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辑委员会成员编辑委员会成员（按繁体字版姓氏笔画原序）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朱维铮（复旦大学）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吴宏一（香港城市大学）李欧梵（哈佛大学）李学勤（清华大学）李泽厚（香港城市大学）杜维明（哈佛大学）汪荣祖（台湾中正大学）周振鹤（复旦大学）周质平（普林斯顿大学）林毓生（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孙康宜（耶鲁大学）高若海（复旦大学）宿白（北京大学）张信刚（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张灏（香港科技大学）许倬云（匹兹堡大学）章培恒（复旦大学）傅申（台湾大学）汤一介（北京大学）叶嘉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葛兆光（清华大学）裘锡圭（北京大学）刘再复（香港城市大学）刘述先（台湾“中央”研究院）郑培凯（香港城市大学）兴膳宏（京都大学）庞朴（中国社会科学院）罗多弼（斯德哥尔摩大学）饶宗颐（香港中文大学）常务编委（按繁体字版姓氏笔画原序）朱维铮张隆溪郑培凯主编郑培凯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序）邓志峰李天纲张荣华钱文忠徐文堪高高智群傅杰廖梅香港编辑部召集人上海编辑部召集人范家伟（香港城市大学）陈麦青（复旦大学）

该书的第一篇由徐秀丽、俞可平执笔，是福特基金会资料课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治理：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研究"的总报告，研究范围为县、乡镇及村级的农村治理，尤其侧重村级治理。其余几篇由来自3个案例所在地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完成。他们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进行了实地调查，获取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另外，对解决农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该书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对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农村发展政策也可提供参考。

《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专家白润生的又一部力作。他用了不足一年的时间，就把几百万字的几部书组成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内容浓缩于40多万字的一部书内，为新闻专业的师生提供了一部实用性很强的新闻史教材。从1988年以来，他勤治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累计达五六十万字，仅他的两本代表作《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和《民族报刊研究文集》就有40我万字，在中国新闻史学办独辟蹊径，成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大家”。不言而喻，作者为了写好这部书，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既充分借鉴和利用了已出版的前人和侪辈的成果，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开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堪称是一部“集大成”的新闻史教材。

古代史学必读经典。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而这五千年的文明又通过二十五部史书系统地记载下来。二十五史是指清乾隆皇帝钦定的由《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再加上一部《清史稿》。上起远古，下迄清末，历史皆有史，一以贯之，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本书从二十五史中选取了二百多个精彩的故事，人物形象丰满，故事情节生动，读来如繁花满眼，美不胜收，使读者深得读史之乐，并了解中国历史之大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一本学术文丛。内容以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为主，并收入部分重要古代典籍整理。其研究范围上起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下至晚清学术，资料翔实，多有创见，从不同的角度显现出有关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文史》创刊于1962年，是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大型学术季刊。40年来，《文史》一直以“崇尚实学，去绝浮言”为宗旨，刊载研究中国古代、近代哲学、历史、文学、语言文字的高水平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学术研究工作是一个認識过程。积累资料和辨析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大量估计有资料，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堅實的基础之上。考据就是对资料进行鉴别，去伪存真，辨其精粗美恶。我们不应该夸大资料工作和考据工作的作用，但是必须充分重视它们的作用。《文史》準收辑研究我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和近代文学、哲学、语言和某些科学技术史等方面的文章。如：一、以资料和考据为主的專题研究；二、稀见资料的辑集、整理，或此类资料的调查报告；三、古籍中某些篇章箋释训诂；四、有关版本、目录、校勘、训诂的研究论文；五、读书心得；六、参考书目；七、从资料和考据角度出发的书评。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本书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史学名著，全面系统地叙述了自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论点鲜明且不失于偏颇，叙述详密又不失于琐碎，代表了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而且极具可读性。

本书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五史和吉林人民出版社简体本《新元史》为蓝本，并与百衲本、清乾隆武英殿本相互校勘，择善侧从，同时又广泛参考了各种整理本、选编本。本书对《南史》与《宋书》、《南齐书》、《梁书》，《北史》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旧唐书》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元史》与《新元史》中的重复篇目，按照存优去劣，择善而从，互通有无的原则，尽量作了统筹合理的取舍剪裁。本书绝大部分采用直译，为了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有些地方又不拘泥于对原文的刻板对译，而是在忠实于原作者本意和行文风格的前提下，予以不同程度的意译。本书彩用规范化的简体字排印，若使用简体字易产生歧义时，则采用繁体字。个别字因照排技术原因，也采用了繁体。此外，出于尊重历史习惯及照顾上下文阅读关系，也采用了个别的繁体字。涉及民族、边疆、宗教、外国等敏感问题时，原文带歧视或辱性的名称尽量改用今名。本书为精装豪华珍藏版，白话文版，简体字，共12册。

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运动，如今的正式学名叫作“新启蒙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有两个热中之热，一个是中国文化热，另一个是深层结构热。那个时候，改革阻力重重，知识分子相信，之所以如此，乃是中国的国民性有问题，中国文化有问题，一言以蔽之，民智未开。故此，知识分子乃重祭五四之大旗，继续前辈启蒙之大业，深入揭批传统中国文化。恰巧，文化热中，有两位西洋学者在中国红得发紫，一位叫弗洛伊德，另一位是列维·斯特劳斯。弗洛伊德告诉大家，不要看文明人模狗样的，其实人的意识有表层、深层之分，那深层的潜意识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弑父情结，可怕得很。斯特劳斯又将这表层、深层推演到了文化身上，拼命挖掘文化的深层结构。于是，大家相信，人性也好，文化也好，原来都有其不可告人的深层结构，启蒙就是将深层发掘出来，让被二千年专制迷魂汤灌昏了的平民百姓幡然醒悟。就像刘心武当年那篇脍炙人口的小说：《醒来吧，弟弟！》。是啊，永远敬爱的鲁迅先生不也借狂人之口，横竖睡不着，索性起来翻圣人之书，最后从书缝里面读出两个字：吃人？吃人的文化，吃人的国民性。那就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那本传阅得已经破破烂烂的复印本，颇得鲁迅之遗风，通篇揭露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吃人本质。我后来才知道，孙氏对鲁迅颇下研究苦功，又是史学出身，所以，挖起中国的祖坟来，可谓快准狠。当年，风靡一时的港台作家，李敖、柏杨之辈，再加上这位孙隆基，都有史家背景，疑古疑古再疑古，揭批揭批再揭批，将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捉鬼精神大大发扬光大了一番。198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也是一个无知者无畏的年代。文化，对于今天的文化人，已经变成一块敲门砖，是为稻粱谋的饭碗。而对当年的启蒙者来说，却是一部真诚与之作战的风车。当时光流逝，风景不再，回眸当年的唐·吉诃德精神，不能不忆起这本《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几乎与李敖、柏杨作品齐名的战斗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