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会典研究》是一部明代官修的重要史著。法制史学界普遍认为其具有行政法典的性质，或认为其是一部法律制度的汇编书。然而，明代不可能有纯粹的行政关系，更不可能有纯粹的行政法规。实际上《大明会典》的内容不囿于当朝现行的诸司职掌，其系统地囊括了明朝全部刑事立法的内容，因革损益，为当时及后世提供遵循典制之依据，具有典制史特点；其以六部为纲，汇集了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具备会典体史书之性质。该书不仅对明代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因其史料来源可靠、史料内容全面、可补其他明史文献典制记载之缺略和可订其他明史文献典制记载之误，是后世纂修明史之重要史料来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有鉴于明代诏令文书的整理是一项繁重、长期的工作，自2007年开始，我们明史研究室成立课题组并申报了院重点课题，启动了收集整理《明大诏令集》（洪武朝卷）这一工程。进入这一既广博又艰深的新领域，我们在翻阅了上千种史籍、广泛搜集洪武朝诏令文书的同时，也在同步进行专题研究。编辑本专辑的目的，既是为了把我们的初步成果呈现出来，也是为了推动明代诏令文书研究的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为明代诏令文书研究提供一令有益的学术铺垫。本辑为第八辑。

《明清论丛》第十辑是以200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清史研讨会的精选论文为主，融合《明清论丛》编委会委员于会议论文之外遴选、约请的明史及清史文章，共39篇约67万字。本辑论文分为三个部分：主打论文有两篇，分别是李文海教授、杨念群教授的《论清史研究与清史纂修的良性互动》、《清朝“正统观”之确立与历史书写》。明史方面的文章有18篇文章，涉及政治、军事、工程、社会、教育等方面。清史方面文章有21篇，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本辑中还有来自于故宫作者提交的8篇文章，论文具有故宫特色。

王国维先生有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历经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各种文体、流派、理论、思潮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它们既是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生发、演进、成熟、衰微的过程。相较于文学通史，以断代文体或专题为内容的文学史，有利于做深入的讨论和详尽描述，对推动学术发展、学科成熟，功莫大焉。为此，特选择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某一时期，某一文体之兴衰历史的代表著作，精心编辑，汇为丛刊，把这些经过时间检验、在学界有定评的经典之作，集中呈现给读者。同时，我们还将继续跟踪学术发展，随时吸纳高质量的学术专著，收入《中国断代专题文库丛刊：明清传奇史》。《中国断代专题文库丛刊：明清传奇史》采取开放的形式，按系列陆续推出。既回眸历史，总结过去，也放眼长远，瞻望未来。希望学界同仁惠赐大作，使这道学术长城能蜿蜒万里。

乾隆朝历史相当久长，所以不能不作分阶段的研究。高王凌编著的《乾隆十三年》所述即其第一个阶段，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当时朝廷如何感受若干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提出跨时代有创意的发展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一脉相承），如何作出欧洲式的“现代反应”（如加强政府），以及打算“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都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乾隆初年曾有预言“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果然这一年就发生了许多不尽人意之事，从家庭到朝廷，从财政到经济，从政治到战争，也连带引发了政策的全面“收敛”，好像许多事都做错了，俨然成了一个失败的记录。检讨这些，也是《乾隆十三年》的内容之一。可以说，它为大家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乾隆。

