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陶瓷之路、丝绸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涵盖了中国的港口史、造船史、航海史、海外贸易史、移民史、宗教史、国家关系史、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等诸多具体内容，涉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本书详细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拓展，见证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中国和日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自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化体系。同时，还在交流中形成了一种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又更多地体现在乡土文化中。对中日乡土文化宝库的探索是研究文化以及文化交流的蘑要课题。鉴于今天看到的事物明天就可能消失，那将有一段历史被永远地封存在文化的坟墓里。因此，深入文化的深层，用自己的眼睛审视周边发生的一切，并将其如实地记述下来就显得更加重要。

评析《史记》是天地间第一等文字，《项羽本纪》则是《史记》中第一流篇章。司马迁所仰慕者往往是英雄侠客，而《项羽本纪》就是一篇英雄之文。英雄之文首先是模状英雄。明代李贽称项羽“自是千古英雄”，何以见得？在一“勇”字：项羽是名副其实的勇冠三军，看他上将军帐中杀宋义，如拾草芥；破釜沉舟，绝地大破秦军，威震诸侯；彭城大战，以三万军马大战数十万汉军，汉军溃败，睢水为之不流；垓下突围，二十八骑在万军中纵橫自如。处处是刚勇之举，处处豪气干云。在一“杀”字：项羽性格中还有极为慄悍的一面，《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还用大量的文字记述了项羽凶残的一面，如杀会稽守，杀宋义，杀襄城军民，坑二十万秦卒，屠咸阳，弒义帝，故而杨维桢认为项羽“嗜杀如嗜食”。在一“情”字：垓下之围，项羽不舍美人与乌骓马，慷慨悲歌，泣下数行；联系项羽少年时的轶事，他的形象一下子血肉丰满起来。在一“命”字：项羽本无统一天下之志，因此篇中项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早先由八千人随叔叔起兵，至威慑天下的西楚霸王，尔后日渐衰微，直至乌江自刎，全在他胸中没有经营天下的大志，只为经营自身，荣身东归而已，这种胸襟造就了项羽的悲剧命运。“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英雄之文需要英雄之笔，司马迁叙写项羽之笔，笔力奇伟，可谓英雄之笔。在记载项羽一生的过程中，将整个秦末战争的千头万绪融合了进去，如百川并流，化作一条线索，娓娓道来。看似一人一传一条线，一笔下去，但细看来，却有千笔万笔展现出来，如项梁事、陈婴事、义帝事、章邯事、田荣事，一一解出，收放自如，虚笔与实笔互用，神理一片。在文章中，司马迁又往往以“东”、“西”二字为眼目，如“引军而西”、“解而东归”、“无西意，北击齐”等等。大致上，项羽伐秦则必然是由东而西。灭秦后，田荣作乱，项羽由西而东征讨之。与刘邦交战，项羽又西向进军，后又解而东归。在一东一西之间，百万兵马涌动。透过太史公力透纸背的笔墨，我们可以隐约听见万千铁骑中原逐鹿的马鸣风啸，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借此篇展开，其笔法若不是英雄之笔，又有哪两个字能够形容？“本纪”一体，为司马迁独创，后代史书都将“本纪”视为非帝王不可用。但司马迁本意却不是如此，如《项羽本纪》、《呂后本纪》，项羽、吕后都不曾做帝王，但也都列入“本纪”。司马迁本意应该如张照所言：“特以天下之权之所在，则其人系天下之本，即谓之‘本纪’。”也就是说，“本纪”一体，实际上是借写掌控天下权势之人，写天下事。“本纪”也就成为一个时代大事的载体。后世史家虽然将“本纪”列为帝王的专利，但也将这种记录时代大事的“本纪”笔法保留了下来。P46-P48

哲学史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这本《欧美哲学通史——古代哲学卷》立足于忠实地介绍古代西方的各派哲学，尽量展现其原貌，让读者对这一时期众多哲学家的学说及这些学说之间的关系能有一个客观的了解与把握。在撰写过程中，力求以哲学家的原话主导我们的叙述，让他们自己说话。 在内容选择上，我们即采纳了一些遥行的办法，分“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方面叙述某位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同时也尝试着加进了像“语言哲学”、“真理观”等这样一些具有较多现代意味的内容。这些方面的思想在古代哲学家那里原本就有，并一再被现代哲学家发掘出来，用于散发新的哲学灵感。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哲学史教材中将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作一点街接。

