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对：李世民治国密法“贞观”，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灿烂的年代，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英明君王。他在位的二十二年，使残破的中国恢复和平与繁荣，并击败所有的外敌，一千五百年来，中国人尊敬他为“大帝”（长达五千年历史中，有资格被尊敬为帝的，不过五人：赢政、刘邦、苻坚、李世民、玄烨。可是称得上恶棍、混混，或人渣、无赖、流氓的家伙，却十辆大卡车都装不完）。没有一个人是十全的，李世民有他致命的污点，那就是杀兄逐父。但那仅仅是皇族的自残，对整个国家的贡献，他的功勋，远远盖过他的污点。恐怖帝国：武照发扬“告密”“诬陷”武照是一位资深的美女，当她的屁股，合法的坐上皇帝的宝座上时，已六十七岁，但早已直接统治她丈夫李治的唐王朝达十数年之久。她用政治力量鼓励人性中最阴暗的部份——诸如：告密、诬陷、出卖朋友、背叛长官、凌虐卑弱。所以，她改朝换代。把她的儿子从宝座上赶走，由她自己的屁股亲自去坐，并且把唐王朝改为南周王朝，建立一个崭新的南周帝国时，政府大量施用酷刑，而且把这种酷刑，普遍的加到士大夫和高级官员（甚至宰相、亲王）的身上。遂使全国每个角落，都充满了颤抖。

《如果这是宋史3：仁宗盛世卷（上）》主要内容包括：这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贤相辈出，却无力扭转官场的腐败昏庸；名将咸聚，却疲于西陲小国的疯狂进攻；才子云集，却热衷无休无止的内耗、党争；经济富裕，却用于供养禄蠹、购买和平；文化昌盛，却不能力挽颓败的国运、萎靡的民风。堪称北宋鼎盛的仁宗朝，最初的十年却是由一个女人主导。她，本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川蜀弱女，一个困窘的小银匠之妻，一个卖唱的歌女；可她，后来居然母仪天下，垂帘听政，登上权力顶峰，差点儿成为宋代的武则天！她幼丧父母，亦无兄无子，凭什么执掌朝政二十余年？她真是“狸猫换太子”中恶毒的后母？抑或是保护幼主、奠基盛世的女强人？宋仁宗是个很有底蕴的皇帝，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如果赵匡胤是一条奔流的大江，那么宋仁宗就是一面深不见底的湖水，表面虽然平静，但是湖水深处却暗流涌动。这是数千年来最风雅的时代，历史的夜空中突然迸发出无数璀璨夺目的明星，他们有着享誉宋代三百余年的名号——天圣进士集团。欧阳修、韩琦、范仲淹、宋庠、宋祁、曾公亮、文彦博、石介、蔡襄、包拯、富弼……，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们不仅闪耀在仁宗一朝，还孵化了英宗、神宗二朝的才俊、伟人，“仁宗养士，三代受益”。“西北望，射天狼”，党项李元昊一飞冲天，所向披靡，不可阻挡，成为折磨宋人神经的恶狼。西陲无宁日，仓惶起狼烟。荣耀三川口，悲怆好水川……

