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曾中断发展的古老文明，追求统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而春秋至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民族大整合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奠基阶段。因此，探寻中华民族统一传统的终极原因，尤其是探讨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内在根源。一直是学界力求解决的问题。《融合：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以独特的视角全新的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源头上分为中原与蛮夷两大体系，然后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指出它们各自的优点、缺点和特点，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春秋至秦汉时期完成民族大统一，乃在于中原与蛮夷两种文化的充分融合，形成优势互补，从而揭示了二者在中华民族文化整合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及在从分裂走向统一趋势中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二世而亡的王朝并不鲜见，前有秦朝后有隋朝，但是秦末与隋末的乱世全都适可而止，时间跨度在十年左右，这段卵石就像社会动了一场大手术，血流遍地。然而伤口愈合之后，崛起了[汉]与[唐]两位巨人。西晋则不然，它亡得不仅快，还亡得很彻底；不仅亡了国，还亡了天下。胡人从极北苦寒之地一路向南，两汉以来的赫赫武功扫地无遗。[犯我强汉者，虽然必诛！]成为笑谈痴语。残存的晋室宗族龟缩到江南一隅，依仗长江天险偏安苟活这个残局，后人拾掇了三百多年才重新拾掇出一个完整的王朝。其间有多少人受戮于战场，有多少人枉死于暴政，又有多少人瘐毙于颠簸流离？晋朝由治转衰的转折点就是[八王之乱]。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乱世——[五胡乱华]。

本书内容简介：唐人李延寿之《南史》与《北史》，合称《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其中《南史》叙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事，合四代之正史《宋书》、《南齐书》、《梁书》与《陈书》而成南朝史，简称《南史》，凡八十卷；《北史》则叙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之事，合《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成北朝史，简称《北史》，凡一百卷。由于二者所叙均非一朝一代之史，故相对于专叙一朝一代之断代史而言，历代均以通史目之。首倡此说者是唐人刘知几。他在其《史通·六家》篇中，就把《南史》和《北史》同纪传体《史记》并列于通史。他还列举了梁武帝时期成书的上起汉武帝时期下终齐世的《通史》六百二十卷及北魏元晖所撰二百七十卷的《科录》，然后就举及李延寿之《南北史》，谓：“皇家显庆中，符玺郎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起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日《南北史》。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他最后总结说：“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很明显，刘知几是把《南史》、《北史》列入通史的第一人。

《大戴礼记斠补（外四种）（繁体竖排版）》收入孙诒让《尚书骈枝》、《周书斠补》、《大戴礼记斠补》、《九旗古谊述》、《周礼政要》等著述五种。前三种为校释《尚书》、《周书》和《大戴礼记》中文字的结集，《九旗古谊述》为考释旗识古义的专著，《周礼政要》是依照变法行新政的需要甄录《周礼》并据此阐述孙诒让改革主张的政论著作。此五种书校证精当、考释周详、切中时弊，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北朝研究（第7辑）》为北朝（含十六国与南朝）历史研究论文集，共收录了25篇文章。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进行了新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几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北朝研究（第7辑）》可供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相关研究者阅读、参考。

这本《唐史论丛（第12辑）》由杜文玉主编，为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第二次会议暨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书中收入了《唐代诸王和公主出阁制度考辨》《试论唐代后期支郡刺史的地位——以节度、观察使与支郡刺史的关系为中心》《东突厥处罗可汗与颉利可汗家族入唐后的处境及其汉化》等论文。

本书有两大特点，一、引用原始材料，介绍基本史实，叙事详明，取舍得当。作者以《明史》考证明朝史事，并引证明人文集、私修史及野史笔记等，内容充实，并具有极明显的学术深度，对后辈学者影响极大。二、评点精辟，高屋建瓴，自成体系。本书在写法上对于一件制度或史事的叙述都加有按语，征引颇详，给人信手拈来之感，大家风度，跃然纸上。而且这种多引原文、少做评价的写法，给读者或学生留足了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只是就明朝的正史“用新体裁做的改编”，不过孟森对明朝正史的改编，在对历史源流脉络，因果变化以及影响历史的关键点把握准确性上，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见识和对历史的概括，都不仅超越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位学者，而且对今天明清史的研究还起着任何一位学者都无可比拟的作用。

隋唐时期的中国先进、文明、繁荣、强大，它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历史发展中有着特殊地位，成为当时亚洲的中心，也是世界中心地区之一。亚洲各国人民都企羡中国，“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殷切希望政治上要有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要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气势宏大壮阔的隋唐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发展史上占有特殊、辉煌的地位。

中国的拆字术，是个谜。宣和七年十二月，赵桓即位，这就是宋朝第九个皇帝钦宗。第二年，改了年号，称靖康元年（1126年）。当时的宋金边界时有不宁中书省在拟进的年号文字中取了“曰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这也是赵桓“靖”边安“康”的本意。这时候，有人说7。靖康，一个“靖”字，由“十二月立”四字组成，“立”谁？立“康”。这话不知是不是后来文人的附会，但就在钦宗即位十二个月后，天下真的乱了。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一，金兵攻进了宋朝的京城汴梁。这时候，康王赵构正被派往金帅大营去议和，半道上被宗泽拦了，转道投了相州（现河南安阳）。后来，康王赵构“立”，在应天府（商丘）即位，称高宗。金兵进了汴京城，大肆掳掠，宋朝君臣“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尽，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去”。宋人一目.不从，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遗筒所在枕藉”，连“城中猫犬”都被赶尽杀绝。这一段文字记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这一本追记，出于理宗时工部侍郎李心传之乎。“遗凿”说的是尚存腐肉的遗骸，“枕藉”是尸体纵横交错，四月的春天，北方还是寒冷，从“臭闻数百里”来看，这也是补记之作。金兵北撤，掳走了徽、钦二帝和后宫嫔妃，加上不愿担任伪职的官员和眷属，近万人，在那一天被迫赶上了八百六十辆牛车。谁也不敢多说，谁也不敢反抗。坐不上牛马车的，随车徒步木轮辘辘，车辙坎坷，出了汴京南薰门，茫茫北去。没有随身的生活用品，有的是牛马一般的呵斥和出丧一般的低泣，向北，向北。这就是南宋史书所说的“二帝北狩”。“狩”特指皇帝外出打猎，或者巡视，中国的文字历来褒贬分明。

说过去的道路没有走通，决不是说这些历史事件没有任何积极作用，没有作出自己的历史贡献，或者说没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事实上，没有戊戌维新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也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没有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走向了共和，打通了历史进步的闸门，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党所领导的革命，当然新中国的建立也就无从谈起。 各个推动了社会前进的历史事件，就像一根链条的一个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了其中的一环，整个链条就散了。前面的斗争又像是一块块奠基石，没有这些奠基石，胜利的大厦也盖不起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本书对戊戌变法与清后期中国思想史进行了简要研究，适合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人员，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等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