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论有夏国家与华夏民族的形式》、《战国法家与古罗马法学家之比较》、《唐代进士科考论述》、《人性与历史》等史学文章。

了解历史需要的是学习，研究历史需要的则是感悟。今天的人们不仅需要知道过去曾发生了什么，更需要知道过去的一切为什么会发生。要找到探究历史的正确方向，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更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独到的历史眼光。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毕生从政的高级干部，也是一位涉猎广泛、著述甚丰的学者型领导。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锋芒，爬罗剔块，提纲挈领，用不足50万言的篇幅，不仅浓缩了一部中国通史，其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述解析，更是精到而又独具见识，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本书是面向大众的普及性史学著作。学史者可以一册而览要，为政者可以鉴古而知今。无论是青年学子还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值得一读。

百年国史是一部文化复兴史。中国文化在经历了20世纪初先驱者的思想启蒙，三四十年代革命炮火的洗礼，五六十年代的反抗侵略的锤炼，七十年代百花凋零的浩劫，八十年代吐故纳新的探索，九十年代多元创新的流变，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呈现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本书分二编，包括：“唐代史馆官修史书思想与史家”、“唐初八史对历史的总结”、“《贞观政要》的当朝史总结与历史教育思想”、“刘知几的史学总结与史学思想”、“唐代宗教与史学”、“大历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与史学”、“《通典》的历史总结”、“韩愈的史学思想”、“柳宗元的史学思想”等九章内容。

“帮会”所为是一种革命，它无革命之名，但有革命之实。“帮会”中人虽也有渣滓，但有学识、有思想、有志气、有胆量的人也很多。他们“义”字当头，敢做敢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深不可测，读“帮会史”，也许可以帮我们找回那一段逝去的记忆……阅历不深或阅历深厚的人、最讲义气或最不讲义气的人、传统文化的倾慕者、想要了解或不想了解中国社会的人……“帮”也是行会上通用的一种名称，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帮”被用来指无须某种专门训练，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组织，如挑夫、河工、码头工中的组织。换言之，“帮”往往与社会下层组织有关，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帮”转义而指以社会下层人士为主要分子的秘密组织，因有“帮会”一词。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青帮”。据考，“青帮”的前身即是清代专门从事漕粮运输的水手行帮。康熙中叶，清代的漕运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漕运水手的主要成分由军人变为雇佣劳动者，而其主要来源是社会游民。这种变化遂带来新的需求，如水手的雇佣、工价、福利以及各种利益的分配和协调等等，漕运水手中的行帮组织即因此而产生。最初，“青帮”只是漕运水手行帮中的一个组织，后则凭借其组织严密等优势而逐渐成为一种垄断势力。十九世纪中叶，漕运制度被取消，水手行帮亦随之瓦解，但是“青帮”依然延续下来，它重新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与其他帮会势力相结合，形成了著名的“青红帮”。《中国帮会史》的作者刘联珂先生，本身就是帮会中的一个“同志”，他有学识、有志气、有胆量、勇于任事，他对于帮会的一切，知道得太多。刘联柯加入帮会、追随“洪门”诸大哥三十余年后，摆脱一切，一心一意写这部“帮会史”，向我们揭开帮会长期鲜为人知神秘面纱……

本书是《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的第四册。内容为：余英时作为1978年美国汉代研究访华代表团团长执笔的总结报告及每日活动和讨论的分报告。从中我们不仅了解余先生的史学理念，而且还能知道当时史学界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情况。此书对研究中美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本书遴选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00件大事，并以精练生动的文字描述大事的来龙去脉、揭示大事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简约大方的版式、400余幅与历史大事紧密相关的精美图片、准确到位的图解等多种视觉要素与文化要素的有机结合，为读者打开了一幅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氛围中了解历史大事、把握历史大势的同时，获得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愉悦的审美感受。

本书是对我国国家地理与人文情貌的详细解读，分南方卷和北方卷，将中国划分为燕赵、中原、三秦、吴越、齐鲁、湖湘、岭南、巴蜀、滇云、西北等十个文化生态群落，撷取了各自的民俗民情等地方风物，饮食、建筑、雕塑、美术、文化名人等艺术沿革，力图从根本上集中梳理并解读“文化地理”这个大概念，并在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区域文化的深度关照及巡礼之上，复活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人文地理概貌。同一般的人文地理书“重地理，少人文”相比，本书容量广泛，不仅停留在对风俗人情的简单介绍上，而是在“文化地理”上重新审视中国版图的同时，继续“人与地”这个让中国人讨论了几千年的文化命题。饶有趣味的是，随书附送了一张《中国地脉草图》，将中国地脉作了一次“族群”分布，宦官、帝王、圣人、美人、名士、义匪、革命家和雄才，这样的地区“土特产”的归类总结可谓是自成一说的尝试。

