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虽然曲径可以通幽，但我们总是在力图提供一条平坦大道，让后继者、探访者有路可寻，而文化的精蕴正是在这条大道的枝丫上无限延伸。本书无疑就是为此而作的一点努力。当我们顺着这条道路走向中国文化的大门时，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研究和简要再现开辟荆棘、做出过不懈努力的人们！

雷海宗，字伯伦，一九○二年出生，河北永清县人。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病逝。雷海宗先生硕学高德，学贯古今中外，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曾发表《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重要论文，代表性著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最近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西洋文化史纲要》和《伯伦史学集》。

我们深知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要编撰好这样的教材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但我们依然不揣浅陋，知难而上，这既是因为我们都处于教学第一线，对编撰这样一本教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极有感受，同时也是因为这一领域里的前辈和时贤已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有极丰富的成果可供我们汲取。所以，本书中采用的是当代的学科分类法，即将传统文化分为哲学、伦理、宗教、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八类。当然，丰闳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也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又如在考据、版本、校勘学等方面中国古代文化也同样成就斐然。但由于篇幅有限，我们的论述只能集中在中国传统中最基本、最富有特色、对世界贡献也最大的八方面的内容，而其他的方面则只有付诸阙如了。在编撰的体例方面，要说明的是本教材所遵循的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叙述方法。每章在介绍有关传统文化的具体形态时先交代历史的发展线索，然后再以逻辑的方法对其内容、特征及对其他文化领域的相互影响予以展开论述。最后再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及学生的思想认识实际，进一步开掘这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由于篇幅和教学时数的限制，本教材无论在观点陈述还是史料铺排方面都只是概要性的。对于学习和了解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它只能起到类似于向导的作用。如果希望进一步详尽探究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读者无疑还需进一步新闻记者其他直关的著述。本教材末尾所附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可视为是我们向读者进一步阅读的一份书单。

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如长江大河，前浪后浪，滔滔不绝，又如薪火传承，代代相继，光焰愈盛。后人做学问，总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继承前人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中了我院几十个学科的几十名资深专家，他们在相关学科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经历，大都在各自领域内卓有建树。现在出版的文库，由每位专家自选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结集面世，既可以显示他们孜孜矻矻辛勤走过的学术道路，又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部分成就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书收入的各篇文章，内容涉及周秦两汉社会经济史、光学理论和20世纪史学史三个方面，都是发表过的旧作，大体反映了作者50年来从事历史研究的主要方向。本书收入的几篇论文略有探讨，但都很零碎而粗浅，或不免认识片面，有赖方家教正。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商品经济早在战国和秦汉时期就比较发达，与欧洲中世纪庄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显著不同。这个特点甚至使有的历史学者得出中国显然是很难令人同意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本书收入的有关史学理论和现当代史学史的文章，最有争议的恐怕是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两篇。

