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到封建文明极度繁荣的明清时代，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与成就，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与挫折，数不清的英雄豪杰、文人志士在历史的长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本书资料翔实，文字精练，总体采用编年史的体例，将泱泱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浓缩其中。你可以循着先秦—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辽金元—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主线，尽情浏览各个朝代（时期）、各个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法律外交、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民俗宗教等的历史发展。本书语言通俗易·瞳，生动活泼，加之以问句为题的新颖方式，非常适合青少年读者阅读。 奔腾的黄河长江，巍峨的泰山昆仑，孕育了中华文明，造就了华夏民族。在漫漫的五千年间，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以及犹如恒河沙砾般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书写了这部中国的历史。他们塑造了一面面镜子，记录着成功与缺失，蕴藏着真知与灼见，让我们用以正其身，明其智。既如此，不妨在阅读本书这1000问的同时来看看自己了解了多少吧！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编年体通史，南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等历时19年编辑而成，成书后即被皇太子奉为“第一必读治国教材”，随后成为历代人臣竞相抄录以经世致用的权威读本。 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共跨越1362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编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 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则加以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这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较为系统且完备的资料。书中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日”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全书文字简明扼要，生动流畅，朴质精炼，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家之绝笔。这些特点都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试图描述和解释人类的过去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对中国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的伟大国度是历史以加以描述和解释。这本装帧精美的插图本中国社会史，试图有重点地勾画从史前到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其中以社会变迁、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三个方面为叙述的主要内容。而每一个时代，又由其特有的内容支撑起它别具的骨架与风格。作者把严谨的科学态度与生动活泼的表述形式结合起来。强调知识性，但又不是一般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又并非纯粹的学术著作。可读性很强，但又不是违背史实的“戏说”。有个人新见，但又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而历史在大众心中所应具有的强大活力，自然也由此得以彰显。

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共九辑，为双盒精装。《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动、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必读史书。九百年后的今天，柏杨先生耗时十年（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三）将其译成现代语言，亲手增绘地图，并注入自己的观点，谈论历史成败因果，使一部原本只供帝王将相阅读的史书在今天的读者面前竟然如此之亲切。《柏杨版资治通鉴》获选一九八三年度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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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随着顾颉刚先生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书首六万多字的自序也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在这篇自传性的长序中，顾先生从时势、个性、境遇等方面畅言自己所以有“古史层累地造成”这一见解的原因以及研究古史的方法，条理清晰，行文流畅，气势恢宏，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顾先生在晚年所写《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曾说，这篇序“是我一生中写得最长最畅的文章之一”，“海阔天空的把我心中要说的话都说出了”。当年，胡适称此序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自传”，“无论是谁，都不可不读”；恒慕义（A.W.Hummel）称此序“虽是一个人三十年中的历史，却又是中国近三十年中思潮变迁的最好的记载”（均见《古史辨》第二册）。这篇序不仅成为研究顾先生学术工作的第一手资料，也成为研究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它问世之后，随即在海外先后被译为英文、日文，广为传播；同时在国内也被收入三十年代出版的《新文学大系》以及日后的多种文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今年适值《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中华书局特将该书自序手稿影印出版，以示纪念。当初，顾先生手稿中原有一部分内容是论述孟姜女故事如何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以作为他研究古史方法的旁证，由于有三万多字，似“犯了腹蛊之疾，把前后文隔断了”（自序语），只得从序文中删去，独立为《孟姜女故事研究》发表。现在，这份影印件又恢复了自序的原貌。《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顾先生曾亲手抄录若干来信，保存于“古史辨材料”册中，从未发表。鉴于这些信件的史料价值，故附于此书之末，一併影印出版。

弘扬中华人文始祖——炎黄二帝的功业，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团结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促进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是丛刊创办以来始终倡导的宗旨。是海内外仅有的以突出研究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学术文化丛刊，具有自身独到的优势和鲜明的特点；与此同时，由于广义上的中华炎黄文化亦即中华民族文化，这又使本刊兼具研究“大文化”的性能，与其他同类文化刊物有着相同之处。

从传说中，欧洲人得知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中国，她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对人类的童年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欧洲人被深深地吸引了，无意中形成了敬慕古老的中国文明的风气。于是汉学在欧洲出现并日益发展。从由耶稣会士的宗教精神支撑的汉字研究的雏形，到十九世纪学院式汉学的建立；从二十世纪初涌现的一批对今天的学者仍有深刻影响的汉学大家，到二战后美国汉学的厚积薄发式的后来居上和欧洲在先进史学带动下的汉学的反思与再升华，西方汉学留下了一条漫长而充满了生命力的发展轨迹，这也正是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轨迹。正是沿着这一轨迹，中国与西方的距离被拉近了……

