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自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如果从1901年《中国史叙论》刊布算起，到此书的发表，也“逾二十年”了。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专门讲演，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名著。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在这二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的思想也有递遭变化。他在编完《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已谓：二十年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不以问诸世”。此书出版不久，又作了“修补及修正”，说是“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按指历史的因果关系）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规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规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如果说，梁启超原来承认“因果律”，还是承认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而现在却是抛弃“因果律”，对过去的史学主张发生怀疑了。

中国和日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自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化体系。同时，还在交流中形成了一种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又更多地体现在乡土文化中。对中日乡土文化宝库的探索是研究文化以及文化交流的蘑要课题。鉴于今天看到的事物明天就可能消失，那将有一段历史被永远地封存在文化的坟墓里。因此，深入文化的深层，用自己的眼睛审视周边发生的一切，并将其如实地记述下来就显得更加重要。

评析《史记》是天地间第一等文字，《项羽本纪》则是《史记》中第一流篇章。司马迁所仰慕者往往是英雄侠客，而《项羽本纪》就是一篇英雄之文。英雄之文首先是模状英雄。明代李贽称项羽“自是千古英雄”，何以见得？在一“勇”字：项羽是名副其实的勇冠三军，看他上将军帐中杀宋义，如拾草芥；破釜沉舟，绝地大破秦军，威震诸侯；彭城大战，以三万军马大战数十万汉军，汉军溃败，睢水为之不流；垓下突围，二十八骑在万军中纵橫自如。处处是刚勇之举，处处豪气干云。在一“杀”字：项羽性格中还有极为慄悍的一面，《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还用大量的文字记述了项羽凶残的一面，如杀会稽守，杀宋义，杀襄城军民，坑二十万秦卒，屠咸阳，弒义帝，故而杨维桢认为项羽“嗜杀如嗜食”。在一“情”字：垓下之围，项羽不舍美人与乌骓马，慷慨悲歌，泣下数行；联系项羽少年时的轶事，他的形象一下子血肉丰满起来。在一“命”字：项羽本无统一天下之志，因此篇中项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早先由八千人随叔叔起兵，至威慑天下的西楚霸王，尔后日渐衰微，直至乌江自刎，全在他胸中没有经营天下的大志，只为经营自身，荣身东归而已，这种胸襟造就了项羽的悲剧命运。“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英雄之文需要英雄之笔，司马迁叙写项羽之笔，笔力奇伟，可谓英雄之笔。在记载项羽一生的过程中，将整个秦末战争的千头万绪融合了进去，如百川并流，化作一条线索，娓娓道来。看似一人一传一条线，一笔下去，但细看来，却有千笔万笔展现出来，如项梁事、陈婴事、义帝事、章邯事、田荣事，一一解出，收放自如，虚笔与实笔互用，神理一片。在文章中，司马迁又往往以“东”、“西”二字为眼目，如“引军而西”、“解而东归”、“无西意，北击齐”等等。大致上，项羽伐秦则必然是由东而西。灭秦后，田荣作乱，项羽由西而东征讨之。与刘邦交战，项羽又西向进军，后又解而东归。在一东一西之间，百万兵马涌动。透过太史公力透纸背的笔墨，我们可以隐约听见万千铁骑中原逐鹿的马鸣风啸，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借此篇展开，其笔法若不是英雄之笔，又有哪两个字能够形容？“本纪”一体，为司马迁独创，后代史书都将“本纪”视为非帝王不可用。但司马迁本意却不是如此，如《项羽本纪》、《呂后本纪》，项羽、吕后都不曾做帝王，但也都列入“本纪”。司马迁本意应该如张照所言：“特以天下之权之所在，则其人系天下之本，即谓之‘本纪’。”也就是说，“本纪”一体，实际上是借写掌控天下权势之人，写天下事。“本纪”也就成为一个时代大事的载体。后世史家虽然将“本纪”列为帝王的专利，但也将这种记录时代大事的“本纪”笔法保留了下来。P46-P48