人世间最有智慧的圣人，就好像水一样。水具有种种美德，它滋润万物有利于它们生成．而又不和万物相争保持平静，处在人人都厌恶的低下地方．所以水性接近于"道"理。善人居处如水一样顺乎自然、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如水一样静默深远、善于保持沉静，待人如水一样润泽万物、善于效法上天，说话如水一样堵止开流、善于遵守信用，从政如水一样净化污秽、善于理政治国，处事如水一样随物成形、善于发挥才能，行动如水一样涸溢随时、善于随顺天时。因为他具备七善而成为上善，与万物无争，所以没有怨咎。 ……

[书摘：]唐朝后期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江浙一带是唐朝后期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当时人说：“国家用度尽仰江南。”过度的搜刮，激化了社会矛盾，859年浙东的裘甫起义是一个信号。868年爆发的庞勋起义虽然远在岭南，但它的根源却在连接洛阳与江淮财赋重地的运河——汴渠（即通济渠东段）流经的武宁。起义军北上切断了王朝的经济命脉——江淮漕运。起义虽然失败，却揭开了唐朝走向灭亡的序幕，《新唐书》说得好：“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指庞勋）。”给唐朝致命一击的无疑是875年爆发的王仙芝、黄巢起义。黄巢的军队驰骋中原，不仅四次横渡长江，两次横渡黄河，而且攻占了东都洛阳、西京长安，暴力扫荡了现有社会秩序，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遭到灭顶之灾，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就是写照。这场动乱随着黄巢的死亡而结束，唐朝的统治却一蹶不振了。在动乱中，涌现出一大批武装割据的军阀。他们互相火并的结果，形成了两个最有势力的集团：以开封为中心的朱温，以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朱温是唐朝向五代转变的关键人物，出身很低贱。这个砀山人，小名朱三，父死家贫，随母帮佣于萧县刘家。据欧阳修《新五代史》说，此人“勇有力”，“尤凶悍”。这种人当然不会满足于“佣食”生活，黄巢起义后，他投身义军，由士卒、队长升为大将。后来见黄巢大势已去，摇身一变投降唐朝，被朝廷任命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朱全忠。此后，他出任宣武节度使，以开封为基地，兼并了割据许州与蔡州的秦宗权，割据郓州、曹州、齐州与濮州的朱碹，以及割据徐州、泗州的时溥，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军阀。唐昭宗很想重振朝廷的威权，然而空有抱负，无力回天。皇帝赐名他“全忠”，本想借重他的力量，岂料，唐昭宗竟然死在他的手上。907年，朱温废掉了名义上的唐哀宗，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因而成了五代史上第一个皇帝——粱太祖，为了和皇帝身份相匹配，他再次改名。

《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自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如果从1901年《中国史叙论》刊布算起，到此书的发表，也“逾二十年”了。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专门讲演，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名著。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在这二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的思想也有递遭变化。他在编完《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已谓：二十年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不以问诸世”。此书出版不久，又作了“修补及修正”，说是“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按指历史的因果关系）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规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规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如果说，梁启超原来承认“因果律”，还是承认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而现在却是抛弃“因果律”，对过去的史学主张发生怀疑了。

《史通评释》20卷，明郭孔延撰，该书杂引诸书，评释详尽。《史通训故》20卷，明王惟俭撰，本书注释精简，引书皆写明出处。《史通训故补》20卷，清黄叔琳撰 ，旁征博引，补王氏注释之疏略。据清乾隆十二年黄氏养党刻本影印。

究竟什么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自称是中国人？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的台湾学者，作者引用大量历史、考古和人类学资料，从一个新的角度——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历史回忆——来解读华夏（中国人）的本质，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本书运用“边缘研究”方法，对“华夏边缘”作了新的解读。作者认为，所谓“边缘研究”，就是“这种研究法将研究的重点由民族的内涵转移至民族的边缘”。并由此通过对“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华夏族群边缘的维持与变迁”等的论述，用以揭示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

《台湾通史》一书始终为海内外中华儿女所熟习，益信名山之业可以不朽，乃远过于任何政权结构。有关《通史》一书之才、学、笔、识及其精神、旨意，卷首先贤辈诸序已详言之，此处不拟再赘。这本充满民族意识的史书，在被殖民的土地上初版，在脱离殖民的战后再版，在国府迁台的五十年间不断重印，而今又在两岸走向交流和解、共存共荣的转捩点上于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如果说，史书是一面镜子，那么这一部历史著作，曾经明澈地照鉴民族屈辱历史的结束，也照鉴国土分裂的事实。但愿今后当两岸的中国人都在共同阅读《台湾通史》的时候，它能深刻启发两岸的中国人丰富其情怀、发挥其智慧，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更永续发展、幸福美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