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及其崩溃、东晋十六国、南北对峙、南北朝的政治与经济等内容。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二十一卷，以诸侯国为单位，分别记载周王朝及鲁、齐、晋、郑、楚、吴、越七国部分史实。起于西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终于东周定王十六年（前453）晋卿智伯被韩、赵、魏联合所灭，前后共五百三十八年。 《国语》以其历史性、思想性和文学性并重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独树一帜，历来为后人所重视。 《国语》作为各国史料汇编，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及习俗等各方面的历史，勾勒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阶段的时代轮廓，对我们研究上古社会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元明是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大蒙古国。1227年灭亡西夏，1234年灭亡金国，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1235年窝阔台以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为国都。1260年，忽必烈即位，以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为上都，燕京（今北京）为中都，政治中心南移。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升中都为大都。1276年灭南宋，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大蒙古国共4汗，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共10帝，全计14帝，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退出中原，元亡。自成吉思汗建国到元朝灭亡，共162年，通称元朝。蒙古统治者通过不断征战，统治了欧、亚广大地区。他们在中亚先后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这些汗国名义上为大汗的藩国，实际上拥有独立地位。元朝与这些汗国有驿路相通，交通十分方便，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往来十分频繁。元明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宋史》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叙事详尽。两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活跃，雕版印刷盛行，编写的史书，便于刊布流传。科举制的发展，形成庞大的文官群，他们的俸禄优厚，有很好的条件著述。加之统治者重视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学的发达。除官修的当代史外，私家撰述的历史著作也不少，南宋初年史学家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专记北宋一代史实；南宋孝宗时的史学家徐梦莘修撰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的关系。因此元朝修《宋史》时，拥有足够的资料。以志来说，《宋史》共十一志，一百六十二卷，约占全书分之一篇幅，仅次于列传。其例目之多，分量之大，也是二十五史所仅见。共中的《职官志》，详细地记述了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还包括职官的食邑、荫补、俸禄等，从中可以看出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此外，《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编得也比较好。《宋史》的志书基本上能反映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的情况。

我国西周王朝以前的历史被称为“上古史”，古代学者通常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即“三皇”时期、“五帝”时期、“三王”时期。按照一般意义上的说法，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被称为“三皇”，黄帝、颛项、帝喾、唐尧、虞舜被称为“五帝”，而“三王”则指夏禹、商汤、周武王及他们分别开创的夏王朝、商王朝和周土朝（西周）。本书依据这一历史发展脉络，以宋代史学家刘恕编著的《资治通鉴外纪》（上古史部分）所记事例为主，兼采清代学者胡克家《资治通鉴外纪注补》，及《史记》、《尚书》中的有关文字辑成五编（“三皇”一编，“五帝”一编，“三王”各一编 ）一百四十一篇故事，上起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开天辟地”，下至周平王东迁洛邑（西周王朝的结束，东周列国的开始），较为完整地记叙了我国上古历史的发展状况及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书中的各篇故事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又被置于一定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相应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保证上古历史故事的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同时，又提供给读者更为全面、更为系统、更为深刻的历史信息。至于一些不便在故事中体现出来的历史信息，则在每一编故事之前的“导读”中给予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北周六典（上下）》记述了南北朝时期北周的官制，资料宏富。举凡北周一代的典章故实几网罗贻尽，既是北周职官志，又起到《北周会要》的作用。

