建立了晋朝，后称晋武帝，建都于洛阳。公元280年，司马炎调集重兵攻打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又灭了吴国。从此结束了东汉以来几十年分裂割据的局面。西晋的建立，代替了三国鼎足的历史，出现了短期的中国统一。三国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不仅涌现了大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涌现出了大批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致使三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曹操可谓是三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代表。在三国尚未形成之前，军阀混战之中就显露出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他利用各方面的条件，消除了不少军阀势力，改革东汉以来不适应自己政治需要的弊端，吸收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参加政权的谋划，网络人才，抑制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坚持统一，为魏国的建立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在军事上，诸葛亮可谓是三国时代的典型，在蜀国形成前后，他是一位能够决定成败胜负的关键性的军事家。他在著名的隆中对策、联孙抗曹、帮助刘备雄霸一方、建立汉蜀、辅佐刘禅治理蜀国、“七擒孟获”、“五出祁山”中，都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他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哲学上，以魏国最为发展，开了清淡玄学的风气。《老子》、《庄子》和《周易》号称“三玄”，是当时玄学家的经典。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是玄学的创始人。他在《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等著作中，极力宣扬“贵无”的理论，以非物质性的“无”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一种客观唯心论者。从现实意义来说，主张任其“自然”的“无为”，把封建的道德规范压低到次要地位，这便为当时封建上层的贪欲制造了理论根据，也可以说是某利颓废生活在意识上的反映。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和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在文学艺术领域，更应首推曹氏父子。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散文家。他的代表作，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自明本志令》等，在中国诗史和散文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鲁迅曾评价曹操是一代文风改革的大师。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评论专著。曹植的五言诗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曹氏父子的影响下，还有“建安七子”，他们也为当时的文学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另外在科学和医学上，也不乏人才，张仲景、华佗就是当时著名的医学大师，还有机械制造家马钧等。他们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总之，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辉煌的成就，流传下来为后人所继承。魏、蜀、吴三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就其时间来说，长短不一。孙权建立的吴国时间最长，从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至公元280年孙皓降西晋，共经历了五十九年。其次是曹魏，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掉魏元帝曹奂建立了西晋，共计四十五年。蜀汉国生存时间最短，从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至公元263年刘禅亡于曹魏，共计四十三年。魏、蜀、吴三国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为后来的史学家进行研究造成了很多困难，加之史学家的地位、立场、观点的不同，产生过谁是“正统”之说。有的扬魏抑蜀，以魏为正统；有的扬蜀抑魏，以蜀为正统。诚然，事实上魏、蜀之间确实有过彼此图谋吞并对方的过程，但由于种种原因，虽然经过几次战争，谁都未能吃掉对方。吴国在彼此吞并的过程中，表现得不那么突出，“正统”之说没有涉及它。其实，三国之间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夺得全国的统一领导权，不必要有什么“正统”之说。三国历史错综复杂，杰出人物风起云涌，事件众多。《三国志》便是记录三国历史全过程的一部史书。《三国志》记载了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军阀混战起，前后共计九十年的历史。《三国志》继《史记》、《汉书》而作，成书则在《后汉书》以前。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体，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体，《三国志》把三国分成三书，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三国志》全书叙事脉络分明，文字简约明畅，写人写事，时见文采。《三国志》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年），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做过蜀国观阁令史，入晋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官职。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晋王沈著的《魏书》，魏鱼豢著的《魏略》；吴韦昭著的《吴书》。陈寿根据当时的历史典籍，撰《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由于他是蜀人，又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从小即注意研读史书，留心蜀国史实的搜集整理工作，最后又写成《蜀书》十五卷。这六十五卷三国史，合为一书称为《三国志》。陈寿是晋臣，奉命修史，自然以魏为正统，称魏的君主为帝，叙人“纪”中，而对蜀、吴的君主，只是立为“传”，而且对晋的统治者难免有隐恶溢美之辞。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统治者的讽刺与揭露的态度相比，显然略逊一筹。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处境不同所决定的，也是一种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所致。《三国志》以文笔简洁著称，但因叙述过简，在史实和人物的具体描写上，就比不上《史记》、《汉书》那样传神、形象、生动。因此，清人李慈铭在《越漫堂日记》云：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应该说李氏从史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所作的评论是客观的。在陈寿死后一百三十余年，南朝刘宋时期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生于公元372年，卒于公元451年，字世期，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到刘宋时期为中书侍郎，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是奉宋文帝的命令，为《三国志》作注的。他打破了传统的作注格局，不在训诂、制度及名物等方面作解释，而是重在纠正谬误，补缺史料。他前后引据了汉魏到刘宋的著作约一百四十余种，文字超过原书三倍，引书首尾完整。更可贵的是其中大部分原著已亡佚，由于裴松之的博引，保存下来，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原书的面貌。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描写的《赤壁之战》就是综合了陈寿的《三国志》中各有关人物传记和裴注所引的史料加工而成的。因此，我们说陈寿的《三国志》是后人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著作，裴松之为其所作的注也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