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的由来国门大防是天朝尊严的象征。当被汪洋阻隔、不知华夏为何物的西方人发现泱泱中土时，惊讶激起兴奋，首先引动的是欲望，并且夹杂着贪婪、残暴和原始的血腥。史载，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就由8条葡萄牙的海盗船闯入珠江口，开炮示威；次年，又登陆建立据点，干尽了“剽劫行旅”、杀人越货的勾当。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成为海上霸主，通过与明王朝联手夹攻福建沿海的民变，窥测了中国海防的底细，于是狂妄地宣称：只要有“五千名西班牙人就可以征服中国”。尽管他们没有践履狂言，但藐视中华的殖民主义心态，却像瘟疫一样流播欧洲，国门自此无宁日。从17世纪到18世纪，随着海上霸权的易主，葡萄牙人、荷兰人，俄国人、英国人纷至沓来，他们骚我海防，抢我渔船，杀我百姓，侵我岛屿。其间，澎湖列岛两次丢失，台湾也被荷兰人占据了数十年之久。殖民主义的侵犯，加剧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戒备防范心理，开始把闭关锁国的政策与国门大防联系在一起。一位叫福斯特的美国外交家，在1904年写的一本著作中分析道：16世纪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没有忽视已经以武力占领了菲律宾、爪哇和其他海岛，并在印度和马来半岛取得了立足点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侵略气焰。在中国自己的港口与这些民族以及英国人的早期接触中充满的暴行与杀戮，这就使中国当局在十七世纪采取了导致封闭除广州外的一切港口的严重步骤，而且，即使在广州对外交往也是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进行的。”殖民主义扩张的背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通商自由是他们行动放纵、无所顾忌的招牌，而对中国政府的闭关政策，殖民主义者采用了软硬两手：硬者，以武力威吓；软者，用金钱收买中国官员，以获取超越限制的贸易权益。16世纪，葡萄牙人用行贿的办法得到了澳门居留权。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能够垄断与中国的贸易，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广州利益集团”的庇护。原因是主管对外关系的清朝官员从中填饱了私囊。为此，公司”于1775年建立了一种秘密基金（即后来东印度公司所称的，公所基金，）”，每个成员都要“把他贸易利润的十分之一”交付行会，“在必要时间用来应付（中国）官员的勒索”。到18世纪末，“这种营私舞弊行为恶性发展，每个海关监督在三年任期内所能作的一切就是尽量中饱私囊”。一个肖叫在清朝官府内的“广州利益集团“诞生”，它逐渐把从贸易吮吸来的款项变成了与外商或公行有关联的所有人、小官吏的资财”（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75页）。事实上存在的贸易利益与国家自卫的重要性，使清廷陷入两难。到了1685年，康熙皇帝下令开放海禁，指定了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四地为通商口岸，意在扩大对外贸易。但从国家自卫的角度设想，清廷又作了许多严格的限制。比如在广州，外国商船可以驶入黄埔停泊，外国兵船却不准驶入；商船中若携有火炮，必须在入港前卸下。外国商人在广州做买卖，须持有清廷颁发的特许证明，而且在广州的起居行动也应受到约束，诸如不准过冬；不准雇用中国人和向中国人借贷资本；不准离开”夷馆”，随处游荡；不准携带妇女入城；不准乘坐轿子等等。这些禁条里有维护国防安全的考虑，也有维护封建礼仪教化的用心。就拿乘坐轿子来说，突出了中国官绅高洋人一等的地位；禁止”夷妇”入城，则是男尊女卑观念与净化风俗的延伸。对此，一些西方国家表示了极度的不满，文攻武吓的手段层出不穷，到头来又迫使清廷宁愿放弃贸易利益，而更加关注国防安全。闭关锁国政策略经颠簸后，又回到了康熙前的情景。反省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把动机与效果联系起来看：就动机而言，认为18世纪清廷的这些通商制度仅仅“是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而不承认它起了民族自卫作用，是错误的”；但就历史结果而言，“把这种自卫政策同争取本国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结合起来”（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21页），则是愚蠢的。一方面它隔离了近代文明，为保护落后制造温床；另一方面，在缺乏比较的状况下，毫无根据地坚持“天朝上国”观念，使得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成为极其困难的事情。……

皑皑的雪山，纵横的巨川，芨芨丛生的戈壁，铁平虬枝的胡杨，望若烟霞的红柳，好一派独特的西域风光。但那温和的气候，湿润的空气，小桥、幽径、村落、晚炊、鸡鸣，又仿佛江南水乡。这就是西域古国龟兹，它的中心在今库车绿洲。但古龟兹的范围绝不仅限于现在的库车，它的领疆要大得多，囊括了令阿克苏地区所辖库车、新和、沙雅、拜城、温宿、乌什、柯坪、阿瓦提和阿克苏等八县一市，其东境还跨有令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所属的轮台县。它的辉煌历史和古代文明至今仍闪耀着神秘的迷人魅力。

暂缺简介...

