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中涌动有增加知识厚度，提升阅读层次的自觉需求”，这是十数年前本社大力发展文史普及读物时的理念。对此，我们至今深信不疑。《中国史讲座》系列，就是旨在将当前风行的文史讲座热，再提升一步的初度尝试。《中国史讲座》试图将讲座活泼亲切、与读者互动的长处，和国人潜在的渴求知识统系与思考自主的阅读习惯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一次“时尚”与“传统”的对接。而之所以一眼觑定“中国史”为突破口，则是因为这门学科的发展现状与社会关注度，更具备进行上述尝试的条件。

本刊由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研究所与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分别轮流编辑，其学术影响日渐增大，充分体现了创刊人和执教的中央大学边政系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近60年几代学人深入探究、不辍耕耘的优良学术传统与风格。全刊共分四个部分：元史研究，民族、宗教与边疆研究，译文和索引。

《李提摩太在中国》由曾任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的苏慧廉教授撰写。他作为李提摩太的亲密朋友和同事，从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出发，写出这位“洋大人”丰富的一生，为我们从多个角度去了解李提摩太及其所处的历史提供了可能。书中通过引用李提摩太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透过他的亲身感受，使我们对晚清治下的中国社会和百姓的困苦生活有了深入了解。

《明清文法理论研究》之所以选择明清两代文法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到了明清时期，文法成为散文理论批评的核心问题，文法理论的重要性远超前代。更因为从文法理论的发展来看，明清两代才是文法理论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不仅前代文法理论涉及的所有问题都被研究者重新提出加以探讨，取得更深入的认识，还有因文化政策、社会思潮等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文法问题，也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明清文法理论的丰富性、全面性与所达到的理论深度，都是此前文法理论无法比拟的。

《左传》、《战国策》都是记录春秋战国时代历史的重要典籍。《左传》是解释《春秋》的，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所作，不但记载了春秋时的史实，而且征引了许多前代史实，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研究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长于描写战争，又善于写人物，重视记录人物辞令。《战国策》主要记述战国时期各国谋臣策士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以及他们的游说之辞，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编写，共三十三卷。它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知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战国策》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情状，将战国时代两百多年的历史保存了一个梗概，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战国策》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著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辞令的运用，寓言故事的描述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宋代社会生活研究》是作者系统研究宋代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成果。研究的重点在下列四方面：一是对精神文化生活，如宋人公私观，佛教、道教对礼法的渗透，僧人中忠于国家观念的流行及南宋时期的观音崇拜。二是对官员、宗室这两个特殊群体生活状况的考察，以及对宋代特有的妇女享受俸禄这一社会现象的考察。三是对社会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等的分析，包括对医官系统的存在状况及对瘟疫的防范，对童子举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其中还有对《神童诗》作者的考察。四是对社会经济生活某些侧面的考察，包括官府经商、财政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交通设施，物价变化，伪钞、有价证券、金银钱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

本书以存世的陈维崧著作为基础，通过对各类文献的相互考索、排比参证，详尽地勾画了陈维崧一生的行迹，反映了陈维崧的思想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尤其是对其文学创作、学术活动、唱和交游等作了细致的考订。 本书记事，采用夏历，但于年份下注明公历，以便阅读。本文每年纪事，以时间先后为序。日期确凿者按日记事；无确凿日期者按月主民事；无确凿月份者按四季记事；连季度亦不清者附于年末。 谱主交流甚众，而这些人又多不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为通过作者的社会关系进一步了解作者起见，书中对凡与任交游的人物，除身世无考者外，皆引述其有关行迹或简历的资料，以供参考。 本书的诗文集，现存收录比较完整的，主要有两个刊本：一是康熙二十八年已巳（1689）患立堂本；二是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浩然堂本。引用谱主的诗文，主要依据这两个本子。引用康熙本中的诗文时，不再注明；引用乾隆本中的诗文时，则用“乾隆本”三字注明。

　　……我们已经大略看过了儒学于汉、唐两代在政治运作中的实用意义，看来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审案的时候被援引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国家大政上发挥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嗯，儒学并不像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什么讲做人、讲伦理的哎——不是的，儒学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像很多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主要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的。钱穆曾经很清晰地梳理过这个脉络：“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后来直到宋朝，《论语》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则抬高《论语》超过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后，《春秋》又超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几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其实，要说这“最近几十年”，《春秋》也发出过不小的声音——晚清时代公羊学独胜，维新派拿它讲变法，革命家拿它讲“华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向给人以埋头训诂之印象的杨树达前辈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义述》的自序当中倡明“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这几条“春秋大义”在当时是实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们现在为坐标，这“最近几十年”的特色则更是明显——要知道，“《春秋》学”比“《论语》学”可复杂和深奥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断层边缘上的人们借助于《论语》来给断层搭桥显然要比借助于《春秋》容易得多。不过悲观地说，现在再怎么熟读《论语》和《春秋》，乃至其他种种儒家经典，都不会恢复当年的风光了——看看人家汉朝，儒者之学居然切切实实地施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影响着内政与外交，掌握着生杀大权，真是威风八面啊。

《秦与楚》是作者临终时奋笔完成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是作者经过长期准备和多年思考而精心撰写的学术成果。作者在对相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做广集细梳、条分缕析的基础上，将秦与楚的历史文化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做了如同两股交缠的线一般的全面系统、细致深入的比较考察，从而清晰地展现了秦与楚的民族源流、历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国家发展和命运，深刻揭示了秦与楚兴衰存亡的历史原因、秦人与楚人性格倾向对华夏民族性格形成的决定作用，进而高度概括了国家统一与文明进步的关系、中国统一皇朝赖以巩固和发展的根基。全书内容丰富，阐发精辟。《秦与楚》凝聚了作者治学半个多世纪的心血和认识，体现了作者着眼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而研究历史文化的人文关怀。

本书共收录了有关炎帝、黄帝及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研究资料8种，内容涉及人物传记、历史纪年、事史考据考证等。本書所收均爲清人撰寫、輯錄或考釋的有關炎黄至春秋戰國歷史的文獻。包括唐·王瓘撰、清·孫星衍校《廣黃帝本行記》，宋·佚名撰、清·孫星衍校、清·顧廣圻覆校《軒轅黃帝傳》，清·林春溥撰《開闢傳疑》、《古史紀年》、《古史考年異同表》，清·崔述撰《補上古考信錄》、《唐虞考信錄》，佚名撰《古史帝系考》。《廣黃帝本行記》備詳黃帝始末；《軒轅黃帝傳》考黃帝史事，尤以其功業爲詳；《開闢傳疑》將炎黃時代諸氏足錄者以次論之；《古史紀年》自周共和上溯黃帝年紀闕如者，推校諸書，集載而成；《古史考年异同表》以十二干支爲序，將《竹書》、《世本》、《三統》、《大衍》、《通志》、《前編》之紀年進行比較；《補上古考信錄》、《唐虞考信錄》均爲崔述《考信錄》之一種，分別考證上古及堯、舜史事；《古史帝系考》 考證上古史事近三十條，文前並附“黃炎世系表”一幅。先秦時代是我國古代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其中許多重大問題正逐步深入探討。近年來先後啓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標誌着先秦歷史研究成爲學術熱點。本書的面世，希望能爲學術界提供更多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