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入了十五篇文章，讨论了自商周以迄宋元的青铜、钢铁、金银、陶瓷、石刻、漆画等类古文物的一些具体问题。而它们或多或少都和东西文化交流有点关连。笔者研究的出发点本是探讨我国出土文物的性质，但有时被其中所饮食的外来因素所吸引，而随着若干诱人的细节，追踪到一片陌生的天地中去。。。

本书主要汇集了我近年来所写的部分论文，其主题是关于战后日本的舆论、学界与中国。其中第一章中的第6节《从天皇制看战后日本社会舆论的变化》最初发表于《读书》1999年11期；第二章《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发表于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2002年11辑；第三章第3节《日本近代化再考》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问题》1989年6期；第四章第3节《从舆论调查看日本国民意识的变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的发展前景》（国家七五重点课题）中的部分章节。收入本书时，对上述章节的题名和篇幅做了一些调整。<

片断：“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我们的祖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很早时候就自称“夏”或“中国”。这两个名号由何而来？其涵义有没有发展变化？何时成为我国的专称名号？对于这几个问题，就管见所及，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在古史传说中，夏是最早的一个朝代。值得注意的是，夏已经以农业为经济基础，且有了城邦的形式，文化最高，影响最大，保持了几百年时间，因而被称为夏朝。《左传》定公四年称：“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唐叔是西周时分封的晋国的始祖，他的封地在今山西南部汾水流域，而称做“夏墟”，可见古代的夏国就在这个地区。在黄河中上游，如禹都阳城，相传在今河南登封县；《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大夏县，其地又有大夏河（即广通河，东流入洮水，非今之大夏河）。这些遗留的名号，足以说明古代夏文化的影响之大。谓“不敢怠业……修其训典”，正是保持着夏的文化。《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这里“区夏”、“一二邦”、“西土”的前面都是“我”字，在语法上是平列的。西土之义最明显，武王在《牧誓》中第一句话就说：“逖矣，西土之人。”《酒诰》也说文王“肇国在西土”。这里的“西土”应指当时周领导下的西方小国（所以文王称为“西伯”），而“一二邦”是指与周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小国。只有“区夏”比较费解。这段原文是指文王的政治影响由近及远，“区夏”最近，应是周本国。但旧注对此都讲错了。伪《孔传》说：“用此明德慎罚之道，始为政于我区域诸夏，故于我一二邦皆以修治。”在“修”字下断句，而以“我西土”连下读，全失原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则说：“文王始造我区域于中夏”。把“区夏”一词分割开来讲，也不妥当。实际上“区夏”就是“夏区”，即保持夏文化的地方，周人是以夏文化继承者自居。“区夏”也作“有夏”或“时夏”。如《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诗·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思文》：“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有”字是语助词。“时”即“是”，是“这个”的意思。《君奭》和《周颂》二文都是说的周境内之事。可知“有夏”和“时夏”也就是《康诰》所说的“区夏”。本书前言本书共收文史杂著五十篇。文史二字，名实不违。内容则或为考辨，或为论述，或为记录，性质不一；文体则或用白话，或用文言，莫衷一是，故惟有称之为杂著。曙庵者，在校读书时，曾自题此号，其后久不用，今所收之文自彼时起，用之以“从其朔”也。各篇要旨，或言事与义，或言书与文，略以此为准则，别为上下二编。内容虽杂，而可以概括为一点，曰实事求是。我国学术，源远流长，门类繁多，而缺乏科学系统为其显著弱点。又学术之存在与流传有赖于文籍之良否，故论事论书，其重要性适相若。长期的封建时代，已形成种种偏见谬说，如哲学方面独尊经学，史学方面特重正史，文学方面惟行古文，不仅狭隘片面，更为虚幻失实，成为传统文化中与精华相间杂之糟粕。自今日而言，继承祖国传统文化，惟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方可达到发扬精华，扬弃糟粕的目的。多年来常以此自勗，故用为集结本书之指归焉。以上为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所写，当时所编者共四十四篇，后因故未能付印。而编定《中国史学史纲要》时，收录有关史学史之单篇论文《瞽史》等七篇为附录，今重编时皆予提出，又撤出内容重复及无关紧要者四篇，而别以近年发表之文符合上述原则者编入，计上下编各为二十五篇。大部分为解放后发表于各刊物者，惟有个别篇发表于解放前之报刊，亦有未发表者。凡已发表者，于篇末注明原刊物之刊名与年月，间或有修订补充，一般的不再注明。管窥之见，或不足当识者之一晒，幸读者不弃，为老骥加鞭是感！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于北京，王树民

丝绸之路，一条绵延亚欧大陆的历史通道。沿着这条漫漫长路，数千年来，许许多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经济、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不断地发生碰撞、交流、吸收和融合，舞台阔大，波澜起伏，风云际会，此消彼长……

本书内容为上编：第一时期，上古史（远古～西晋），其前期，从远古到秦统一，是中国文化形成时期。后期，两汉，中国文化向外发展时期，后汉到西晋，中国文化暂停向外发展时期。第二时期，中古史（东晋～唐五代），外部民族的势力反作用于中国内地。第三时期，近世史（宋

这本书里的主体内容，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文：就是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多交朋友，多长本事，多占权力，多留退路，其实每一个不想出家的人，都是要在这些问题上一辈子打转的（当然也有人还要加上“多找女人”这一环节）；武：就是权威至上，即使自己有枪杆子，也不能目无君上（眼中有无已经是要命的砝码，更何况心里），需要卖命打拼的环节，更要多有计算，进退自如，有干小事成大事的耐心，也要有当"懦夫"的勇气。

本书讲授的范围只在“文化四层次说”的视域之内，论述的重点对象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心态文化层的内容。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它存在于空间与时间之中。文化是随空间区域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在时间的链条里经历着自身的起源、演化、变迁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断发展历程。本书内容大体由三个板块组成。第一部分先介绍中国文化渊源及背景，再从纵向揭示共从远古到近代的继承、变易之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转入横向上概括勾勒出中国文化主要门类的成就，基本特点和整个传统文化中所处的位置。最后部分阐发中国文化的特征与精神，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全书立足现实，力图在展现一幅多姿多态的历史画卷的同时，引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性的反思，以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加深认识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将开设课程目的、意义落到实处。

公元1344年，濠州钟离县闹旱灾、虫灾与瘟疫。有位青年叫朱兴宗，几天之内其父母及大哥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因为家里穷，朱兴宗无力安葬父母几大哥，幸亏邻居刘家好心，准许朱兴宗将父母及大哥的尸首用旧衣服裹了，埋在刘家坟地的一个角落。朱兴宗读过几个月的书，认得一些字，也干过几年农活，不文不武；年纪轻，力气又小，找工作不容易，最后到了剥树皮，掘草根的地步，便只好进了皇觉寺受戒，当和尚。但寺里的粮食也不多，没多久，朱兴宗便做了一个“游方”的小和尚，实际上就是身披袈裟的小叫花子。就是这个小叫花子，后来却成了明朝的创始者，朱兴宗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书中既有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有残酷无情的屠杀和诡秘的政治斗争，既有社会名人的文才风流，也有民俗风情、市井传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加深了读者对明代历史的进一步了解，受益菲浅。

获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资助。本书结合中西交通的创辟和发展，探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程和成就。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研究先秦时期中西文化的早期接触；下编研究秦汉时期中西交通的开拓。

本书由海南南洋文化集团公司投资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