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之初，白芳来谈她本科、硕士阶段的学习情况及自己的研究兴趣。提出把秦汉人际称谓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课题的想法。我赞成和支持她的想法。因为人际称谓能够敏锐地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往往又促使称谓相应地发生很多改变。因此，人际称谓反映了社会变迁。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我对她说，研究的兴趣是很重要的，许多学者一辈子就是研究一个问题，一步步深入，获得一个学位，出版一部著作，获得高一级的学位，又出版一部著作，甚至博士后研究，也是同一个课题。在同一个领域里摸爬滚打几十年，这样作品就有可能成为学术精品。所以，鼓励她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中华上古十二帝（上下）》是作者参考《四库全书》所载的《尚书》、《史记》、《山海经》、《通志》、《路史》、《绎史》等百余部史籍及其他文献，以中国传统文学——“章回小说”的笔法创作而成。该书文字流畅，语言生动，其内容涵盖人祖伏羲、女娲、炎黄二帝、少吴、颛项、喾、挚、尧、舜、禹、启等十二位上古帝王的事迹以及发生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动人的神话故事。也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讲述中华上古文化的长篇章回小说。全书共一百四十二回，约八十二万余字。《中华上古十二帝（上下）》寓知识性、趣味性与可读性于每一段落，共讲述各种上古故事约四百余个，其内容涉及上古历史、地理、考古、发明创造、易学、医学、哲学、政治、军事、饮食文化、民族风俗、神话传说等，力求让读者在轻松地阅读此书的同时，达到“习史以明志，知古而鉴今”，了解我中华民族七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上古文化，从而树立起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唤起我所有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为中华龙在新时代的腾飞、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再造辉煌而努力。

本书列举了36位三国人物，深入探讨了每位人物的性格缺陷、自身素质、奋斗历程和成败得失。本书依据正史记载，旁征博引，力求真实准确。二书的文笔轻松活泼，所议所论均有所据，对读者颇有启发和借鉴。

明太祖是我国封建时代少数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今天讲的内容是关于他建国后订立的制度和采取的措施。首先谈一下他订立的一些制度。 先谈官制。明朝建立初，仍沿用元朝的旧制。中央设中书省，有左、右丞相，蒙古人尚右，明朝改过来尚左。地方仍设行中书省，但不再设行省丞相，平章政事以下官员的设置与中书省相同。为了集中央和地方机构的权力于皇帝之手，明太祖即位后陆续实行官制改革……

秦始皇创立的制度体系，虽然没能保证秦朝长治久安，但为中国历代王朝提供了政治框架。所谓“汉承秦制”，“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都说明中国历代王朝沿袭了秦朝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县级建制保存至今，是唯一不变的地方行政机构。第一讲《秦始皇》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双方实力的对比，加上客观形势的对比，都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都有妥协的需要，关键是刘邦必须先让出关中，而刘邦又做到了。第三讲《刘邦建汉新读》当年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日《史记》，一日《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第十四讲《两汉时期的史学与文学》。

