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例简明，内容丰富：本书以历史故事为叙事单位，以年代为主线。共选240则历史故事，并附以“中国历代公元对照表”和“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史料确凿，脉络清晰，叙事详尽，语言生动。版式活泼，图文并茂：运用1500余幅绘画及实景照片，对文字内容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补充。并结合版式的变化，带来全新的视觉冲击。开本独特，使用方便：40开时尚开本，阅读轻松、携带方便，让你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阅读。专为中国少年儿童编写，一个个通俗易懂的历史故事让你迅速掌握中国历史知识，1500余幅精美插图全方位再中华历史和中华文明。一部便于携带的历史读物，可从任意一页读起，任你随时翻阅。本书介绍了上起黄帝，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近五千年的历史，内容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以年代为顺序，通过小故事讲述大历史，简明而不失全面地勾勒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图片等诸多要素的有机结合，清晰地反映出历史发展演进的脉络，阐发其中所蕴含的规律和民族智慧，让历史具备客观性和可触摸感，是青少年学习历史知识的理想读本。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中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丛书，以纪念《历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本书前言序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学术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在此期间，历史学这门古老而又与时俱进的人文学科，同样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实现了从传统到近代实证史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在理论上，从进化史观到唯物史观;在方法上，从传统史学方法到新史学方法;在史料上，从单一文献到文献与地下出土资料，诸如甲骨文、金文，乃至文书、档案、墓志、碑刻、民族文字、笔记小说等资料相结合;在内容上，从注重君主和政治到关注不同人群和各个层面及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体例上，从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志等到章节体;等等。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尤为迅速和曲折。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它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然而，毋庸讳言，像许多领域一样，历史学界存在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和“左”的弊端。及至“十年动乱”时期，这些弊端发展到了顶点。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里，随着我国社会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也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新局面，发生了喜人而深刻的变化。如史学研究者对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的失误和弊端进行反思和探索，努力纠正以往简单化、公式化及“左”的倾向;借鉴和吸收西方现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过去所不曾达到的，而文化史、社会史及世界史研究更是以前所无法企及的。综观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学理论、方法的引进和更新，新史料的发现和传统史料的拓展发掘，对历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宽松的社会环境更是推动历史学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正当世纪之交，认真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推动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这一认识，《历史研究》编辑部从90年代中期起，就酝酿开辟“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栏。按断代史、专题史、国别史等拟定几十个题目，邀约该领域中研究有素的学者分头撰写，并于1996年第1期起正式连续刊出。该期“编者的话”说：“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是我们想在今后几年里着意办好的一个新栏目……希望经过几年的积累，然后汇集成书。”“此栏文章，要有述有评，力求公允。”经过编辑部同仁与作者的共同努力，至2003年底，共刊出41篇。如今，借纪念《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之机，将其结集出版，算是善始善终，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当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不由使我想起几任主编和诸位编辑为这个栏目和本书出版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特别想说的是已故张亦工同志在接任主编后，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要把这个栏目办到底，并考虑筹款出集子，了却我任内未竟的心愿。不料他却先我而去。如今，也算实现了他的心愿。自从这个栏目开办以来，我们就不断收到学术界的反馈信息，予以充分肯定和鼓励。许多史学界同行说，已将回顾文章列入该专业研究生必读书目云云;也有朋友指出其不足。这些都反映了读者对此栏目的关注，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本栏目文章结集出版的意义，我想不仅在于兑现了编辑部当初的承诺，为历史教学和研究提供了方便，而且还为编著20世纪中国学术史积累了资料。最后，谈谈本书的不足。本书所收文章大部分来自约稿，也有少量自由投稿。题目有大有小，并不尽在一个层次之上。另外，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断代、专题和国别史，本应设置而付阙如。