本书对钱大昕的生年与著述，主要是其史学思想进行了详尽的探讨，资料丰富，论述精辟，其价值表现在以下方面：一、第一次对钱大昕的史学成就进行全面研究二、很多内容是作者第一次进行讨论，如钱大昕的历史评论、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钱大昕对《宋史》的考论等。三、提出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观点，如钱大昕的经学思想、钱大昕历史考证学的理论等。

片断：多棱镜里看纪昀嘉庆十年（1805），正有二十六日，命纪昀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时纪已八十二岁了。不意到二月十四日酉时，为时尚不到一月，纪就逝世了。嘉庆既为他写了御祭文，又写了御赐碑文，用的都是四六骈体，评价之高，实足使人惊异。《御祭文》中说：“方赖元勋之平格，用资朝列之楷模。何拜命之甫旬，竟颓龄之莫驻！”看来原是要想把他树为最上层的标兵的，可能还要大用哩，想不到竟不再能够倚重了！《御赐碑文》中说他“遂荷先帝特达之知，独蒙学问素优之誉”，则确认他为两朝宠臣无疑了。又称誉他“鉴秉虚公，市近而门如水；体崇雅正，耄及而眼无花”，则几乎是天壤间一个少有的完人了。但是我们一翻《东华续录》的有关记载，才发觉到，不唯韩愈会“谀墓”，皇帝有时也会谀其已死之臣，而把他过去说过的话、作出的处分忘得一干二净了。姑舍斯因卢见曾盐务亏欠案漏言泄密遣戍乌鲁木齐事不论外，在修《四库全书》时，就经常因出差错而罚俸记过，仅在乾隆四十五年冬，就一连被记过三次。乾隆五十年因覆验吴雅氏自缢不实，皇上说他是“无用腐儒”，或尚存爱护之心而有意为之开脱。但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上谕中仅目“德保、纪昀俱属中材”，评价也并不好听。至于嘉庆自己呢，于元年（1796）十月已卯谕，以“大学士缺出久逾匝月，见在各尚书内，若以资格而论，则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俱较董诰为深”。随后就对这三人一一加以批评，说“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平日于铨政用人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彭元瑞不自检束，屡次获愆。纪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俱不胜大学士之任”。随即在次年唯刘墉得拜大学士，当与内禅有功有关。因乾隆起初不肯交出大宝（玉玺），刘半日力争，始得之而行贺礼（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二正宗二十三年）。直到嘉庆八年七月，孝淑皇后由静安庄于十月内移至地宫安葬，办事王大臣具奏议折内有“掩闭石门，大葬礼成”之语，触怒龙颜，纪昀还受到“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哩。幸得十月奉安礼成，大家都得到宽免。当我们撮录这些档案来对照一看，该是多么有趣。且说皇帝对纪公的死后褒扬既已好话说尽，则各种传记、墓志、笔记中的神化现象就应运而来了。本着伟人和天才杰出之士都“生有自来”的古老传统，关于纪公的出生，各种神秘的记载很多。梁章钜《归田琐记》卷六，写得最为全面。主要说纪是一个女身的火精转世的，所以“耳上有穿痕”，“足甚白而尖”，“公常脱袜示人，不之讳也”。又言公为猴精、蟒精等等，不一而足。近人郭沫若的《我的幼年》中，也记他是母亲梦到天上豹子奔来而出世的，故取名文豹。当时即为林庚白《孑楼随笔》所讥。其然？岂其然乎？今人颇多以郭老的际遇可与纪公前后相辉映为说的，我看唯有这一点最为形似。纪的朋友、学生，还有一些有关的文人学士，都赞誉纪公“过目不忘”、“无书不读”、“无所不通”。他的学生刘权之在《纪文达公遗集序》中甚至说：“曾有未经目之书，即知有某人序，某人跋，开卷丝毫不爽，是慧悟夙成，文其馀事也。”这不是“精灵转世”说殊途同归地在作造神宣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