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福建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首次全面、系统地展示了自远古至1919年五四运动止福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集中反映了福建史学研究的薪酬成果，融汇了多年来考古发掘的新发现，填补了不少福建史研究方面的空白，同时纠正了史籍记载及前人著述上的一些错讹，并力图对福建历史的发展规律加以探讨和总结。

《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自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如果从1901年《中国史叙论》刊布算起，到此书的发表，也“逾二十年”了。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专门讲演，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名著。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在这二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的思想也有递遭变化。他在编完《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已谓：二十年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不以问诸世”。此书出版不久，又作了“修补及修正”，说是“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按指历史的因果关系）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规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规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如果说，梁启超原来承认“因果律”，还是承认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而现在却是抛弃“因果律”，对过去的史学主张发生怀疑了。

《史通评释》20卷，明郭孔延撰，该书杂引诸书，评释详尽。《史通训故》20卷，明王惟俭撰，本书注释精简，引书皆写明出处。《史通训故补》20卷，清黄叔琳撰 ，旁征博引，补王氏注释之疏略。据清乾隆十二年黄氏养党刻本影印。

[书摘：]唐朝后期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江浙一带是唐朝后期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当时人说：“国家用度尽仰江南。”过度的搜刮，激化了社会矛盾，859年浙东的裘甫起义是一个信号。868年爆发的庞勋起义虽然远在岭南，但它的根源却在连接洛阳与江淮财赋重地的运河——汴渠（即通济渠东段）流经的武宁。起义军北上切断了王朝的经济命脉——江淮漕运。起义虽然失败，却揭开了唐朝走向灭亡的序幕，《新唐书》说得好：“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指庞勋）。”给唐朝致命一击的无疑是875年爆发的王仙芝、黄巢起义。黄巢的军队驰骋中原，不仅四次横渡长江，两次横渡黄河，而且攻占了东都洛阳、西京长安，暴力扫荡了现有社会秩序，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遭到灭顶之灾，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就是写照。这场动乱随着黄巢的死亡而结束，唐朝的统治却一蹶不振了。在动乱中，涌现出一大批武装割据的军阀。他们互相火并的结果，形成了两个最有势力的集团：以开封为中心的朱温，以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朱温是唐朝向五代转变的关键人物，出身很低贱。这个砀山人，小名朱三，父死家贫，随母帮佣于萧县刘家。据欧阳修《新五代史》说，此人“勇有力”，“尤凶悍”。这种人当然不会满足于“佣食”生活，黄巢起义后，他投身义军，由士卒、队长升为大将。后来见黄巢大势已去，摇身一变投降唐朝，被朝廷任命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朱全忠。此后，他出任宣武节度使，以开封为基地，兼并了割据许州与蔡州的秦宗权，割据郓州、曹州、齐州与濮州的朱碹，以及割据徐州、泗州的时溥，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军阀。唐昭宗很想重振朝廷的威权，然而空有抱负，无力回天。皇帝赐名他“全忠”，本想借重他的力量，岂料，唐昭宗竟然死在他的手上。907年，朱温废掉了名义上的唐哀宗，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因而成了五代史上第一个皇帝——粱太祖，为了和皇帝身份相匹配，他再次改名。

人世间最有智慧的圣人，就好像水一样。水具有种种美德，它滋润万物有利于它们生成．而又不和万物相争保持平静，处在人人都厌恶的低下地方．所以水性接近于"道"理。善人居处如水一样顺乎自然、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如水一样静默深远、善于保持沉静，待人如水一样润泽万物、善于效法上天，说话如水一样堵止开流、善于遵守信用，从政如水一样净化污秽、善于理政治国，处事如水一样随物成形、善于发挥才能，行动如水一样涸溢随时、善于随顺天时。因为他具备七善而成为上善，与万物无争，所以没有怨咎。 ……

哲学史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这本《欧美哲学通史——古代哲学卷》立足于忠实地介绍古代西方的各派哲学，尽量展现其原貌，让读者对这一时期众多哲学家的学说及这些学说之间的关系能有一个客观的了解与把握。在撰写过程中，力求以哲学家的原话主导我们的叙述，让他们自己说话。 在内容选择上，我们即采纳了一些遥行的办法，分“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方面叙述某位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同时也尝试着加进了像“语言哲学”、“真理观”等这样一些具有较多现代意味的内容。这些方面的思想在古代哲学家那里原本就有，并一再被现代哲学家发掘出来，用于散发新的哲学灵感。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哲学史教材中将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作一点街接。

究竟什么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自称是中国人？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的台湾学者，作者引用大量历史、考古和人类学资料，从一个新的角度——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历史回忆——来解读华夏（中国人）的本质，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本书运用“边缘研究”方法，对“华夏边缘”作了新的解读。作者认为，所谓“边缘研究”，就是“这种研究法将研究的重点由民族的内涵转移至民族的边缘”。并由此通过对“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华夏族群边缘的维持与变迁”等的论述，用以揭示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

《台湾通史》一书始终为海内外中华儿女所熟习，益信名山之业可以不朽，乃远过于任何政权结构。有关《通史》一书之才、学、笔、识及其精神、旨意，卷首先贤辈诸序已详言之，此处不拟再赘。这本充满民族意识的史书，在被殖民的土地上初版，在脱离殖民的战后再版，在国府迁台的五十年间不断重印，而今又在两岸走向交流和解、共存共荣的转捩点上于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如果说，史书是一面镜子，那么这一部历史著作，曾经明澈地照鉴民族屈辱历史的结束，也照鉴国土分裂的事实。但愿今后当两岸的中国人都在共同阅读《台湾通史》的时候，它能深刻启发两岸的中国人丰富其情怀、发挥其智慧，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更永续发展、幸福美好的道路。

在对《史记》与诸子百家之学的学术关系进行简要梳理之后，我觉得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司马迁在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思想指导之下，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第一次对诸子百家文化学术思想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大规模的清理和整合，根据自己的标准将战国以来诸子百家有价值的思想学说吸纳到《史记》的学术思想体系之中，为西汉后期刘向、刘歆以及东汉班固整理学术典籍在思想方法上开辟了道路，这是司马迁为中国文化学术事业所做的一大贡献；二是司马迁整合百家杂语，并不是要继续发扬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自由学术精神，而是要为战国时代的自由学术争鸣画上一个句号，使文化学术重新回归到上古时代道一风同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史记》“整齐百家杂语”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学术自由时代的悲壮终结。这两点，前一点容易被人认同，而后一点往往为人所忽视。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陶瓷之路、丝绸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涵盖了中国的港口史、造船史、航海史、海外贸易史、移民史、宗教史、国家关系史、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等诸多具体内容，涉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本书详细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拓展，见证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