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正处“文革”期间，白寿彝先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中国通史纲要》的研究、编撰工作。从1977年至1980年，历时三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这部小型中国通史完稿。1980年11月，71岁高龄的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出版发行了。《中国通史纲要》是“文革”后，国内出版社科史学学术的第一本书；这是自1975年以来落实白寿彝先生倡议编写中国通史所迈出的第一大步；又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纲要性和前瞻性的书藉。《中国通史纲要（套装共2册）》很好地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用简明的形式和深入浅出的语言，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揭示出内在特点和规律，反映了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新思考。按原先的设想，《中国通史纲要（套装共2册）》一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外国读者，因此在写法上多有独特之处，如基本上不引用原始材料，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在表述上力求明确和精炼。不料当出版社先行出版中文版后，却立即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到20世纪末，此书已是印刷27次，累计印数达94万余册，到目前为止累计印数已远远超过了上百万册，现已经出版的外文本有英、日、德、法、西班牙、罗马尼亚、韩、蒙等8种外文译本及世界语译本。《中国通史纲要（套装共2册）》虽然只有30多万字，但在国内外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3年，它被列入我国通俗理论读物的必读书目、全国高校指定使用教材。1988年，它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篇幅宏博，价值极高的一部编年史，宋代司马光等修撰。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于盈积简牍之中，抉擿幽隐，校计毫厘。其中贤君昏主、忠臣奸佞、勇将懦夫、志士小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堪称巨制。由于全部用当时的文言写成，今天的多数读者阅读起来会有困难，因此，由中国社科院、中华书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术单位的60余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对其进行翻译，以便使更多的读者了解这部历史巨著。翻译底本为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七次印刷的《资涌通鉴》标点本，与已出的20册标点本相对应，译文较为准确、流利、生动，以对译为原则，间有个别语序调整和意译。并采用文白对照的方式，以展开面的形式出现，即左页为原文，右页为译文，以为读者提供阅读上的便携。

《品读》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文学、兵法、律例、典章、治乱得失与运筹方法。历史中包含着深厚的生存法则，过往的历史绝非故纸堆里的文字，而是曾经鲜活的生命记录。读史使人明智，其意义在于通过纷乱的事件把握人类活动的思想和精神，这才是读史的内涵。

探寻中华民族之来路，理清华夏文明之脉络。《文史哲收藏读物：中华文脉》从古文字学入手，探寻中华民族的来路，理清华夏文明的脉络。为此，作者摒弃了以往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注重从文献到文物的解读，注重运用文献学、文字学对考古文化、文物进行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自然、文化环境的解释。

我们很幸运地走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路上，但我们还需要一盏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照亮前方的路，这盏灯就是文化传统和民族智慧。“另一半中国史”只用六个汉字就涵盖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气质，因为，在汉文化为主流的文化长廊中，永远镌刻着中国多民族文化的绚丽身姿。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依稀记起匈奴、柔然、乌孙和楼兰等等古民族时，在《另一半中国史》里，令人惊奇地看到了他们的生离死别和爱恨情仇……“另一半中国史”是一个智慧而大胆的论断，当我们不能从史学家的著述里找到这个概念时，就有理由说它是独一无二的。由此我们应该向作者致敬，他没有史家、民俗学家和作家的光亮头衔，也没有“隐者”那般高深莫测，但他却是一个用心阅读、勤于思考的思想者，他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充满崇敬和率直的拷问。在“文化喧嚣”的时代，坚守、沉静、思索和高雅的情趣成就了高洪雷先生这部经得住历史检验的著作。

黄仁宇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读者往往在面对大师博大精深的著作时而望洋兴叹。本书是以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为依据，通过作者本人对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理解，将大师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疏理成通俗文字，帮助广大读者更好、更深刻地理解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及其他相关作品。目标受众群大： 大众读者、学生