绪论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由多民族共同发展而形成的大国。现有的国内56个民族，都是古代民族直接或间接的继续和发展，正是这些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即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影响，他们之间的和平交往或矛盾斗争，以及相互融合等关系，组成了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侧面，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研究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不仅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民族学等学科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加强现今的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统一，均有着重要的意义。关于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史学家、思想家们都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史籍和文献；近现代以来，史学家的论著中，也有许多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论述。然而，真正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学或历史学分属的一门专门的学科，还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十余年来，这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有关这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容、含义，它与民族史学科的关系，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理论问题，均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和探讨，有一系列的论著出版。这本《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系作者近十余年来研究中国西北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一个小结。它应属于中国断代的、地域性的民族关系的历史著作。书名中的“中世”，并非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中国中世纪”，而是为了标明本书只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中“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西北民族的关系。所谓。西北”，本书则指现今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地域。为什么要选择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历史时期和西北这一地域的民族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呢？这是因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和巩固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割据时期向统一时期转变的典型，具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价值。同时，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对当时历史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这一时期西北的民族关系，对于加深认识这段中国历史和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次，作者本人近十余年来：也主要从事这一时期的西北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工作，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心得，故而愿意在这一领域内，进一步做一些探索。进行民族关系方面的研究，首先必须解决一系列有关的理论问题。建国以来，我国老一辈的史学家和近十余年来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许多理论问题经过讨论，意见。已渐趋一致。然而，也有一些理论问题意见则比较分歧，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 在研究民族关系史时，首先会碰到一个问题是：研究历史上民族关系，必须明确哪些民族是属于当时的中国，哪一些不属于中国，而是国外民族；古代中国的疆域以什么标准来划分等。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确定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历史上的中外关系，还是国内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的战争性质，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还是与外国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也就是建国以来史学界讨论的“历史上的疆域问题”或少数民族的“国籍”问题；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是否与内地汉族所建政权一样，都是历史上的中国等问题。我们把这一些问题，归纳为“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和民族的问题”。经过建国40多年来史学界的讨论，有一点是大家一致同意的：即凡是在今天中国疆域内活动过的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及其所建政权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国史范围和中国史讲述的对象。但是，在处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疆域和民族问题时，却产生了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今天的中国疆域为准，凡是历史上在这个疆域内活动的民族及所建政权，不仅现在而且在当时也都是中国，他们的疆域就是中国的疆域。一是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就是历代汉族所建的王朝，当时已经与汉族融合或归入汉族王朝版图的，就属于国内性质，反之就是外族和外国。关于后一种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就是汉族所建王朝，一概视少数民族及所建政权（未归服汉族王朝者）为外族、外国，甚至把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所建之元、清两朝，说成是“中国灭亡”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而，遭到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反对和驳议。目前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多，但在国外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包括近来苏联一些论著中却仍持这种观点。至于前一种以今天中国的疆域来确定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和民族的观点，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赞同。特别是1981年5月在北京香山召开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之后，这一观点基本为史学界所接受。但是，这一观点仍然是有疑问的。作者以为，我们所谓的“历史上的中国”不是指地域的、文化的概念，不是指文化类型或政治地位的概念，也不完全是指历史上那些自称为“中国”或被其它政权称为“中国”的中国。“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就是指今天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国家的情况，即“历史上的祖国”的意思。因此，那种以今天中国的疆域来确定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民族的观点，既否认了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国家，否定了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否定了历史上中国的发展过程和统一、分裂的事实，以今天的中国代替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和民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因而，对这一观点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我们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应指历史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历史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着统一和分裂的情况。因此，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处于统一时期，历史上的中国就是当时的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即由汉族或其它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处于分裂时期，则由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的民族或地区出现的政权，都应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如何看待历史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分裂问题时，应首先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当成一个整体来看，不能割断历史，抽出其中一段来孤立的分析，这样作势必对分裂时期的中国各政权作出片面的结论。其次，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都是相对的，决没有与今天疆域一致的绝对统一；统一和分裂又是相互渗透，统一之中也可以出现小的、暂时的分裂割据（如明代北方的鞑靼、瓦刺等），分裂之中也有局部的统一（如南北朝等）。确定某一地方或民族是否属于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只能用一个国际上也通行的标准，即行政管辖，只有历史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的地方和民族，才能是历史上中国的地方和民族。如果否认这个标准，用今天中国行政管辖范围内的民族和地方去套历史上中国的民族和地方，那就等于取消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发展为今天的历史上的中国。当然，历史上的行政管辖与近现代的行政管辖应该是有区别的。

《清史稿》为“二十五史”史的最后一部，是记录清王朝历史的重要史著。民国初年，为编纂清史，特设“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并主编，因其书为“急就之章”的未定稿，故名《清史稿》。《清史稿》为纪传体，设有纪、志、表、传四部分，共536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三十五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在历代正史中，篇幅仅次于《宋史》。其记事上起1616年努尔哈赫称帝，下至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为止。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章辟、溥仪离宫出走天津、天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清史稿》的编撰，自1914年开始，至1927年大体完稿。

十七世纪中叶的南明，其实是四个或五个抗清政权的统称。它们无例外地抬举明帝国某个亲王充当领袖，彼此间却并没有承袭关系。每个政权的生存时间，短的不过一两年，长的也仅十来年。通计不到二十年，只可称作历史的瞬间。南明史更显然属于这样的瞬间。事实上，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刚刚化作历史，关于南明历史的反思便已开始。清初江南相当一批学者在这方面都是心人。新兴的帝国当局对于此种努力日感疑俱，终于在以宽容异端著称的康熙皇帝晚年，一次株连达数百人的史狱，使得南明史研究从此为禁区。待到十八世纪后期乾隆皇帝出于实用的考虑，将当年曾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下大功的故明降宫降将贬作“贰臣”，意外地造成南明史研究变相开禁，那时有关南明的历史陈述早已残缺混乱不堪。当南明的课题在二十世纪前期再度提上历史研究日程以后，人们发现如同研究十七世纪即明亡清兴之际所有课题一样，对南明那十八年的研究，也必须从清理基本史实做起。这是一本真正的论从史出的南明史著作，无论是在国外汉学界、还是国内学术界，在对南明那十八年的论述与梳理上，本书至今仍常读常新，并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再加上文风才气盎然、饶有趣味，实为一本耐读、好读的历史作品。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鉴兴替。”《资治通鉴》可谓是一部中国人中古时代的编年史。它涵盖了中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至公元959年）文化、政治、经济、人物性格的缩影，是一部足以了解中国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精于治道的必读史书。但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读《资治通鉴》有一定的难度，文言文并不是一般读者能理解透彻或解得其中神韵的。柏杨先生以一己之力，先将《通鉴》吃透，加入了自己对历史的见解再呈现给读者，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柏杨译解出的白话版《资治通鉴》，可以说推倒了近千年来堆积在原著和现代读者之间的重重障碍，读这部书的心情，丝毫不会受到诸如文言、官制、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的影响，比看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还要畅快：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中期的历史政治舞台上一幕幕活剧，没有哪一位高超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能够代替历史来策划演绎这一切。柏杨的历史观当然与司马光大不相同，他针对的读者不再是帝王宰相，而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他的译文的口气，与原文比起来似乎完全是两码事，但又完整地保留了原来死文字的原意，这可是白话翻译的最高境界，使得原本晦涩难解的文言文《资治通鉴》，从此有了平易可亲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