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历史的定义和价值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决不能和已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决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已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怕不能罢？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P1-P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到封建文明极度繁荣的明清时代，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与成就，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与挫折，数不清的英雄豪杰、文人志士在历史的长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本书资料翔实，文字精练，总体采用编年史的体例，将泱泱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浓缩其中。你可以循着先秦—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辽金元—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主线，尽情浏览各个朝代（时期）、各个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法律外交、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民俗宗教等的历史发展。本书语言通俗易·瞳，生动活泼，加之以问句为题的新颖方式，非常适合青少年读者阅读。 奔腾的黄河长江，巍峨的泰山昆仑，孕育了中华文明，造就了华夏民族。在漫漫的五千年间，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以及犹如恒河沙砾般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书写了这部中国的历史。他们塑造了一面面镜子，记录着成功与缺失，蕴藏着真知与灼见，让我们用以正其身，明其智。既如此，不妨在阅读本书这1000问的同时来看看自己了解了多少吧！

弘扬中华人文始祖——炎黄二帝的功业，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团结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促进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是丛刊创办以来始终倡导的宗旨。是海内外仅有的以突出研究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学术文化丛刊，具有自身独到的优势和鲜明的特点；与此同时，由于广义上的中华炎黄文化亦即中华民族文化，这又使本刊兼具研究“大文化”的性能，与其他同类文化刊物有着相同之处。

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这段时间在欧洲历史的研究中通常被称为“启蒙时代”，它最为明显地体现出蒙昧教权的衰落与理性精神之兴起相伴随的过程，习惯上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作为这个时代的终点。而这段时期又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时期，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经过在中国的多年渗透之后，自17世纪中期开始比较多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知识，同时对天主教在华传播史至为重要的礼仪之争也在17世纪中期正式爆发，从而更强化了耶稣会士向欧洲宣传中国的动机，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775年左右在华耶稣会士传教团被解散。启蒙时代与中西初识时期在时间上大致吻合，那么在内容上是否也有交叉，在精神上是否也有碰撞？一个走向启蒙、走向近代文明的欧洲结识了一个被耶稣会士有意远古化了的中国，就好像原本是向两个方向流淌的水流，却经由时空隧道而神奇地交汇了，这会激荡起什么样的浪涛呢？作为一段历史，它充满了多姿多彩的故事，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尤其耐人寻味。 耶稣会士就是那道不同寻常的时空隧道，他们出于自己的特定目的而回溯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化中的上古那一段，然后将其运载到正在向未来迈进的欧洲社会。而春秋以降直至耶稣会士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尽管更加鲜活，但在耶稣会士笔下或者偶尔被作为古代文化精髓的对立面而批评，或者被其大袖轻扬所遮盖而省略。耶稣会士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为何要向欧洲传输特定面目的中国，在《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张国刚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已经详细讨论，《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 吴莉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此也有深入分析，因此本书不再为此多施笔墨，而要将视线的重心落在变革中的欧洲这一舞台上，看看处在“启蒙”这一大变局中的欧洲人接触到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非常遥远的这些中国知识后有何反应。本书要谈论的是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中国观”应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中国是何模样，一个是对这一认识对象的态度和评价。这一时期欧洲看到的“中国”主要是由耶稣会士描摹并在某些地方经其他旅行者粉饰，而且中国的模样从17世纪到18世纪没有很鲜明的出入。但这一百多年里欧洲人对自己所见之中国形象的态度却因人而异、因时而别，也即中国之于欧洲的意味在不断变化，因为欧洲自己在不断变化，它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不断变化，由此而造成中国观前后有别。但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实际需求作为形成中国观的基础，这一原则是不变的。 反过来，在这个舞台上，中国静若处子，全不知身外事，任凭欧洲不断地从它那里获得灵感而起舞不休。所有这些故事都是随着欧洲文化脉搏的跳动而展开，中国在其中是个失语者，是个缺席演出者。中国表面上看是被欧洲认识的对象，但最终欧洲几乎没有认识中国，却借助中国更好地认识了自己。有趣也有趣在这里。唯一的例外是18世纪后半叶中国沿海地区大量生产的外销商品，在它们身上体现出基于文化互动的融合。当欧洲商人要求中国工匠根据他们提供的图样加工家具、器皿时，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西式器物就此产生，为纯然一色的欧洲化了的中国文化增加一点别致的点缀。不过这一现象出现的时间较晚，影响范围又极其有限，并非本书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自宗教改革以来，长期作为欧洲社会统治力量的教会就逐渐开始失势，整个社会被一股趋向世俗化的大潮暗暗鼓荡，但总体而言，中世纪末期以来教会与国王争权夺利的显著结果之一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双方达成妥协，“ 教会和贵族失去了几乎他们全部的政治权力，却保留了他们大部分的社会和经济特权”，这种妥协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稳定，因而能为各方接受，18世纪初欧洲各国社会结构都还表现着这一特点。教会是国家温驯的助手而非敌人，宗教也仍然是社会的核心话题，所以公元1740年以前的欧洲仍是一个宗教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有思想讨沦往往都要在是否具有基督教意义上的合理性的背景下进行。直到18世纪中叶，从社会结构到哲学和科学等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教士、贵族和国王的联盟开始丧失民心，反映在思想领域就是思想家们开始直面现实社会的弊端且批判纷至沓来，并且努力阐明和确立新的社会秩序，这意味着一种思想或言论的宗教合理性已经让位于其政治、经济或道德上的合理性。欧洲社会对中国事物的兴趣和态度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甚至传播中国知识的耶稣会士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大势所需。 本书宏构精思，不同凡响。三位一体的构架来自对主题的全面把握和史事辨析，逐章的重点评述得力于对中国与欧洲历史文化的认知广度和理解深度，流畅的文笔与犀利的弛解出自长期的反复琢磨和深入思考。从20世纪80 年代起，大航海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学术研究的热门，本书宜是此领域最新的一大硕果。本书研究的角度前人曾有所涉及，但研究的精深当为首出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编年体通史，南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等历时19年编辑而成，成书后即被皇太子奉为“第一必读治国教材”，随后成为历代人臣竞相抄录以经世致用的权威读本。 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共跨越1362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编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 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则加以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这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较为系统且完备的资料。书中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日”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全书文字简明扼要，生动流畅，朴质精炼，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家之绝笔。这些特点都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暂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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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揭示聊城社会历史发展整体规律的同时，更加注重总结现代聊城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今后发展的策略和方向。全书共分3卷，第一卷为古代卷，自原始社会起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止，第二卷为近代卷，自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止；第三卷为现代卷，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至2004年止。每卷都分为历史进程、典志文化、人物传记三个部分。

台湾学者柏杨创作的白话版《资治通鉴》第一辑“秦风汉雨”（四册）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柏杨于1983年开始着手译写《资治通鉴》，以每月一册的杂志形式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分册出版，书名为《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先生耗时（1983-1993）将《资治通鉴》译写成现代语言，亲手增绘地图，并注入自己的历史观点，谈论历史成败因果，使一部原本只供帝王将相阅读的史书在今天的读者面前竟然如此之亲切。该系列图书做了大量修订，一方面对原书的人名、地名进行了全面校订，改正了大量疏漏与差错，另一方面对不适合内地读者阅读习惯和现代汉语规范的语词、叙说方式做了相应变通。另外，历史地图、图表均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及最新研究成果重新绘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