《史记》的文学成就还表现为它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史记》写的是历史，但它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事实，而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批判。同时，由于作者自身的悲惨遭遇，所以他的笔端时常流露出一种愤激之情，一种沉郁之气。有的通篇是借古人行事来抒发自己的愤世之态；有的是夹叙夹议，火花四射，喷泄着慷慨之音；有的是联系较为松散的飞来之笔，凭空插入一段淋漓尽致的悲悼憾叹。那种对佞儒、酷吏们的尖刻讥讽，那种对刺客、游侠们的倾心赞颂，那种对失意英雄、含愤志士们的无限同情，等等，都明显表现出司马迁强烈的主观色彩，从而使整部《史记》成为一首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成为一首用整个生命谱写成的饱含着司马迁全部血泪的悲愤诗。故此，鲁迅曾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洙泗遗训，务本知先；中国是文化悠久的民族，垂统五千年，就因为有深厚的根本，固能承前启后，传之久远。《史记》的博大精深和它在史学与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使我国历史的本源再现。今天我们翻看《史记》更时时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而振奋，被中华民族艰苦创业的历史所感动。可是，在学习研究古籍《史记》时又往往为它那晦涩难懂的语言所阻隔，难以深入，这也是盘古女娲没有亚当夏娃的形象，鸿门盛宴故事没有木马屠城普及，白雪公主比夸父逐日家喻户晓的症结所在。因此，克服语言的障碍，易古为今是铺架联系古今桥梁的砖石．在吸收继承已往译作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注译了《史记》，用以帮助中国人通过对《史记》的认识，找出中国人真正的根。

本书，清代吴乘权编，是在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基础上加以简化，并且补充了《通鉴》所未载的战国以前和宋至明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吴乘权，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楚材。早年患有足疾，不能参加科举，他的伯父吴兴祚曾任督抚，吴乘权则跟随左右，后又到私人家塾中教书。吴乘权是一位著名的编书家，在编本书之前，曾与吴调侯合编《古文观止》，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流传甚广。所编本书，同样极为流传，是当时人们用来读史的普及读物。本书编成于清康熙年间，书前有吴乘权的一篇“自序”，落款为康熙五十年（1711），可知此书初次刊刻于是年。之所以编纂此书，据吴乘权自序，他在童年就有志读史，但人到老年了仍不能把历代正史通读一遍，于是感慨要读中国古代史书，其方法只能是“宁简毋详”，人们才有可能通读。《资治通鉴》虽然已比各代正史简明，但“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要通读一遍仍嫌困难。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已有的正史或《通鉴》内容繁多，一般读者难以卒读，因此他想为一般读者编纂一部简明易读的通史。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璀璨、古老的中华文明，而这段我们引以为豪的光辉岁月中，既保存下来不少谜团重重的文物古迹，又流传着无数离奇曲折的故事。《每天5分钟读点中华历史悬案》以知识性和趣味性为宗旨，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各领域具有研究价值、探索意义和为人们所关注的历史悬案，能够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帮助人们运用想象力挑战极限，探索未来。

本书是由易华编写的《夷夏先后说》。《夷夏先后说》的内容提要如下：人类是一种喜爱迁徙的动物，人类史就是一部迁徙的历史。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是由不同的移民构成的。所谓土著，相对于新来者而言，是早到的移民。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相对于欧洲殖民者而言，是先到的亚洲移民。相对于夏而言，夷是东亚土著。受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和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启发，参考布罗代尔长时段（Long Duree）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WorldSystem）概念，特提出“夷夏先后说”如下：历史记载或传说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为夷蛮之地，大禹父子在夷之中建立了夏朝之后才有东夷西夷之分。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夷属蒙古人种，可能来自南亚；部分夏或戎狄属印欧人种，来自中亚。语言学研究表明汉语、韩语、日语是典型的混合语：夷语或华澳语是底层，夏言或印欧语是表层。夷夏结合与转换才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形成独特的东亚文化传统。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夷为东亚土著，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人西来，传播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汉族的历史是夷夏结合的历史，汉人、汉语、汉文化均是夷夏混合的结果。夷夏转换是东亚上古史上的关键。在人类历史上，喧宾夺主的事时有发生，而数典忘祖亦是常事。正本清源，夷夏先后说化解了东亚文明本土起源说与外来传播说的矛盾，对理解东亚民族与文化的形成和东亚历史不无小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