徽州文书，被认为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后新资料的第五大发现。在丰富的徽州文书中，宗族文书为其大宗。无论是数量与类型，还是研究价值，宗族文书对于从整体上认识徽州文书，并藉此探索明清徽州民间万象与地方社会实态，乃至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来说，均具典型意义。本文以明清徽州宗族文书为中心，采用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解读文书的形式，阐释文书的内涵，以揭示明清徽州宗族所固有的种种社会关系，进而考察国家和宗族的制度规范与民间实际运作之间的差异。本著作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徽州宗族文书作总体性考察。第三、四部分则以历史学、社会学等视角对徽州宗族文书所反映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阐发。第一部分考察了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的形成、遗存及其形态。历史上高度发达的徽州经济文化，致使公私交往频繁，产生了大量文书资料。徽州宗族文书的形成是徽州区域发展之特定背景下的产物。而宋代以后徽州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以及徽州民间素有重视记载与整理文书的传统，亦是徽州文书形成的重要因素。徽州文书的保存特有其公匣制度。并考察了文书的形制与版本形态。第二部分探讨了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的契约表达程式。对契约的称谓与类型作出基本概括，对单契与合同的区别，土地买卖契约的构成，合同契约的类型，民间契约关系的维系等进行专门考察，对契约文书的格式规范与民间表达作重点分析。其中论述了个体性文书与宗族组织之间的关系。指出，宗族内部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个体与宗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它亦是宗族关系的一种体现。第三部分对明清徽州宗族文书进行分类考述。主要以其所体现的宗族与国家和地方基层组织之间、异姓宗族之间、宗族内部的门房支派之间、宗族之于其它民间组织（如会社）、宗族之于家庭等的密切联系作为划分依据，从而将明清徽州宗族文书分为祭祀关系、继承关系、会社关系、主仆关系、异姓关系、赋役关系、诉讼关系等类型。对徽州文书所反映的诸多方面的宗族关系作具体阐释。这些关系既体现功能性和系谱性，亦兼顾地缘性和利益性。第四部分为本书的结论。主要从宗族的内部关系，宗族的制度规范、宗族的实际运作、宗族与地方社会，宗族与国家等方面，对明清徽州宗族文书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和功能作总体性概括。考察了明清徽州宗族组织的加强。宗族的组织化大体经历了从亲属群体到社会组织，从强调敬宗祀祖到侧重社会功能的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族的社会性日益增大。宗族在置产、教育、赋役、赈济乃至婚丧嫁娶等事务上对家庭发挥着功能性作用。家庭作为宗族的个体，其交往范围、生存价值及社会地位亦在很大程度上系之于宗族关系网络。个体及其家庭在生产经营、生活互助、社会交往等方面与宗族存在着密切联系。同姓宗族间的统合更多体现的是地方意义上的社会互动。异姓宗族间在祭祀、承继、婚姻及经济活动等各方面亦体现了广泛多样的社会关系。在地方公益事业中，徽州宗族发挥了其有效的组织作用和强大的影响力。探讨了宗族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明清国家基层统治机构的设置多以地方宗族组织为基础，宗族在地方社会发挥的多方面功能则从根本上配合了国家统治的深度需要。宗族与国家体现着某种契合。国家和宗族的制度规范与民问实际运作又存在诸多差异。宗族内部的实际运作往往体现为超出制度规范而灵活多变，存在着复杂多样的民间运作模式和流动不居的个体关系。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宗族制度不断得以更新和调适，同时也成为弱化、冲击乃至瓦解宗族制度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傅维鳞及其所著《明书》，由于《四库全书总日》的苛评，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傅维鳞与》以从前罕有利用的傅氏家藏资料为切入点，对傅维鳞及其《明书》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通过对傅维鳞生平、交游、著述的梳理，对《明书》编纂、流传、史料来源的考察，对《明书》特点、缺欠及史学思想的剖析，重新认定了《明书》的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明朝（1368-1644）是一个商业扩张、文化革新的时代，它因此也形成了延续至今天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本卓尔不群的著作中，一位杰出的中国史研究学者重新省视了国家、社会之闻的关系。与之前学术界总是强调国家具有强大的支配力不同，作者认为，正是社会领域内对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作的极端反应，才导出了明朝稳定而动态的国家体制。这本充满想象力的学术反思之作，相信能使那些对中国发展感兴趣的学者及青年们有所获益。

清末民初以来，南明史的研究曾是个热门，但始终没有一部较完整的关于南明史的学术专著问世。谢国桢先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从事南明史资料的搜采与研究，解放后便锐意要写出一部能反映客观历史的南明史学术专著。本书主要论述和评介了南明弘光、鲁王、隆武、绍武、永历诸政权的兴亡变迁，兼及荆襄巴东的农民起义、韩王政权和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因此是一部较完整的明清变革政治史。书中尽可能利用明清之际的文集、笔记、档案等第一手史料，向读者提供这段鼎革时期的史实。至今仍是研究南明历史值得参考的学术专著。

