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斠注》系浙江钱塘吴士鉴所著，共一百三十卷。此书是《晋书》注本中最完备者，为集注体，汇集各家旧晋书佚文，和清代学者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洪颐煊、张熷等诸家校勘及考订成果，凡前人有关《晋书》的资料、议论、校语尽量收入，引书三百二十余种，前后二十余年，用力甚勤。编成《晋书斠注》。1928年由刘承幹出资刊刻，所以他也列名为作者之一。是相关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此书过去印数较少，目前较难找到。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据民国十七年吴兴刘氏嘉业堂本影印出版。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之久，其前期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甚有功绩。中叶以后，内外矛盾尖锐，外敌入侵，国内动荡，政治日益败坏，其失误和教训，实足发人深省。清亡距今不足百年，离我们时间最近，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影响较大。“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要根据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学习和研究历史，特别是离我们今天很近的清史。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弘扬文化、传承国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清史纂修，曾成立相关机构进行筹备，但由于种种原因，修史之事，几起几落，一直未能启动。2002年8月，中央领导做出纂修清史的重大决定，相继成立了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纂修工程，于焉肇始。清史纂修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还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不是网罗奇闻异事，不是观赏陈迹古董，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和时代脉搏的跳动息息相关。

宋人笔记是宋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庞大，《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是一部系统整理过的收罗齐全的宋人笔记总汇。每部笔记均由整理者撰写一篇有学术价值的点校说明，内容包括作者小传、成书经过、内容评价、版本情况及源流、所用底本及校勘概况等。《全宋笔记（第4编6）（精）》的编纂宗旨在于为翠术界提供一套收罗齐全，便于查找和使用的宋人笔记资料。全书共十编，《全宋笔记（第4编6）（精）》为第四编四。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但是它采用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终始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编著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转换成一个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通鉴纪事本末》是进入《资治通鉴》的大门，是中国从战国到宋代前一千三百多年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历史的精华版。《通鉴纪事本末》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资治通鉴》本身。柏杨先生耗十年心血著了《柏杨版资治通鉴》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译为白话，同时大为改进，完成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大工程：◆柏杨的白话译文，带有柏杨式的幽默诙谐；◆将传统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使整部书有了清晰统一的时间标示；◆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使历史事件有了一看便知的空间坐标；◆柏杨亲自指导增绘大量地图，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配有地图；◆古代官名称谓全部译为今人熟悉的名称，夹注原称，使能确知权力地位；◆证补史事缺漏。《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为十九部（共三十八册），陆续推出，这是本著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完整版。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但是它采用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终始的方式整编《资冶通鉴》，编著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转换成一个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通鉴纪事本末》是进入《资治通鉴》的大门，是中国从战国到宋代前一千三百多年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历史的精华版。《通鉴纪事本末》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资治通鉴》本身。柏杨先生耗十年心血著了《柏杨版资治通鉴》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译为白话，同时大为改进，完成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大工程：◆柏杨的白话译文，带有柏杨式的幽默诙谐；◆将传统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使整部书有了清晰统一的时间标示；◆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使历史事件有了一看便知的空间坐标；◆柏杨亲自指导增绘大量地图。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配有地图；◆古代官名称谓全部译为今人熟悉的名称，夹注原称，使能确知权力地位◆证补史事缺漏。《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为十九部（共三十八册），陆续推出，这是本著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完整版。

《东南亚考察论郑和》着重通过在东南亚的考察论述郑和下西洋，把实地考察与研究海内外文献结合起来，与当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揭示郑和下西洋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影响的特点、历史轨迹和意义。在国内外首次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海外17个郑和寺庙，对海外有关郑和的传说、机构、论著和纪念活动等，也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论郑和”既扎实，又富有新意。《东南亚考察论郑和》把实地考察与研究海内外文献结合起来，与当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揭示郑和下西洋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影响的特点、历史轨迹和意义。在国内外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研究了东南亚17个郑和寺庙，对海外有关郑和的传说、机构、论著和纪念活动等，也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论郑和”既扎实，又富有新意。

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一个朝代，一个发明了印刷术和火药的朝代，一个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一半的朝代……中国历史上最软弱、最窝囊、最无能的一个朝代，一个在319年的风貌里竟然有260多年在向北方的蕞尔小国称臣纳贡的朝代……三个世纪的扑朔迷离、纷纭复杂……300多年的是是非非、个中曲直……

中国历史以汉唐为荣耀，但是，唐继隋而精化科举，知识分子的产生基本流水线化，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远不如汉。东汉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期。知识分子作为权力上的弱势群体、道德上的强势样本，面对“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悻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的国家政治败坏，不甘随波逐流，奋起抗争，以捍卫皇权即传统为己任，与外戚集团、宦官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作者从《后汉书》与《资治通鉴》中萃取了大节历史故事，以洗练的文笔娓娓道来，使得本书既有宽阔的历史背景，又有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

1774年秋，山东西南地区数千名男女跟着一个名叫王伦的宗教首领，发动了一场起义。依仗着可以护身、躲避枪炮的咒语，这些白莲教叛乱者杀了三个县的地方官员，并占领了大运河畔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临清，最后，起义者被清政府彻底镇压。作者运用了目击者的叙述、叛乱者的口供及官方奏报来探究王伦组织的背景和叛乱的过程。她分析了白莲教在清代社会中的作用，并说明了其分支教派清水教是如何为住在各处的信徒提供成就感和群体感的。在研究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状况之后，作者提出，起义的原因更多地是源自教派组织和千禧年信仰的动力，而不是社会本身的危机。这部引人注目的、可读性很强的著作，对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领域作了新的阐释：白莲教信仰、组织和活动的特性，清代与精英阶层相对的民众社会史以及宗教运动与农民起义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那个复杂的社会和时代的理解。

概览性的史学著作，作者以史学的分析论说为主要著述方法，同时吸纳了社会学重视结构变化和人类学关注文明片段的研究手段，使得《十八世纪中国社会》读来既有得知历史事实的畅然，又有洞悉深层奥秘的明快。《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又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接受了年鉴派学者“长时段”的概念，故而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研究扩展到1680-1820年间，向前追溯至清朝的建立，往后延伸到18世纪对后一世纪的影响，以此见出历史发展的渐进延续。中国近300年的历史，18世纪相对来说不太受重视，学者们更关注的是19世纪的变革和20世纪的革命。另外学者们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评价也不高，认为这是个腐败奢靡、文化停滞的时期。而这本由两位美国女学者撰写的著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们认为“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核心观点强调，18世纪中国社会的活力体现在向边远地区大量移民，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商品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和物质流动的加强有助于松动原来固定的社会地位，并使社会分层更加多元化”。另外这一时期学术上的成就为中国近代的各门学术奠定了基础，商人的往来活动以及他们扶植培育的城市文化也有助于清帝国的统一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