这本论文集所收集的文章，是从作者40多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有的是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有的是刊登在研究会的论文集上的，还有三分之一的文章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集包括以下4方面的内容：第一，秦汉经济与文化研究。第二，长江文明的起源与开发。第三，魏晋南北朝史拾遗。第四，档案学理论研究。...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中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丛书，以纪念《历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本书前言学术书评是学术研究的成果，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学术研究的规则和水平。学术期刊发表学术书评，旨在繁荣学术，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的“征稿简约”即将“国内外史学界重要论著的评论或介绍”作为五项主要“本刊内容”之一。五十年来，共发表各类书评340篇，占文章总数的8．5％。书评一直是这份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1953年8月，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面世，引起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召开座谈会，对范著的各个方面展开了讨论。讨论成果以座谈会记录形式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这可视为《历史研究》发表的第一篇书评。该书评本着“开展学术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提高科学水平的必要条件”的精神，首先肯定了“范著修订本比起旧本有了很大的提高；旧本某些不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点已加改正；对某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了新的估量；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和一些具体的分析”。然后笔锋一转，“但是，由于中国上古史存在的问题很多，且史料的复杂，本书的某些论证和征引，也还有可商榷的地方。”随即从“有关理论的一些问题”、“史料的运用和解释问题”、“体例及其他问题”三个方面，对范著提出了不同意见。尽管这篇书评不免时代印痕，如认为应将“美帝国主义学者所复原”的北京猿人模型的插图换成“苏联学者”的复原图片，但纵观全文，这是一篇具有相当水准的学术性书评，全文毫无溢美之词，在阐述不同见解时，论述平实。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以从这篇书评中呼吸到那个时代健康正常的学术空气。遗憾的是，这种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氛围未能长久延续，不断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政治正确”成为包括书评在内的一切学术论著的第一原则，“文革”时期更发展到极致，学术成了政治的婢女；书评也成了无情打击和无聊吹捧的工具。1978年以后，中国历史学起死回生，但不良学风也潜滋暗长，庸俗化书评即是显例之一。学术含量低、采用八股程式、形同劣质广告的书评大行其道，助长了文化垃圾的泛滥，污染了学术空气。学界同仁一再呼吁史学杂志改进书评工作，希望由此人手，进而逐步恢复中国历史学的良好学风和优良传统。1996年春，在中国史学会东方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先生的倡议及支持下，在张亦工先生的主持下，《历史研究》等北京六家史学杂志，合作成立了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旨在通过相互沟通，相互观摩，共同促进史学杂志书评工作的学术化和规范化。在这种学术合作框架下，《历史研究》编辑部精心组织编发了具有较高学术品质的书评，其中一些严肃的批评性书评在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为净化学术空气、促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五十年来，《历史研究》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书评，限于篇幅，这套论文选收入的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创刊初期的书评，传递了那个时代学术水平、学术环境的综合信息，然其对很多学界青年朋友来说，可能已经有些陌生，我们有意多选编了一些，却也不得不无奈地有所割爱。1996年至1998年一些书评已经收入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史学新书评》，其中多数这次就不再收入了。回顾五十年《历史研究》书评工作的历史，有很多经验教训，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撰写书评需要很高的专业学术水准，绝非雕虫小技。学术含量高的书评，品质优秀的书评，信息准确的书评，权威的书评，一定只有专家才能撰写得出来。我们曾经发表过专家撰写的高水平书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专家撰写高质量书评；我们愿意秉持“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发表更多更好的专家撰写的优秀书评。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早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共发表文章约4000篇，集中代表和反映了新中国几代史学工作者的成果结晶，作者涵括从郭沫若等20世纪中叶即已名扬天下的史学巨匠，直至新世纪方始崭露头角的学界新秀，体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发展的最高水平及演进路向。因此，从学术史发展与演变的意义来讲，《历史研究》的五十年，也即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缩影。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丛书，以纪念《历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本书前言序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学术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在此期间，历史学这门古老而又与时俱进的人文学科，同样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实现了从传统到近代实证史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在理论上，从进化史观到唯物史观;在方法上，从传统史学方法到新史学方法;在史料上，从单一文献到文献与地下出土资料，诸如甲骨文、金文，乃至文书、档案、墓志、碑刻、民族文字、笔记小说等资料相结合;在内容上，从注重君主和政治到关注不同人群和各个层面及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体例上，从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志等到章节体;等等。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尤为迅速和曲折。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它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然而，毋庸讳言，像许多领域一样，历史学界存在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和“左”的弊端。及至“十年动乱”时期，这些弊端发展到了顶点。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里，随着我国社会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也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新局面，发生了喜人而深刻的变化。如史学研究者对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的失误和弊端进行反思和探索，努力纠正以往简单化、公式化及“左”的倾向;借鉴和吸收西方现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过去所不曾达到的，而文化史、社会史及世界史研究更是以前所无法企及的。综观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学理论、方法的引进和更新，新史料的发现和传统史料的拓展发掘，对历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宽松的社会环境更是推动历史学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正当世纪之交，认真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推动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这一认识，《历史研究》编辑部从90年代中期起，就酝酿开辟“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栏。按断代史、专题史、国别史等拟定几十个题目，邀约该领域中研究有素的学者分头撰写，并于1996年第1期起正式连续刊出。该期“编者的话”说：“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是我们想在今后几年里着意办好的一个新栏目……希望经过几年的积累，然后汇集成书。”“此栏文章，要有述有评，力求公允。”经过编辑部同仁与作者的共同努力，至2003年底，共刊出41篇。如今，借纪念《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之机，将其结集出版，算是善始善终，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当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不由使我想起几任主编和诸位编辑为这个栏目和本书出版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特别想说的是已故张亦工同志在接任主编后，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要把这个栏目办到底，并考虑筹款出集子，了却我任内未竟的心愿。不料他却先我而去。如今，也算实现了他的心愿。自从这个栏目开办以来，我们就不断收到学术界的反馈信息，予以充分肯定和鼓励。许多史学界同行说，已将回顾文章列入该专业研究生必读书目云云;也有朋友指出其不足。这些都反映了读者对此栏目的关注，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本栏目文章结集出版的意义，我想不仅在于兑现了编辑部当初的承诺，为历史教学和研究提供了方便，而且还为编著20世纪中国学术史积累了资料。最后，谈谈本书的不足。本书所收文章大部分来自约稿，也有少量自由投稿。题目有大有小，并不尽在一个层次之上。另外，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断代、专题和国别史，本应设置而付阙如。限于时间和刊物的安排，这个栏目须告一段落，也只能如此了。好在本书属于文章汇编而非专著，想来读者是不会苛求于我们的。况且，近年来有关20世纪学术回顾的论著接踵出版或正在运作之中，必能弥补本书的缺憾。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辑部同仁命我写几句话。屡辞不获，勉强为之，权作序言。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校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知识分子写的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学”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本书收入文章“皇权与王安石变法”、“‘均贫富’与封建政治经济结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贡献”等25篇。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最起伏动荡的岁月。短短的一百年，经历了大清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都发生了此前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大时代。在这样的大时代里，一切都在变，都在时代的海啸中被淘洗厂一遍。那么，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地说，他们面临着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转型。这一大转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也是一个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关于前者，我在2000年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中，已经有所阐述，而本书的编选，则侧重于后者，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这次大转型，以及在大转型过程中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的互动。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主的“断裂社会”，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其二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在这样一个乱局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失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发生了强裂的疏离感。而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现代知识分子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