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使人明智，更使人洁醒。从《二十五史》中可以尝尽数千年的人事沧桑，一览家与国的深沉智慧，学习智囊人士的精明手段，得到厚重的社会阅历。在史册中考查智慧的含量，鉴赏谋略的生成，发掘历史的规则，以指导今日的人生——希望我们能看清历史与当下，永远不迷茫。历史和现实永远相通，博大精深的《二十五史》，蕴涵着无限的问题。历史中的逻辑，蕴涵着事物发展的普遍趋势；史实的本末源流，存在着因果的关联。善于思考者，将从《二十五史》中得到极大的益处。

本论丛是国内清史学科研究的权威论丛。本辑为纪念商鸿逵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集，收入了“商鸿逵先生论清代八旗的组织与皇权集中的矛盾斗争”、“贺贻孙事迹考”、“清朝初期大学士的品级问题”、“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有关康熙朝西北三省满族督抚的考察”、“丁银之征与摊丁入地”、“清代吉林地区的城镇及城镇经济”、“清代的妇德教育”、“青苗会与清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初探”、“清朝前期黑龙江各民族与东北边疆防御”、“清朝奏折档案的社会史资料价值”、“清代北京庙会活动中的幡鼓齐动十三档”等论文，具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

本书内容、思路、风格和写法，大概是不甚拘于格套的。作者从未打算乔装打扮成一个专业治史者，模仿他们的方式和体例去写。另外，文坛有写历史小说的，以历史为素材，搞文学创作——作者亦非这种路数——作者自觉好像是相反，把文学的精神和视角，带到历史写作里面去。这会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叙事和观照。所谓叙事，是把史料仔细研究之后，用心揣摩它们的关系各种可能性，组织起来，重新呈现。观照的意思很简单，在历史人物和事件面前，作者不能只是一个抄书匠，也不能成为过往观点、看法和评判的传声筒，要努力拿出较为深入而独异的个人感受和见地，否则，对肯于为本书掏钱和花费时间的读者，将有愧焉。在历史写作中引入文学的精神和视角，不是随意捏弄历史的借口，刚好相反，愈在这种情形下，愈要谨守门户。材料运用与理解，宜追求创造性和深刻性，但材料的来源，务必清晰、可靠。写作中，有人建议减少对于旧籍的直接引用，转述为现代语，以便阅读，作者考虑再三，未敢采纳。因所有引文，都是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应以原样留在书中，立此存照，跟作者的运用、阐发相质证。不过，普通读者对陌生、难懂字句的理解问题，确实需要设法解决。注释，是通常的做法，但找寻起来很令人厌烦，作者自己往往就无此耐心。忖度之后，决定尝试以下办法——直接在相应字句后增加夹注，以方括号与原文区分。这里特加说明：（1）书中，凡方括号内、以相异字体排印的文字，即是对引文的注解；（2）这些注解主要有两类，一类属于对原意的直译，另一类则适当有所引申、评述或转释，以利读者理解和增加阅读趣味。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动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九百年后的今天，柏杨先生耗时十年（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三）将其译成现代语言，亲手增绘地图，并注入自己的观点，谈论历史成败因果，使一部原本只供帝王将相阅读的史书在今天的读者面前竟然如此之亲切。本书为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第6辑。《资治通鉴》涵盖了中国1362年文化、政治、经济、人物性格的缩影，是一部足以了解中国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也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柏杨耗时十年将其译解成现代语言，并亲手增绘历史地图，注入了自己的历史观点，谈论历史成败因果。此次出版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分成9辑，以每月推出1-2辑的方式出版。柏杨精深的中文造诣使这个译本成为最通俗易懂且最受好评的译本。这个版本最大特色是柏杨先生将古代生涩的专业名词、官职、地名、天文学名词等进行了“现代语言”翻译。此书不但保留原书史评，而且采纳了后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作者常以如太史公言一样“柏杨曰”的形式，对重要的事件加入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并以生动诙谐的语言进行了入情入理的总结和评价，这也是本书最有价值、最精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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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明朝：朱元璋的子孙与明亡清兴往事。汲取史学研究成果，摒弃学术八股风格；神采文学叙事笔法，还原历史真实故事。本系列从翔实的历史材料出发，以雄浑的构思记录了中国历史上几个大的封建王朝兴衰的历史过程。在洞察世态人情毫末的基础上，探索了这些昔日王朝兴衰错综复杂的原因，散发着智慧的炽热光焰。新颖的表现手法是本系列的一个重要尝试。它试图在史学家和小说家之间找到一条新路：吸取历史学的观点和成果，避免枯燥繁冗的叙述方式：借鉴文学的叙述与神采，但没有虚构的情节。从而赋予历史以活力，在历史的花岗岩中融入道德的激情和审美的诗意，有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度和风范。在这里，历史不仅仅意味着过去，它处于人类的理性思考、道德评判和审美观照的光亮之中。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于南京，建立明朝。同年元朝灭亡。明朝初期，帝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垦荒，进行屯田，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空前强盛。然而，自明朝中期以来，开创于帝国初期的那一套基本体制，已显得僵化、落后、难以适应新的现实。于是，各种危机纷至沓来，令朝廷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席卷大半个中国，而建州女真的崛起又对明廷的军力予以致命的打击。帝国的权力、财力、人力处处捉襟见肘。崇祯皇帝，大明帝国最后一位天子，他的一生比起前任几位皇帝——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可算是励精图治，奋发向上，颇有中兴之志。但他一直生活在帝国无可奈何的衰朽和灰暗中，伤心地目睹着祖宗的基业被蚕食的全过程……