公元420年，宋武帝刘裕夺取东晋政权建立宋朝，我国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时期。在北方相继有鲜卑拓跋氏建立的魏政权（史称北魏，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高氏建立的齐政权（史称北齐）和宇文氏建立的周政权（史称北周），合称北朝。《北朝史解读》主要依据《魏书》、《北齐书》、《周书》和《北史》。《魏书》是北齐魏收所著的主要记载北魏、东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魏收（506～572），字伯起，是魏、齐之际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魏书》共一百三十卷，分十二本纪、九十二列传和十志。因作者身处北齐，故以东魏为正统，而不记西魏。《魏书》特设序纪，记载北魏正式建国以前的祖先，本纪又记未即位的太子；列传则将人物以时代为序，按民族区分，同类合传，次序井然；其十志则置于全书最后，其中《释老志》、《官氏志》等都体现了适应时代的创新。《北齐书》为唐初史学家李百药所撰，原名《齐书》，为与《南齐书》相别而加“北”字。李百药（565～648），其父李德林在隋朝时曾奉诏续修《齐史》，未完而卒。唐贞观三年（629），李百药被诏令修撰《齐书》，至贞观十年修成，共五十卷，含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在流传过程中，《北齐书》原文残缺亡佚过半，在历代正史中地位较低，但因其保存了北齐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仍不失为一部价值独特的史著。《周书》由唐朝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583～666）主撰。唐初，令狐德棻即向高祖李渊提议编修“近代”史书以保存历史并为当世提供借鉴，于贞观十年完成，分五十卷，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记载了从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建立隋朝之间四十八年的历史，虽体例不够完备，并存在较多错误，但它是详细记载北周历史的第一部史书。《北史》与《南史》同为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所撰。李延寿之父李大师很。有史学眼光，熟悉前代史事，并决心写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著，可惜未能完成而病故。李延寿子承父志而修史。《北史》打破了《魏书》、《北齐书》、《周书》等各记一朝，各自为书的界限，将北朝各代融会贯通，前后照应，形成整体，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大势，体现了民族团结和统一的卓识，因而具有明显的高于他史之处。当然，《北史》也有删削过当、好记神怪和不明典制等缺点，只是这些并未影响其总体的历史价值。

汤勤福和王志跃编着的《宋史礼志辩证（套装全2册）》内容介绍：《宋史·礼志》共28卷，是《宋史》诸志中最为宏大的部分，在正史《礼志》中亦为最大。《宋史》成书匆促，谬误最多，故为后代所诟病，本书主要逐条辨析它的史料情况，涉及其史料来源、正误、史料剪裁得失等方面，同时亦对相关典籍记载的错失作了辨正，以期使读者能正确了解《宋史·檀志》所载内容的正误优劣，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某些错失，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提出一些意见与建议。

《南明陆沉》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为我们讲述了南明这一段充满血与火，泪与罪的民族苦难史。作者围绕着政治和军事两条主线，深入探讨南明灭亡的原因。政治上重点深挖了这一时期的党争，从崇祯朝埋下祸根谈起，讲述了弘光朝的政治斗争，鲁王政权与唐王政权的矛盾，唐王政权和郑氏集团的矛盾、永历朝与绍武政权的矛盾，永历朝吴党和楚党之争，大西军、大顺军与永历朝的矛盾，大西军内部孙可望和李定国之争等等矛盾冲突，讲述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矛盾冲突及其导致政权灭亡的过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军事上讲述了弘光政权偏安一隅的思想以及借虏平寇、藩镇、求和等战略思想的错误及其导致失败的过程，并深挖了政治对军事的祸害，向读者分析了为什么说南明亡于汉族自己人的道理。

新唐书艺文志「乐类」著录崔令钦教坊记一卷。崔令钦自序云：「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三二是坊中人。每请禄俸，每加访问，尽焉余说之。」他是很熟悉唐教坊中的人与事。天宝末，安史乱起，他与当时许多士人一样，避地江南，到达润州（今江苏镇江），「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可见，教坊记记事真切可信，与一般仅靠传闻的记载迥然不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明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其中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它是清乾隆年间“钦定”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也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长达九十四年。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明史》编纂所以前后费时如此之久，主要原因是当时政治上的不稳定。顺治年间，虽已开馆，但当时清朝与南明残余势力的战争尚未终止，战乱时期，史料缺乏，“实录”不全，献书者极少。另一方面，此时负责编史的大臣主要是洪承畴、范文程和冯铨。洪、范二人为明朝降臣，对万历以后明、清关系如何处理，颇感棘手，迟迟不敢下笔；冯铨更是明朝臭名昭著的阉党余孽，其言行多为士大夫所不齿。因此当时修史得不到士人的支持。延至康熙年间，又出现了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再一次迁延时日。真正动手修史，是康熙十八年以后的事。此时修《明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有当时著名学者兼文学家朱彝尊、尤侗、毛奇龄等人，出力最多的则是万斯同。万斯同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得意弟子，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他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完成。万斯同死后，先后三次任明史总编的王鸿绪对万氏的明史稿进行改编．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两次向皇帝进呈，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王氏此举曾被指责为剽窃行为。到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四年（1739），清政府又第三次组织人员修改明史稿，最后形成定稿的《明史》。因为此次修书总裁为张廷玉，所以现在通行的《明史》题为张廷玉等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