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说天下：谋清》主要内容包括：明末清初乃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农民军起义，李白成攻破明朝京师、多尔衮人关、李自成被杀……以至后来的康熙盛世，其实都承载着一种历史演变。在这种演变的过程中，涌出大批“谋士”，他们在行事过程中把谋略看得极为重要，一个成功的计谋就能很轻易地把对方置于败地，因而所谓的“谋”就体现出了极大的价值。《谋清》一书中写了明末清初至雍正继位后发生的大事件。事件中以“谋”为重点。结合现代，我们亦能从中寻出可汲取的“谋”来。

本书是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宋元时期历史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论文的汇编，收文截至20世纪90年代。 作者中有很多为中青年学者。本书内容反映了目前日本史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夜航船》是明代文学家张岱著的一部百科全书类的著作。《夜航船》内容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事到典章沿革，广采博收，共计二十大类，四千多个条目，涉及学科广泛，是一部比较有规模的古代百科全书。

《孟森：在北大讲清史》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很高的史书。《孟森：在北大讲清史》用词古雅，引文考究，况且篇幅不长，适合于当今生活节奏快的现代人阅读。原讲稿前，曾有总论部分，为求尽可能通俗，《孟森：在北大讲清史》没有收录。《孟森：在北大讲清史》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之作，是研究清史者必读之入门书。

《涛园集》是沈瑜庆的诗文集，出版于民国时期，现由卢为峰整理点校，并附沈瑜庆之女沈鹊应与女婿林旭的诗词作品集。沈瑜庆（1858—1918），字志雨，号爱苍，又号涛园，福建福州人，沈葆桢第四子。自幼诵习诗词、史著，留心国势政事。光绪十一年中举，历任江南水师学堂会办、总办，前后入张之洞、刘坤一督署任职。光绪二十七年后历任淮扬兵备道、顺天府尹、广东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江西巡抚、贵州巡抚等职，所至多有善政，如办学堂、兴市政、劝农事、惩奸商、抑贪私，还曾捐资倡修福州西湖宛在堂。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与遗老结社吟诗，后受聘为福建通志局总纂修（局设于福州沈葆桢专祠内，由副总纂修陈衍负责事务）。沈氏善诗，熟于史事，结体精严，尤多名作，诗风磊珂豪宕，多奇语；其小序可备掌故，故人称其“博解宏拔”。有《正阳集》、《涛园诗集》、《涛园集》（附年谱及奏疏、信札）传世。1920年付梓，1953年其后人复增补附年谱行世。

中国的拆字术，是个谜。宣和七年十二月，赵桓即位，这就是宋朝第九个皇帝钦宗。第二年，改了年号，称靖康元年（1126年）。当时的宋金边界时有不宁中书省在拟进的年号文字中取了“曰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这也是赵桓“靖”边安“康”的本意。这时候，有人说7。靖康，一个“靖”字，由“十二月立”四字组成，“立”谁？立“康”。这话不知是不是后来文人的附会，但就在钦宗即位十二个月后，天下真的乱了。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一，金兵攻进了宋朝的京城汴梁。这时候，康王赵构正被派往金帅大营去议和，半道上被宗泽拦了，转道投了相州（现河南安阳）。后来，康王赵构“立”，在应天府（商丘）即位，称高宗。金兵进了汴京城，大肆掳掠，宋朝君臣“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尽，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去”。宋人一目.不从，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遗筒所在枕藉”，连“城中猫犬”都被赶尽杀绝。这一段文字记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这一本追记，出于理宗时工部侍郎李心传之乎。“遗凿”说的是尚存腐肉的遗骸，“枕藉”是尸体纵横交错，四月的春天，北方还是寒冷，从“臭闻数百里”来看，这也是补记之作。金兵北撤，掳走了徽、钦二帝和后宫嫔妃，加上不愿担任伪职的官员和眷属，近万人，在那一天被迫赶上了八百六十辆牛车。谁也不敢多说，谁也不敢反抗。坐不上牛马车的，随车徒步木轮辘辘，车辙坎坷，出了汴京南薰门，茫茫北去。没有随身的生活用品，有的是牛马一般的呵斥和出丧一般的低泣，向北，向北。这就是南宋史书所说的“二帝北狩”。“狩”特指皇帝外出打猎，或者巡视，中国的文字历来褒贬分明。

《清南略考实》在大量梳理史料的基础上，详尽阐释了清军七次南略的原因、过程、影响等，展示了明祚倾颓前华北社会的面貌，有助于读者理解为何大顺政权和清朝都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整个华北。清军入关前，先后七次（1629-1643）自山海关以西长城各关口入塞，对华北地区进行了反复杀伐和抢掠。这些战争使明朝大批文武官员死难，如卢象升、孙承宗　等，并导致华北200万人口丧生，明朝因此兵疲财竭。

《春秋胡氏传（精装）（繁体竖排版）》内容包括重校胡文定公春秋传序、凡例、春秋传序、论名讳剳子、进表、述纲领、明类例、谨始例、叙传授、经传字数、桓公十一年、桓公十二年、桓公十三年桓公十四年、桓公十五年、桓公十六年、桓公十七年、桓公十八年……

唐朝旧事，在凝望云涛的笔下娓娓道来，实在让人无法释手。这是中国人心中的“天下”里最辉煌最灿烂的历史，这也是成就中国人一个梦，并把这个梦延续到现在，以及未来的最高的盛景。读了这书，你可以笑，你也可以哭；你可以回味，你也可以热血沸腾。但不管怎么样，“大唐”作为一个历史标杆，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中永恒的巅峰。逝者如此，标杆不败。我们遥望的，希望不只是这么一座纪念碑！

《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1900-1911）：以"苏报案"为中心》作者以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全方位地考察“苏报案”。细致展现了清政府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引渡、审判、量刑等一系列环节上反复交涉的曲折过程，从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角度谴责了列强的霸道行径。进而将英、美、法、德、日等国法律有关维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与惩处诽谤罪的立法精神、量刑幅度，与《大清刑律》进行横向比较，揭示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又将“苏报案”与清代历史上的文字狱进行了纵向比较，从立法学与司法学的角度，论证了随着中国近代史社会的转型，落后的、野蛮的《大清律例》终将被废除的历史必然性。这些内容，开拓了“苏报案”研究的新领域，对近代法制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