《清史初得》是笔者在2004年出版的《清史述得》的姐妹篇。自1979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从康熙统一台湾的一道谕旨谈起》为始，《清史初得》是我三十年的部分论著合集，我为是书名之日《清史初得》，意在说明我在研习清史起步阶段的初步心得，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即此意也。同时，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同样也是在不同领域研究的初步心得。二者合一，故称此书名。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清史初得》分为《“宣南”篇》《篇》《人物篇》《“燕行”篇》。有清一代的历史中，“宣南”首先是一个地域名称，明代在当时前门大街以西建有五个坊，其中就有“宣南坊”，清廷定都北京后，“宣南”一词更多地泛指京师外城以西、宣武门以南的地区，这在当时士人诗文中经常出现，而京剧正是在这里诞生。在清代戏剧文化发展史中，京剧不仅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同时还在宣南戏剧文化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为此，《清史初得》的“宣南”篇就从清代宣南戏剧文化的形成谈起。将《“宣南”篇》列为《清史初得》的首篇，其中还有我同“宣南”的不解之缘。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我自幼喜爱京剧。20世纪50年代中期，举家迁到前门外，我也从国子监附近的国学胡同小学转到南新华街小学。对于新居周围的情况，我很快熟悉了。除了上学读书之外，其他时间则是听戏收音机、看戏。于是，三庆、中和、庆乐、民主、华北、广和等剧场就是我经常出入的地方。京剧的魅力使我产生了投身京剧殿堂的梦想。上小学时，父母不同意我报考戏曲学校；中学毕业前夕，校领导又将我作为保送名额推荐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我喜爱的是京剧，话剧对我可谓“隔行如隔山”，其结果不言而喻；1966年，大学毕业在望，从系总支老师那里传出了我将分配到今天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因是该院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要一名既学历史、最好是学中国古代史，又喜爱京剧的毕业生。于是，老师们当做一件高兴的事就流露出来了。可惜，“文革”开始，一切全乱套，更谈不上去我心仪已久的艺术研究院了！1968年，我被分配到北京门头沟区沿河城学校，那里有一座古戏楼，我在那里清唱过数次现代戏，至今历历在目，为我操琴的是我的好同事李海林老师。等到我们二人先后调到区师范学校之时，我们的演唱队伍又增了一位京二胡，那就是我们学校革委会主任李欣华老师。有时，我和海林在宿舍休息时过过戏瘾，李主任只要手边无事，便提着二胡循声而至，真可谓苦中求乐啊……如今，李主任已去找他的令尊李大钊先生去了；而我的父亲、这位著名的老中医也因“文革”而病逝，距今整整40年了。往事历历，怎堪回首！就这样，我始终没有进入京剧的殿堂，然而，我在这50余年积累的京剧和其他戏剧方面的知识，确为我撰写《清代戏剧文化史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时奠定了重要基础。京剧在宣南诞生，在北京成长，在上海定名，在全国发展，京剧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因此，《清史初得》在《“宣南”篇》中有关戏剧文化的文章便是2005年出版的这本拙著的继续。这几篇在研究中的新收获，列入《初得》是恰当的。《篇》是我参加原清史编委会指导下撰写的《清代人物传稿》的一部分。自1980年10月起，我先后撰写了该书上编的第一、三、五、八卷的部分人物。需要指出的是，《篇》的汉官们，他们同样要居住在宣南或南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宣南”篇》的续篇。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他们中间很多人的住址及其生活状况都很难查找，尽管如此，如笔者撰写的李光地、陈廷敬、高士奇、朱彝尊等人和其他500多位名臣名士，他们在宣南的住址和其他情况均有据可查。毋庸置疑，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们于京师期间不长期生活在宣南或南城，又能住在哪里呢？对此，笔者在《清史初得》首篇事关宣南戏剧文化的形成专有论述。同时，在撰写《清代人物传稿》和相关的研究过程中，我对一些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于是，以诸多史料为基础，就有了《清史初得》《人物篇》内关于“二魏”、黄宗羲、郑成功、施琅等人的研究。笔者在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清史述得》中也有一些其他人物的评述。《“燕行”篇》是《清史初得》的最后一篇。有清一代，朝鲜的来华使节将使清之行视为“燕京之行”，这些使节被称之为“燕行使”，他们将其在华期间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这些著作统称为《燕行录》。本篇论述《燕行录》的内容即此意也。系列著作《燕行录》是研究朝鲜史、中朝文化史、清史、东北史和北京史的重要文献，这几篇《初得》之论希望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自1968年开始，我就与教师这一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告老还乡之后，我依然乐此不疲。这几年，从名师讲坛到国家大剧院，从中国人民大学到中国戏曲学院，从宣南文化讲坛到椿树杯票友大赛，多次应邀前往。每讲一课，都有新的感受，每讲一讲，都在寻找不足。授课期间，我有总结，有提高，讲出激情，撞出灵感，产生新意，并用于同类论著之中。如此往复，真一大乐也……1978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建所之年。同一年，我在通过了清史所面试、笔试之后，于1979年3月正式调入本所，因此，今年是我在清史所的第三十个年头，我也由一名中年学子而迈入花甲行列。在这三十年问，我在本所除了教学、科研，另一个长期兼职则是任职《清史研究》。该刊的前身是《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更名为《清史研究》至今，而我在此编辑部兼职工作凡十五年，时间是1987年至2002年。先是任职编辑部主任，后自1990年起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其间，在1994年前后，本所领导不仅要我在兼任以上两个职务的同时，再任执行主编之事，而且，还要我在1995年前后向继任者讲解本刊特点与日常工作，指导其如何在本刊任职主编等等。简言之，在编辑部这十五年，其间甘苦，同仁是知；个中辛劳，一言难尽……我认为：在回顾《清史研究》三十年的历史时，这段史实是不应被“疏忽”的！具体情况，容当另叙。我自工作岗位全面退下来之后，在调整作息、开始新生活的同时，继续落笔耕耘，读爱读之书，写爱写之文，做爱做之课题。自2003年至今，出版了三《清史初得》，除《清史初得》之外，尚有2004年的《清史述得》、2005年的《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合作著作已出版的有《中国事典·清朝卷》《清朝通史·康熙朝》《施琅与两岸统一》《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编》《中国考试大辞黄》，即将出版的有《中国大通史·清朝卷》等；译著：[美]《清代名人传略》上卷等。此外，还发表文章二十余篇。我的感受是：夕阳真是无限好啊……如今，我已过了“掉块肉”的年龄，大学者黄宗羲曾有诗云：“年少鸡呜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鸡呜，转头三十余年事，不道消磨只数声。”对于黄老夫子的这首晚年之作，我有了更深的感悟，同时，我更喜欢的是清代名臣陈廷敬的两句诗：“风霜历后合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与您共勉，继续努力。是为序。