限于时间和刊物的安排，这个栏目须告一段落，也只能如此了。好在本书属于文章汇编而非专著，想来读者是不会苛求于我们的。况且，近年来有关20世纪学术回顾的论著接踵出版或正在运作之中，必能弥补本书的缺憾。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辑部同仁命我写几句话。屡辞不获，勉强为之，权作序言。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中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丛书，以纪念《历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中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丛书，以纪念《历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本书前言近二十年来，在百花争艳的中国史苑中，有一枝光彩照人的奇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这就是日益复兴的社会史研究。借用英国著名社会史专家哈罗德·珀金的话说则是：“灰姑粮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那么她也算得上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笔者在这里将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的走势概括为“复兴”，是因为社会史在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曾有过兴旺时期。遗憾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枝奇葩遭到凄风苦雨侵袭，几至凋零。如今喜遇艳阳春雨，再度返青绽蕾。奇葩成长固然要仰赖天时，但园丁的精心呵护也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杂志就是近二十年社会史研究得以复兴的辛勤园丁。20世纪80年代中期，《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者鉴于作者来稿选题雷同、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经过反复思考，决心同作者一道扩大治史视野，突破史学研究中沿袭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著述格局，从研究社会生活人手，拓展和填补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和空白区域，并以社会生活的演变为中介，连接和沟通鼎立的“三足”，结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社会形态的演变，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改变以往史学著述呈现的苍白干瘪形象，使之更加血肉丰满，生动鲜活。基于上述考虑，《历史研究》杂志社会同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10月在天津召开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就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等议题进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取得了社会史应当作为一门专史进行研究的共识。与会者强调要借鉴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倡导史学研究者转换视角，把目光投向民众生活。1987年出版的第1期《历史研究》，以显著的位置发表了具有明显导向性的综述《开拓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繁荣》，并发表了两篇提交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开展社会史研究》和《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同时配发了该刊评论员的短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从而吹响了社会史研究再度启航的号角。随后，《人民日报》和《新华文摘》相继转载综述和短评，又促使社会史研究进一步扬帆鼓棹，加快航速。《历史研究》自从开这个风气之先以后，便将其定为成规，坚持与有志于复兴社会史研究的单位合作，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社会史研讨会（自1994年起改为国际性社会史研讨会），以发现人才、推荐作品、不断把社会史研究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展示近二十年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窗口，《历史研究》推出的新人新作可喜可贺，无论是理论探讨抑或是实证研究，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当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社会史研究处女作的一批年轻作者，如今大都成了社会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历史研究》也有了丰厚的积累，能从业已发表的上百篇社会史论文中，精选精编出《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社会史》卷。事实雄辩地证明：如果将该刊的短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比作青海巴彦喀喇山南北两麓长江大河源头的涓涓细流，那么，近二十年的社会史研究，便是长江挟风涛出三峡、黄河汇百川东人海的浩荡洪流。如今，社会史作为一门方兴未艾、前景广阔的专史，凸现于百花齐放的史苑，已成不争的事实。温故方能知新，继往更为开来。《历史研究》编缉出版这卷社会史论文选集，不言而喻，是为了在未来的岁月里使社会史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作为社会史研究的爱好者，笔者对于此举不仅深感佩慰，而且情不自禁地引发两点感想：一、未来的社会史研究，应当发扬中国史学“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把社会史研究从古代延伸到当代，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史研究者关注当代社会史研究。尽管近二十年的社会史研究硕果累累，但有关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著作却寥若晨星。即使像篇幅大、影响亦大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也未把当代社会史包括在内。