提到历史，人们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荒凉的断壁残垣、原始粗陋的工具、泛黄的线装书……联想到古老、陈旧、消逝等字眼。历史书写不是对往事的直接还原和简单复制，历史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重建的。历史不像北部冰层中冻结了几千年的猛犸或沙漠中埋藏的女尸、陵墓中的秦俑一样保存完好，静静地等待着人们去挖掘、去发现。历史早巳像瓦罐一样缺嘴少把，破碎不堪。历史已成陈迹，如何使之再现？没有神奇的摄影技术，可以使历史事件定格；没有特殊的录音设备，可以使古人的言谈重放。历史只能由史学家依照现在进行重建。现在是我们回顾历史、把握过去的支点。只有通过现在这双眼睛，我们才能看到过去，才能理解过去。因而，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并非死掉的过去，而是依然活着的过去，历史学也绝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而缘于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和学院化，认识历史的任务落在了“历史学家”群体的肩上。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有关历史的知识和智慧就应被围困在单纯历史学的范畴内，或者流传于历史学家的圈子里。恰恰相反，一种认识、一种见地之所以可贵，有时正因为它能够最终普及为一种常识。既为常识，那么历史学的目的地就是广泛和活跃的社会大众。《历史学家茶座》正愿充当这座桥梁，传递这支火把，以期为我们的社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知识、乐趣及福祉。

本书依据大量藏文、汉文、波斯文等文字资料，第一次系统和深入地探讨了上古时期西藏与中亚、西亚地区波斯文明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西藏苯教与波斯祆教之间的联系，对我们认识、了解上古西藏的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

《文史通义》是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的代表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自问世以来一直未曾有过令人满意而完整的定本。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作者根据章氏著作此书的本意，在通行版本的基础上，对这部史学名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编定，对研究章氏学术思想，了解他的艰难的学术生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收集了近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些论文。编辑此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汇集汉学研究的成果，而在于说明从方法论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门学科，应采取什么样的学术路向来把握这门学科。 对域外汉学的研究无疑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我们必须了解汉学在域外发生的文化和学术背景，在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它的价值和影响。同时，我们应该了解这门学问对我们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以什么心态和方法来评价这门学问，以及中国学术界应如何与外国同行们进行该领域的对话和交流。

王尔敏先生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讲授“史学方法”一课，本书即由讲演稿整理而成。其主要内容包括史料处理、史实重建、史学理论、确定选题、安排结构、历史研究价值，乃至论文撰写的引证、注解方面等，但凡历史研究所涉诸多方面皆有论述。王尔敏先生此处所标注方法并非得自理论演绎，而是出于实际研究，累积多人多年经验而来，提出普遍通行原则，以广泛应用于研治学问者。 著者既有史学卓识又富撰述经验，所著《史学方法》绝非率尔操觚之作，其所论所述，无论对于历史爱好者还是历史研究者而言，都有度人金针之妙，点石成金之功。因此，本书是指导历史研究敀门必读书。

就书名Doing Oral History而言，顾名思义，重点是围绕在“做”上，强调的是由实践操作来学习的理念。因此，作者对于口述历史如何筹划，如何行动？如何开辟经费资源？访谈时如何察方观色？如何保护受访者的版权？访谈者如何通过访谈技巧搜集有用的资料？如何有效地利用新科技？如何保存访谈的记录、磁带、光盘？如何利用口述历史？等等，都交代得无微不至，使本书成为口述历史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百科全书式的手册。《大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2版）》的特点是，全书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以大量实际案例，轻松、简洁、准确地回答了读者的疑问，并指导工作者避开陷阱和错误。《大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2版）》最成功的是，读其者会体认到：人人都能做口述历史，人人都应做口述历史。

历史就是一面多棱镜，或是一座重峦叠嶂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要识得其真面貌，惟有远近高低看。尽管，结果难免片面，但正是这些“片面”的组合，才能窥其“全面”。我选编的这本《２００５中国文史精华年选》，也决不是什么历史，只是一些历史的碎片——这些碎片拼凑起来也只是历史的某一维度；或者充其量是一点史料的积累，为２０世纪史的研究者提供或可参阅的文本。当然还想提醒人们，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写历史的人写的历史”，还是多加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不人云亦云为好。本书分为五辑，有口述实录，有亲历往事，有知识分子心史等，相信细心的读者自会找出这样分的理由。文章取舍的标准：要么有新的材料，要么有新的见识，当然还要考虑有更多的人喜欢看——买了这本书，看了不丢，长置于案头，间或拿出来翻翻，引发自己想想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