《天朝衣冠——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服饰精品展》（普及版），收录展览所陈列的全部文物114件，主要是满足广大观众读者对展品的欣赏和了解；《天朝衣冠——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服饰精品展》（典藏版），在普及本图录基础上新收录文物72件，共收录文物186件，意在于欣赏和了解之上，为清代服饰和清代历史文化的爱好者、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实物资料及信息，以进一步促进相关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提高。《清宫服饰图典》在上述两本图录的基础上又新增收录28件文物，其中新增戎服11件，便服17件，弥补了先前图录中此类文物收录数量和类别的相对不足。同时，考虑到普及性与学术性兼顾之编撰要求，《清宫服饰图典》还新增总论一篇，详细地介绍和论述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宫廷服饰的各方面情况。此外，原图录从礼服到便服的六篇分段说明也全部重写，更为充分详实地拓展了原有文字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中唐文论研究》是作者《初盛唐诗学思想研究》（新华出版社，2000年）之后完成的有关唐代文学思想研究的第二阶段的新成果。该着作以中唐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皎然、韩愈、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五家文艺理论思想为研究对象，凡五章、22万字，涉及中唐作家、文论家对诗道、意境、创作心态、创作才能、文艺鉴赏等重要理论问题的认识。在全面了解学术现状、充分掌握相关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以发现学术新问题为重点，兼顾一些虽受重视但研究尚欠深透的学术问题。前者如：皎然的诗史观、诗道观、对张九龄的评论，韩愈文艺思想与庄学之关系、韩愈天命观的文学意义，白居易的诗乐合一观及其对文艺才能的看法，柳宗元的奇味说、比兴观、文章鉴赏观，刘禹锡的中道观以及地理意识与诗学思想的关系，等等；后者如：皎然的作用说，白居易的尚俗诗学观，等等。全书皆从具体问题入手，以规律概括为学术宗旨，点面结合，创作实践与审美意识并重，展示了中唐文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描述了唐代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观念的嬗变轨迹。

曹操施政，受其寒门出身的影响，与儒学士族阶层一味倡导仁义，主张宽纵不同，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魏统治者曹氏出身于寒族，且与阉宦有关。曹操的崇尚与政策即由他的阶级出身决定。”曹操治军施政的一个鲜明特色在于厉行申韩法术。第一讲《说曹操》439年，拓跋焘在北魏政权统一黄河流域后，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当真以“太平真君”自许。此前平城开展的尊崇道教活动，实际上是崔浩在道教外衣下复兴儒教的努力，崔浩本人也因此再次在政治上得宠，使拓跋焘对他言听计从。431年，崔浩被任命为司徒，成为朝廷最显赫的官员之一。第四讲《北魏前期历史与崔浩“国史之狱”》从实质上讲，东晋南朝特别是其中的东晋、宋、齐、梁，是移民政权。东晋皇统是北方的河内司马氏，朝代形式上也是晋朝正统的延续。东晋转换为刘宋，刘宋创始者为彭城刘裕，又兰陵萧道成禅宋建齐，兰陵萧衍禅齐建梁。宋、齐、梁三朝皇室，原籍也无一不在北方。

唐代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历史时期，同时唐代又是一个集汉魏以来历代制度之大成的时代，各种典章制度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程度，包括宫廷制度在内亦是如此，对后世各朝都具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