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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别论述了什么是历史、为什么要学历史、和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理论为指导，论述了历史、历史著述和历史学的区别与联系；阐明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习历史的意义；传授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吸取了国外的新理论和学术界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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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大博览》在千页的范围内容纳了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综合了大规模的学术著作的系统性和普级读物的全面性、简易性，它既可作为大型工具为检索中华文明的各个成分，又可作为通俗的读物进行进行浏览。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先生“学识的记里碑”，某种程度上是其史学的综合性总结之作。全书辑胡注精语七百数十条，引证书籍二百五十余种。体式首引《通鉴》原文，退一格排胡注（第七篇取材于《通鉴释义辩误》，故皆是《辩误》之文），再退一格为“发微”。（此为陈先生创例，原为刘乃和《三国演义中征》而设，参刘氏《重读札记》，见《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而首十篇史法，后十篇史事的格局，则得自早年对赵翼《二十二史扎记》的体会：陈先生曾将《札记》分诉为“史法”、“史事”两大类研读（参陈乐素撰《陈垣》，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至于各篇宗旨，陈先生于篇前小序皆有明文抉发，幸勿忽焉。

本书收入瞿兑之的两部文史掌故笔记：《杶庐所闻录》系根据申报月刊社1935年7月初版排印；《养和室随笔》是作者40年代的《中和》月刊上连载的专栏，由编者辑录整理而成。两书的整理工作除加新式标点、改正个别明显错讹外，于文章内容均未作改动，以存原貌。

本辞典分为三十八类，列出条目五千多，举凡古代文化史，文化学等方面的知识、理论、专题、人物等都尽量列入，内容比较完备。根据的资料主要是古代典籍和有关古文献，还有古文物和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以及外国有关的比较研究资料，参考的古今著述上千中。在写法上，它使古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结合起来，使中国资料和外国有关资料结合起来，互相印证，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影响。本辞典的条目释文，正如“凡例”所说的，绝大部分“均引用古今文献典籍作为书证，以明源流”。这样，释文虽然比较长，但能使读者思路开阔，对所举事物有较完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很多释文既具有丰富充实的知识性，又具有引人触类旁通的启发性，是工具书词条，又是科研成果：包括本辞典撰稿人的心得和引用的其它论著的有关成果。这部词典的出版，为学习中国古代文史者有提供了一个咨询园地。

本书面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是，对全本《史记》逐篇进行导读，力求实用便览，雅俗共赏，可读可藏。导读内容分三个部分：一是提示，即在篇首介绍全篇主要内容，对其中的优秀传记文学篇章，简要介绍其艺术特色；二是段意，即对原文加以分段，逐段概述段意；三是简注，紧接段意，对该段的疑难字进行注解，并对疑难句子进行疏通。力求使读者循此一编，能对《史记》有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一、本辞典共收二十四史掌故近七千条，依二十四史的顺序编排其中大多数为新编掌故。二、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凡生僻字均加以注音、释义、并用（ ）标明。三、每条掌故均注明出处，用[书名/卷/册/页]表示，如[旧唐书/172/14/4478]四、旧纪年一般夹注公元纪年，如：元和三年（808年）重要人物注明生卒时间。五、本收使作简化字。六、同一出处的掌故均用“参见××××”注明

从总体上看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特点，首先是历史悠久，且不说远古时代大陆原始居民向日？玖械旱那ㄒ疲鲇形淖旨窃氐奈幕涣魇罚辽僖灿辛角Ф嗄炅恕６以丛读鞒ぃ嘌硬欢希词乖诹焦叵刀窕踔练⑸秸哪甏腥瘴幕涣骱腿嗣裼押媒煌彩贾彰挥型Ｖ构？其次是范围广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内容极其丰富多彩，涉及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从狭义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哲学、文学、史学、科学、宗教、教育、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建筑、工艺、园林、民俗等等领域，或者按广义文化概念所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无处不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表现和事例。第三是影响深远。中日文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以至于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无不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