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不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角度考察，还是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都是中国社会通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况且，古今是一脉相通的。博古才能通今，通今更能博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通今更为重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强调：“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同理，当代社会史研究也必然会给古代社会史研究和近代社会史研究提供钥匙，对于社会史研究者解决某些疑难问题有所裨益。二、未来的社会史研究，要警惕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防止忽视总体而向“碎化”移动的趋向。能道出事物的本然固然可贵，但道出事物的所以然更为可贵。既然研究社会史，就要全方位、多视角，不断从社会存在前提（包括时段、地理环境、人口、生产力），社会构造（包括家庭与宗族、社区、民族、群体与组织、等级与阶级、文化构成），社会运行构制（包括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社会激励），社会运行状态与社会变迁等具体研究中进行高屋建瓴的理论概括，坚持“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语）两个研究过程，在把握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对不同社会形态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列宁语），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螺旋式探研，循环往复，交替上升，再现丰富多彩的中国社会史。在借鉴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时，要注意消化理解、为我所用，切忌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总之，有志气、有作为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者，要立足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实际，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以至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国社会史理论，来指导中国社会史研究实践。喜逢《历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作为一个多年供职于这个杂志的老编辑，特别是作为一个曾经为复兴社会史研究奔走呼吁的老编辑，当年轻的同行编就这卷选集要我写几句感言时，我欣然承命。一则分享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同行的丰收喜悦，再则重温当年编发社会史研究论文时留下的许多美好记忆。甲申年（2004年）夏末于京郊密云栗林山庄

本书的目的无疑在于供大学们作教科书之用，但也是和主要是为了使法国人理解中国文明在所有领域中都博大精深、瑰丽多彩；同时，也旨在反击某些错误思想。有些人幼稚可笑地认为中国是孤立的并相信所谓中国人之惰性。非常遗憾的是，为了铲除这些错误思想，尚有许多事情要做。本书的目的在于指出，在数千年的和不停顿的发展中，于其历史上的每个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技术、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互相影响。中国以其幅员和气候的差异性而独自形成一个世界。它始终对外开放，同时也不断地受远近不同国家的影响：西域、印度、伊朗、伊斯兰世界、地中海国家、东南亚、美洲和欧洲国家；但它同时也不停地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或直接或间接地施加最广泛的影响。若没有中国，世界就不会成为它今天的这个样子，归根结蒂，人类在整个发展中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这部通史性的作品，是法国一代汉学巨擘谢和耐先生的名著，获1972年圣杜尔奖（法国最高学术奖），为美英等国大学最通行的中国文明教材之一，早已被译成了除中文之外的几乎所有主要语种。本书共11章，从远古一直写到毛泽东主席去世。它视野开阔、举重若轻、持论允当、一气呵成，充分显示出了大史学家的应有神采。<

本书可与作者另一部著作《寓言的密码——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探源》参照阅读。《寓言的密码》全面探究了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之最初思想成因。这部新著《文化的迷宫——后轴心时代的中国历史探秘》，则是在前书基础上，对后轴心时代的中国社会和集体无意识的进一步探究。<

这本论文集所收集的文章，是从作者40多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有的是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有的是刊登在研究会的论文集上的，还有三分之一的文章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集包括以下4方面的内容：第一，秦汉经济与文化研究。第二，长江文明的起源与开发。第三，魏晋南北朝史拾遗。第四，档案学理论研究。...

《欧洲中国学》是一部大型的按国别叙述的专题性著作，共200余万字，包括法国、英国、荷兰、德国、奥地利、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帝俄苏联俄联邦等17部分。尽管它没有包括全部欧洲国家，但是它已经涵盖了英法德俄等诸大国，取名《欧洲中国学》是当之无愧的。各国的排序是以各国中国学出现的先后排列的，各国中国学出现的标志是该国高等学府设立中国学课程，准此，本书的时间跨度是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将近200年，如果从其序幕阶段——明末清初欧洲各国传教士的文化交流活动算起，那就是400年了。本书资料丰富，内容广泛，对于研究中欧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当今中欧文化交流的开展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这部《八路军发展史》共分6章，为了能使本书比较切合八路军的实际，笔者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是注意编写角度。八路军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产生的，因此，必须从全国抗战的角度来记述八路军的发展史，只有这样，才能登高望远，更能显示八路军在全国抗战全局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注意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兼顾全面。不是单纯孤立地为写发展史而写发展史，而是以发展和作战两条线及其相互作用为中心展开记述，贯穿始终。三是注意新的成果。本书吸收了若干年来抗日战争研究的成果。四是注意体例写法。严格按正史的要求写，力求准确、可信。另外，本书叙述中出现了一些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为亩、石、磅、斤等，为形象反映当时状况均未按现行法定计量单位换算。