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这段时间在欧洲历史的研究中通常被称为“启蒙时代”，它最为明显地体现出蒙昧教权的衰落与理性精神之兴起相伴随的过程，习惯上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作为这个时代的终点。而这段时期又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时期，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经过在中国的多年渗透之后，自17世纪中期开始比较多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知识，同时对天主教在华传播史至为重要的礼仪之争也在17世纪中期正式爆发，从而更强化了耶稣会士向欧洲宣传中国的动机，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775年左右在华耶稣会士传教团被解散。启蒙时代与中西初识时期在时间上大致吻合，那么在内容上是否也有交叉，在精神上是否也有碰撞？一个走向启蒙、走向近代文明的欧洲结识了一个被耶稣会士有意远古化了的中国，就好像原本是向两个方向流淌的水流，却经由时空隧道而神奇地交汇了，这会激荡起什么样的浪涛呢？作为一段历史，它充满了多姿多彩的故事，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尤其耐人寻味。 耶稣会士就是那道不同寻常的时空隧道，他们出于自己的特定目的而回溯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化中的上古那一段，然后将其运载到正在向未来迈进的欧洲社会。而春秋以降直至耶稣会士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尽管更加鲜活，但在耶稣会士笔下或者偶尔被作为古代文化精髓的对立面而批评，或者被其大袖轻扬所遮盖而省略。耶稣会士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为何要向欧洲传输特定面目的中国，在《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张国刚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已经详细讨论，《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 吴莉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此也有深入分析，因此本书不再为此多施笔墨，而要将视线的重心落在变革中的欧洲这一舞台上，看看处在“启蒙”这一大变局中的欧洲人接触到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非常遥远的这些中国知识后有何反应。本书要谈论的是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中国观”应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中国是何模样，一个是对这一认识对象的态度和评价。这一时期欧洲看到的“中国”主要是由耶稣会士描摹并在某些地方经其他旅行者粉饰，而且中国的模样从17世纪到18世纪没有很鲜明的出入。但这一百多年里欧洲人对自己所见之中国形象的态度却因人而异、因时而别，也即中国之于欧洲的意味在不断变化，因为欧洲自己在不断变化，它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不断变化，由此而造成中国观前后有别。但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实际需求作为形成中国观的基础，这一原则是不变的。 反过来，在这个舞台上，中国静若处子，全不知身外事，任凭欧洲不断地从它那里获得灵感而起舞不休。所有这些故事都是随着欧洲文化脉搏的跳动而展开，中国在其中是个失语者，是个缺席演出者。中国表面上看是被欧洲认识的对象，但最终欧洲几乎没有认识中国，却借助中国更好地认识了自己。有趣也有趣在这里。唯一的例外是18世纪后半叶中国沿海地区大量生产的外销商品，在它们身上体现出基于文化互动的融合。当欧洲商人要求中国工匠根据他们提供的图样加工家具、器皿时，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西式器物就此产生，为纯然一色的欧洲化了的中国文化增加一点别致的点缀。不过这一现象出现的时间较晚，影响范围又极其有限，并非本书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自宗教改革以来，长期作为欧洲社会统治力量的教会就逐渐开始失势，整个社会被一股趋向世俗化的大潮暗暗鼓荡，但总体而言，中世纪末期以来教会与国王争权夺利的显著结果之一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双方达成妥协，“ 教会和贵族失去了几乎他们全部的政治权力，却保留了他们大部分的社会和经济特权”，这种妥协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稳定，因而能为各方接受，18世纪初欧洲各国社会结构都还表现着这一特点。教会是国家温驯的助手而非敌人，宗教也仍然是社会的核心话题，所以公元1740年以前的欧洲仍是一个宗教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有思想讨沦往往都要在是否具有基督教意义上的合理性的背景下进行。直到18世纪中叶，从社会结构到哲学和科学等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教士、贵族和国王的联盟开始丧失民心，反映在思想领域就是思想家们开始直面现实社会的弊端且批判纷至沓来，并且努力阐明和确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意味着一种思想或言论的宗教合理性已经让位于其政治、经济或道德上的合理性。欧洲社会对中国事物的兴趣和态度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甚至传播中国知识的耶稣会士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大势所需。 本书宏构精思，不同凡响。三位一体的构架来自对主题的全面把握和史事辨析，逐章的重点评述得力于对中国与欧洲历史文化的认知广度和理解深度，流畅的文笔与犀利的弛解出自长期的反复琢磨和深入思考。从20世纪80 年代起，大航海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学术研究的热门，本书宜是此领域最新的一大硕果。本书研究的角度前人曾有所涉及，但研究的精深当为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