本书是一部对明代教育、科举和官员铨选制度进行全面阐释和研究的学术专著。作者以宽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在整体把握明代选举制度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前提下，对《明史·选举制》进行了逐节、逐条的考论——不仅索其史源、辨其正误、补其缺略，而且对该《志》所涉的每一制度和事件，都溯其源流、考其演变、论其得失、明其意义。旨在通过对明代选举制度系统、深入的考实性研究，不仅深化和丰富对明代选举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而且希望对现实相关方面的建设与改革也有所裨益。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萎、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本书是作者起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关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的继续，以明清时期的儒家之徒（以及儒学影响下的士人）的著述作为主要的材料来源，试图尽可能接近当时的士大夫状况。书中分析了明末清初士人的经世取向，以及士人在清初这一敏感时期所遭遇的伦理难题，阐述了士人在当时的常态与非常态的流动。作者所强调的是“明清易代”这一历史情境的特殊性，以及际此世变的人及其选择。

黎虎先生籍贯广东省兴宁市，1936年8月22日生于北京。1955年9月从老家考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59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黎虎先生从事高等教育近半个世纪，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史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是海内外颇有影响的著名史学家。黎虎先生是笔者1978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时讲授《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位老师，也是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笔者毕业后，仍不断得到先生在学业上的提携和关怀，获益甚丰。本文就笔者所知，对黎虎先生的学术道路与主要史学成就作一简略介绍，以期对后学有所启迪。学术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学者所走的研究道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连续性，也有阶段性，但要准确把握内在脉络、明确划分研究阶段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黎虎先生在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史学成就，而纵观先生的学术道路，依其研究重心的变化和主要研究成果的面世，笔者以为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下面分别加以叙述。《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为恭贺著名历史学家黎虎先生七十寿辰而编，所收皆系黎虎先生的学界友人及门人弟子的论文。上编为学界友人论文，收入四十余篇与先生有密切学术交往的中外著名历史学家以及同行友朋的稿件，也有数篇仰慕先生学问的晚辈学人的论文；下编收入先生指导的研究生的论文二十余篇；王炜民教授撰写的《黎虎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史学成就》和牛润珍教授撰写的《寅师治学之进路、特点与风格》可整体展现先生的学术风范，故分别放在《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