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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话：尘封不住的绚丽王朝》内容主要包括：隋朝业绩、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虞弘之墓、山西虞弘墓的发现、来自遥远西域的民族事务官、胡汉间的文化渗透与融合、胡人胡舞与胡商胡葬、盛唐气象、绘画中的盛唐风韵、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三彩折射出斑斓的历史、大唐遗风、龙门石窟与李唐新纪元、绚丽多姿的唐代艺术、敦煌壁画等见容。

李安增，李先明编著的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是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新形势下高师政教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的中期成果，也是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而编写的系列教材之一，可作为高师政教专业、高师历史专业的教材或者参考书。全书共分七章，主要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共和国的十年动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等有关内容。

《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巨著，它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它以简练而个性化的笔法，互见互补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在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 “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又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认识。因此，两千多年？， 《　史记》不仅是历代史学家学>-1的范式，更是文学家竞相模仿的典范。 《史记》，如此一部史学、文学经典巨著，历来深受读者欢迎，在我国浩瀚的史籍中，它拥有最大数量的读者群。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读《　史记》，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特别编辑出版了这部《史记全本））。本书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选择权威版本作为底本，并采用简化字排录，除了对普通读者阅读《史记》帮助不大的表的部分未收录外，其他部分全本收入；其次，对文中的部分生僻字词添加了注释，方便读者顺畅阅读；最后，选取中国古代的优秀版画作为插图，其中包括《　帝鉴图说》、 《三才图会》、《养正图解》、《尔雅音图》、《　天工开物》、 《飞影阁画集》、《马骀画宝》等古籍中的珍贵版画，图文并茂，使阅读具象化、趣味化。 读史以明智，正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史记》是一座庞大的智库，一盏指路明灯，也是一面励志明镜。我们由衷地希望，读者朋友们阅读本书时，可以感受到我们先祖创造的古代文化的辉煌，并从中学>-1古人的智慧，为己所用。这是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这部伟大著作的价值所在，也是两千年后我们重新编辑《史记》的美好祝愿。

本书原为高中历史教材，更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通史读物。张荫麟先生依据自己的历史观对东汉前的中国史实作了较为严格的选择和取舍，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及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本书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以丰富的文史资料和自由的行文风格阐释主题。顾颉刚先生曾指出当代“较近理想的通史”，本书与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等七部并列其中。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逐年记载了我国1362年的历史。书中描绘了我国从战国至五代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几十个政权的盛衰之由，生动地刻画了帝王将相们为政治国、待人处世之道以及他们在历史旋涡中的生死悲欢。《全鉴》在《资治通鉴》原典的基础上，撷取其精华，解读其精要，以期让广大读者在阅读历史的同时有所获益。

以史为师，重溯中国崛起道路。揭示历代由富裕引发奢靡衰败的历史怪圈。寻找秦、唐、辽、清等走向强盛的内在规律。为什么宋代经济的繁荣却导致了“举国奢靡，全民腐败”？王安石为什么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东北的振兴，为何关乎天下兴亡？以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中国发展模式，对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为什么说李鸿章等“捐西守东”、“重南轻北”的战略，造成了清朝的崩溃“延安道路”为何像“关陇府兵制度”一样，为大国崛起奠定基础？《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揭示了包纳“内陆”、“边疆”和“四夷番邦”的“天下中国观”，描述了中国长期历史运动的构造：以诸夏辅京师，以四夷辅诸夏。作者以慷慨苍劲的笔触，从多民族视角，总结了北魏以来历朝，对祖国统一、多民族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做出的贡献，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

《资治通鉴》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组织编写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史学巨著，由宋神宗取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亲赐名。司马光自幼酷爱史学，“嗜之不厌”。屡次深切感受到历代史籍浩繁冗杂，并且除《史记》之外多数为断代史，不便参阅，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借鉴，于是决定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区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他将记载战国、秦朝历史的《通志》呈进朝廷，获得赏识，并受诏设局续编。书局始辟于开封，后迁至洛阳，设主修、同修、书吏多人。宋神宗曾专听司马光进读书稿，并御撰书序，以示褒奖。元丰七年，全书完成，历时19年之久。《资治通鉴》一书记载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l362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方面的重要史实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全面展示了几十个政权的兴盛与衰亡的过程，博大精深，通古今之变，有“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的美誉。

“宅兹中国”，语出《何尊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这一国宝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刻有长达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的重要历史事件。全文如下：“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达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牧民。”宅，居住的意思。“中国”这个名词，是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习用的，但是真正问起这个名词的含义，相信很？人都不容易表述清楚。而随着对“中国”这个名词的思考，便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谁是东方？何谓“中华”？“中国”意识从什么时候凸显？“汉族”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中国会否在亚洲中“消融”……著名学者葛兆光以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寻求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答案。本书讨论的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现实。从有关“中国”、“亚洲”或者“世界”的认识的历史资料，包括中国和朝鲜、日本的历史资料中出发，把问题放在思想史脉络或学术史语境中去讨论，而不是从来自西方的“理论预设”下去倒着看历史，或者从现实利害的角度做“提供证据”似的历史论证；是从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渊源去追溯“中国”，而不是从“政治”和“策略”是探究根源。

黎仁凯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四年有余了！为了纪念他，其家人和学生编选文章结集出版，请我作序。我和仁凯交往三十载，时光荏苒，往事在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于1978年复校招生。当时，我主持历史系和清史所的工作。那时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同在一个课堂，新生的年龄参差不齐，相差很大。仁凯在其中算是年龄较大的，他浓厚的广东普通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渐渐熟悉，了解到他是广东丰顺客家人，196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分配到煤炭部所属某单位子弟中学任职。其后，跟随单位辗转于全国各地，一度被下放劳动，下煤矿矿井推过矿车，到建筑工地当过壮工；无论境遇如何困难，他一心向学、痴心治史的念头一直未改。一听说恢复研究生招考，他克服重重困难，毅然参加了第一届考试，来到人大历史系，师从尚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