本书作者用两年时间，对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日本遗孤情况进行了大范围调查，查阅了3800名日本遗孤的档案材料，走访了100余名留华未归的日本孤儿和尚健在的中国养父母。在此基础上，对日本遗孤问题产生的背景、被中国养父母抚养的经过、回日寻亲的历程等进行研究与分析，赞美了中国养父母伟大的养育之情，留下一段可歌的真实历史。本书前言序言：所谓日本遗孤，是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侵略者撤退和遣返期间，遗弃在中国并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遗孤中既有军政人员的子女，又有工商界的后裔，但最多的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总人数在4000人以上，分布于中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90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如此众多的战争孤儿遗弃在当时尚未结束战争状态的敌性国家中，且被遭受过日本侵略者奴役和蹂躏的这一国家的人民所收养，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日本遗孤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历史问题。日本遗孤绝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特殊群体，它自身既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又反映着内在的因果关系。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日本遗孤是日本军国主义所推行的移民侵略政策的产物。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但到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开始疯狂侵略中国，在武装占领的同时，还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妄图变中国为其永久殖民地。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便开始陆续向中国东北移民，不过当时人数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开始推行移民侵略政策，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国东北移民，大批日本军政人员、工商界人士和武装移民，纷纷侵入东北。1936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提出要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计划。这一移民数字占当时日本农业人口的1/4和东北预计总人口的1/10。实际上，截至1945年底止，日本在东北移民人数达166万人，其中农业移民达32万人，日本遗孤问题的产生恰恰源于日本大规模的移民侵略。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迅速出兵东北，数十万关东军顷刻瓦解，缺少军队保护的日本军政、工商和开拓团民，被迫紧急撤退，向沿海集中，以期乘船回国，从而出现了百万逃难大军。据调查，日本遗孤中的绝大多数是开拓团在撤退时遗留下来的。特别是分散于吉林、黑龙江的开拓团民们（其中多为妇孺老弱），在紧急撤退中，昼伏夜行，跋山涉水，向远在千里之外的港口城市奔逃，一些人饥寒交迫，身患疾病，途中死亡，她们身边的孩子便成了流落荒山野岭、街头巷尾、车站码头附近的孤儿；还有的父母在溃逃中为了不让孩子病死、饿死、冻死，就把他们送给中国人抚养；也有的父母为了自己逃命，把不便于携带的婴幼儿抛弃于路旁郊野，任狼撕狗扯，被中国人抱回收养；更有甚者，当时的一些死硬法西斯分子，在溃逃中对自己的同胞实行集体屠杀，侥幸大难不死的孤儿被中国人捡回家中抚育。从灾害学的角度来看，日本遗孤无疑成为战争灾难的受害者。日本遗孤在随父母逃亡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幸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他们在被收养前，有的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有的疾病缠身，伤痕累累；有的冻饿交加，气息奄奄。从档案材料看，绝大多数的战争孤儿在被收养时都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饱尝了种种磨难。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才使这些本该依偎在父母身边享受天伦之乐的孩童沦落为孤儿，并被遗弃在异国他乡。但日本遗孤又是幸运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些遗留在中国土地上的敌国儿童并没有以暴易暴，而是施之以德，以博大的胸怀将他们收留下来。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说：“孩子是无辜的，应该让所有人明白，敌人虽然残忍地杀害了我们无数的同胞和儿童，但我们绝不能伤害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后代。”抗战胜利后，尽管当时中国人民处境仍十分困难，但对那些走投无路、生命垂危的日本遗孤，却伸出仁爱之手，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并用自己的乳汁和从口中省下的粮食将他们喂活养大。同时，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供他们上小学、中学、大学，把他们培养成有用之才。在他们成年后，又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为其操办婚嫁，成家立业。中国政府对日本遗孤政治上信任，生活上照顾，工作上重视，使他们虽生活在异国他乡，但同样享受到家庭的温暖、社会的关爱和国家的保护，在中国这个大家庭中幸福地成长起来，从而谱写了人类历史上生命与爱的壮美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