本书除了电视播出的内容之外，还插入了大量的图片和旁白，采用双色印刷，集趣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身。钱教授序中云：腾飞兄所讲的两宋史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的... “两宋风云”的纷陈精彩，一定能够吸引青年学子发愿投身建立新宋学的伟业。作者在后记中说，“汉唐是可敬的，明清是可怖的，而两宋是可爱的”，于是讲了《两宋风云》……故事发生在这样一个年代：宋朝的第六代皇帝宋神宗在位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富庶繁华，据现代专家统计，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文化高度发达，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在公元1127年，金军南下，一举灭亡了北宋，两个皇帝都被掳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于是，康王赵构即位，率残部南迁建朝，史称“南宋”。那么，富庶繁华、高度文明的北宋，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而“亡国之君”宋徽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南宋的第一个皇帝赵构被后人讽刺为“逃跑皇帝”，他真的是一个懦弱无能、贪生怕死的人吗？既然作者说两宋是可爱的，那它究竟可爱在哪里呢？一提到宋代历史人物，我们常常对秦桧的阴险狡诈而咬牙切齿，对岳飞的精忠报国而万分敬仰，更对他被冤死而忿忿不平，然而，这些绝非偶然；这是为什么？还有，高逑大家都知道，是个大奸臣；可您知道吗？在“北宋六贼” 中，高逑根本排不上号。本书将为读者揭开这背后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越绝书作为一部反映春秋晚期吴、越两国历史事件的古籍，对于垂意吴、蕉文化的研究者来说，其重要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历史典籍。虽篇幅不多，每篇文字也不长，但内容却很是丰富。历来对于越绝书相关问题的研究，如书名、作者、卷帙、成书年代等，已多见于世。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也尚未有定论。至于对其思想内涵的研究，有复仇之书、经世致用之书、兵书之说，在体例形式上亦有历史书和地方志之争。愚以为越绝书虽是一部反映吴、越地方史实的历史书，但又是一部有别于正史的“野史”，且带有政论性质，故无汉代以来正史之规矩，它可以让作者直抒胸臆，表明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考察越绝书的写作意图，就在于劝导为政者要居安思危，广行仁义，正确用人，这就是越绝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所在，也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说春秋之一齐楚崛起》：岐山地震、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平王迁都洛邑，春秋大幕从此拉开……齐国乃姜太公封地，因俗简礼，迅速强大，其后又获得“五侯九伯，女实征之”的征伐大权；在“管跑跑”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九合诸侯”，先成霸业；楚国在南方日渐强大，裹胁周边小国成立“南联盟”，欲在周王朝搞“一国两制”，齐、楚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国家，最终要正面接触……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在大国角力之下，是无数奇谲诡丽的历史故事，大义、私欲、智慧、权谋……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大戏上演了。

西夏是由党项羌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由于元人修前代史时没有编撰一部西夏纪传体正史，致使西夏公私史料在元以后湮没殆尽。西夏王朝便成了古丝绸之路上的消失了的神秘王国。西夏学也成了“绝学”。20世纪以来，随着西夏文物的大量出土，西夏学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显学”。李蔚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钩沉索引，考镜源流，另起炉灶撰写了这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西夏史专著。本书对西夏立国长久的原因、西夏历史的发展阶段、西夏历史的特点、西夏历史的地位及西夏在政治上采用蕃汉联合统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对外存在的依赖性、民族矛盾激烈处于主导地位与对外战争频繁、文化上的多元与儒学佛教的兴盛等西夏历史的四大特点，都有发前人所未发的重大观点。作者还摒弃了以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化和民族关系等板块结构叙述断代历史的传统，而是以西夏立国以后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建国、巩固、繁荣、衰亡四个发展阶段分章立目，将西夏300余年的历史置于运动的轨迹之中，从而勾勒了西夏历史从立国到衰亡的全过程，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