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本书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史学名著，全面系统地叙述了自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论点鲜明且不失于偏颇，叙述详密又不失于琐碎，代表了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而且极具可读性。

本书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五史和吉林人民出版社简体本《新元史》为蓝本，并与百衲本、清乾隆武英殿本相互校勘，择善侧从，同时又广泛参考了各种整理本、选编本。本书对《南史》与《宋书》、《南齐书》、《梁书》，《北史》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旧唐书》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元史》与《新元史》中的重复篇目，按照存优去劣，择善而从，互通有无的原则，尽量作了统筹合理的取舍剪裁。本书绝大部分采用直译，为了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有些地方又不拘泥于对原文的刻板对译，而是在忠实于原作者本意和行文风格的前提下，予以不同程度的意译。本书彩用规范化的简体字排印，若使用简体字易产生歧义时，则采用繁体字。个别字因照排技术原因，也采用了繁体。此外，出于尊重历史习惯及照顾上下文阅读关系，也采用了个别的繁体字。涉及民族、边疆、宗教、外国等敏感问题时，原文带歧视或辱性的名称尽量改用今名。本书为精装豪华珍藏版，白话文版，简体字，共12册。

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运动，如今的正式学名叫作“新启蒙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有两个热中之热，一个是中国文化热，另一个是深层结构热。那个时候，改革阻力重重，知识分子相信，之所以如此，乃是中国的国民性有问题，中国文化有问题，一言以蔽之，民智未开。故此，知识分子乃重祭五四之大旗，继续前辈启蒙之大业，深入揭批传统中国文化。恰巧，文化热中，有两位西洋学者在中国红得发紫，一位叫弗洛伊德，另一位是列维·斯特劳斯。弗洛伊德告诉大家，不要看文明人模狗样的，其实人的意识有表层、深层之分，那深层的潜意识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弑父情结，可怕得很。斯特劳斯又将这表层、深层推演到了文化身上，拼命挖掘文化的深层结构。于是，大家相信，人性也好，文化也好，原来都有其不可告人的深层结构，启蒙就是将深层发掘出来，让被二千年专制迷魂汤灌昏了的平民百姓幡然醒悟。就像刘心武当年那篇脍炙人口的小说：《醒来吧，弟弟！》。是啊，永远敬爱的鲁迅先生不也借狂人之口，横竖睡不着，索性起来翻圣人之书，最后从书缝里面读出两个字：吃人？吃人的文化，吃人的国民性。那就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那本传阅得已经破破烂烂的复印本，颇得鲁迅之遗风，通篇揭露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吃人本质。我后来才知道，孙氏对鲁迅颇下研究苦功，又是史学出身，所以，挖起中国的祖坟来，可谓快准狠。当年，风靡一时的港台作家，李敖、柏杨之辈，再加上这位孙隆基，都有史家背景，疑古疑古再疑古，揭批揭批再揭批，将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捉鬼精神大大发扬光大了一番。198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也是一个无知者无畏的年代。文化，对于今天的文化人，已经变成一块敲门砖，是为稻粱谋的饭碗。而对当年的启蒙者来说，却是一部真诚与之作战的风车。当时光流逝，风景不再，回眸当年的唐·吉诃德精神，不能不忆起这本《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几乎与李敖、柏杨作品齐名的战斗檄文。

亲爱的少年朋友，“上下五千年”的说法，你可能并不陌生，但人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五千年”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其实，这里面的知识并不复杂：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纪年法是世界通行的。如果以“公元”为界，上溯三千年（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再下延两千年（也就是公元2000年），把这上三千年和下两千年相加，不正好就是“上下五千年”了吗？当然，这是在讲“上下五千年”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如果单说2003年，可别说成两千零三年，规范的说法应该是二零零三年。

“帮会”所为是一种革命，它无革命之名，但有革命之实。“帮会”中人虽也有渣滓，但有学识、有思想、有志气、有胆量的人也很多。他们“义”字当头，敢做敢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深不可测，读“帮会史”，也许可以帮我们找回那一段逝去的记忆……阅历不深或阅历深厚的人、最讲义气或最不讲义气的人、传统文化的倾慕者、想要了解或不想了解中国社会的人……“帮”也是行会上通用的一种名称，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帮”被用来指无须某种专门训练，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组织，如挑夫、河工、码头工中的组织。换言之，“帮”往往与社会下层组织有关，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帮”转义而指以社会下层人士为主要分子的秘密组织，因有“帮会”一词。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青帮”。据考，“青帮”的前身即是清代专门从事漕粮运输的水手行帮。康熙中叶，清代的漕运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漕运水手的主要成分由军人变为雇佣劳动者，而其主要来源是社会游民。这种变化遂带来新的需求，如水手的雇佣、工价、福利以及各种利益的分配和协调等等，漕运水手中的行帮组织即因此而产生。最初，“青帮”只是漕运水手行帮中的一个组织，后则凭借其组织严密等优势而逐渐成为一种垄断势力。十九世纪中叶，漕运制度被取消，水手行帮亦随之瓦解，但是“青帮”依然延续下来，它重新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与其他帮会势力相结合，形成了著名的“青红帮”。《中国帮会史》的作者刘联珂先生，本身就是帮会中的一个“同志”，他有学识、有志气、有胆量、勇于任事，他对于帮会的一切，知道得太多。刘联柯加入帮会、追随“洪门”诸大哥三十余年后，摆脱一切，一心一意写这部“帮会史”，向我们揭开帮会长期鲜为人知神秘面纱……

繁荣社会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发展和繁荣的过程。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集中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科学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呼唤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呼唤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换言之，没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真正的发展和繁荣。理论贵在创新，创新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执着的追求和艰辛的探索；理论重在创新，创新需要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理论功在创新，只有创新的理论成果，才能探索规律、把握规律，才能启示实践、指导实践，才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坚持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必须坚持“百花刘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事的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新世纪的世界，新世纪的中国，新世纪的江西，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许许多多的政治、经济、社会、课题，迫切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去解答。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明朝是汉朝以后又一个由农民起义军建立的王朝，又是辽、金、元统治四百余年后再建的汉族地主阶级统治的王朝。明太祖建国后，随即建立起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以巩固新王朝的统治，社会经济也随之得到恢复和发展。成祖以后，皇帝集权的专制制度与皇帝无能或无为的矛盾，日渐显著，以致出现宦官干政。本编第一章叙述到明武宗时期。这时，皇帝的怠政与宦官的擅权，都已达到高峰。第二章叙述世宗至神宗时期。世宗初即位，曾有志于革故鼎新，倚用阁，削弱宦官外戚，但中年以后即怠于政事。神宗初年，也曾有所兴革，中年以后耽于逸乐。内宦四出，搜括财富。阁部科道诸臣，相互攻讦，形成朋党。明王朝在昏乱中走向衰落。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越了前代。生产技术的进步，却日益落后于西欧诸国。皇室贵族的掠夺，造成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严重障碍。

暂缺简介...

包括三部分：1. 史记学习纲要; 2. 史记研读指导; 3. 《史记》选篇注释.

本书精选《资治通鉴》中100个故事，一一译成白话文，从鉴赏角度阐述每个故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