关向应，（1902—1946）辽宁金县人，满族。1920年进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商科读书，开始接触新思潮，积极参加反日爱国活动。1923年3月毕业后当印刷工人。1924年春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入上海大学学习，并参加闸北市民协会的工作。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回国，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共青团的工作。年底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1927年5月出席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派往中共河南省委工作，不久调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工作。1928年6月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0年调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不久调至上海，参加工联的领导工作。1931年被捕。在狱中遭受百般摧残，坚贞不屈，半年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2年1月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委员、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与贺龙等率红三军转战湘鄂豫川黔边地区。1934年7月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他和贺龙率部与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他任副政治委员。与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经过一年奋战，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1935年11月，奉命率红二、红六军团主力进行长征。1936年7月，在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中央命令，红二、红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他任副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与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一起，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同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他任政训处主任，不久改任政治委员。同年9月，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12月率第一二○师主力开赴冀中，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发生十二月事变，率部星夜赶回晋西北，挽救晋西北的危局，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同贺龙、林枫等领导晋绥军民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并以极大热忱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因积劳成疾，自1940年起长期生病，他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7月21日病逝于延安。<

华侨华人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6世纪）。华侨出现于秦汉，当时已有中国人移居朝鲜半岛、日本和安南（越南）等地。唐宋时期，流寓海外的中国人日益增多，逐渐形成华侨聚居地。明代中国移民更盛，在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地不断出现和形成唐人街。这个时期华侨绝大部分未携家眷出洋，多与侨居地妇女通婚，造成众多混血儿，如越南的明香（乡）人、泰国的碌津、菲律宾的美斯蒂索、马来亚的峇峇、印度尼西亚的土生华人等。他们经商者居多，也有从事手工业、农业和渔业者。二、近代时期（17世纪至20世纪10年代）西方殖民者东渐，改变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社会的性质和经济结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以及黑奴贸易制度的废除，在客观上促使华工移民潮的出现。在东南亚、美洲、澳洲等沿海港口城市普遍形成华侨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维新改良主义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兴起，导致海外华侨社会的民族觉醒，他们开始被卷入中国革命的浪潮之中。三、现代时期（20世纪10年代至1955年）。辛亥革命、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和亚非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促使华侨社会更深地卷入现代世界激流之中。华侨出国形成最高潮，携带家眷子女出洋使海外华侨人数激增。华侨的职业更加广泛，涉及各行各业。世界各地华侨社团、华文报刊和华文学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标志华侨社会的成熟和高度发展。四、当代时期（1955年至今）。1955年后，90%的华侨加入当地国籍，转变身份成为华人。华人落地生根，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更加关心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这是华人社会的主流和倾向。加入了所在国国籍并不意味着风和日丽和百花盛开。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这个时期在东南亚地区不时发生激烈程度不同的排华运动，其中以1998年5月14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爆发的排华骚乱最令世人震惊。这种基于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以及心理等方面的各种分歧，恐怕需要漫长的过程才能逐步获得解决。但华人、华侨与东南亚地区人民已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上述矛盾和利益冲突终将获得解决，因为历史和客观需要使他们除了选择“风雨同舟”和谋求共同繁荣之外，并没有其他行得通的出路。

本书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历史人物傅山（傅青主）的传记，介绍了其家世与家学渊源、反清活动、哲学思想、诗文书画、医德医术等。

今天的伊犁河，汉代名伊列水，唐代名伊丽水，元代称亦列河。伊列、伊丽、亦列、伊犁，都属同音异写，千百年来始终同一河名。这条发源于天山北麓的内陆巨川全长约1500千米，洪波浩荡，流经我国伊犁地区约长442千米，迂曲西注巴尔喀什湖。伊丽水东西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地区单元。汉代属西域都护府遥领，唐朝先后属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治下的濛池都护府领疆，元朝属阿力麻里行尚书省，直到清朝《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与《中俄伊犁条约》签署之前，伊犁仍有东路与西路之分，虽然现今属于我国的伊犁地区已仅限于当年的伊犁东路了。岁月逝水，让我们潮流探源，去寻觅这条千古巨川历史流程中的沧桑巨变吧。

记得第一次见到“历史”这个名词，是小学三四年级时看一种《中国历史故事》，比上历史课时间还早。当时并没有注意这书是谁写的，只是觉得很有趣，以至过了那么多年后还能记得其中的大致内容。读初中时，历史已是我最喜爱的课程之一。虽然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会成为我以后的职业。―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作者简介：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生于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历史人口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台湾锦绣出版公司1992年），《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7年）、《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中国移民史》（主编，1、2卷作者，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请读片断：家谱（族谱）则记载了更大的血缘群体，一般会包括很多世代内的全部男性家族成员和部分女性成员，尽管多数人的信息相当简单，但数量之多，只有明朝的黄册一类户籍登记才能与之相比。虽然造经战乱，特别是土改、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家谱已经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但存世数量仍相当庞大。目前收藏于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私人手中的中国家谱，估计至少在4万种以上。近十多年来，家谱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受到了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除正史、方志、考古资料之外最重要的资料来源。特别是在区域史、专门史的研究中，如果正史缺载，方志又过于粗疏，家谱往往能填补空白。如有些人物、事件、制度、诗文作品，对全国或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县来说，都还不足记录，但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却已值得大书特书了，这类资料往往只能在家谱中寻找。历代正史和方志中虽然有大量户口统计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包括全部人口，即便是其中的“丁”，也不是全体成年男子数。从理论上说，“丁”是指符合法定服役年龄、身体正常、不享受优免特权的男子。但实际上，中国历史时期绝大多数户口资料中的“丁”已不是上述理论意义，而只是一种纳税单位，与实际人口数字毫无关系。尤其是在明清官方统计数据中，很多地方志中“丁”数会出现半个，甚至小数点后15位的数字，这样的数字自然无法用于人口学研究。很多国内的学者尽管承认“丁”不是全体成年男子数，却往往将“丁”视作可以依据一定比例折算的人口单位，据此来推算人口总数，实际上是步入了歧途。因为明清时期官方统计资料中的“丁”和“口”根本不存在任何比例关系，何炳棣（Ping－tiHo）教授早在1959年出版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StudiesonthePopulationofChina1368～1953，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9；中译本：三联书店2000年）一书中对此就已作了严密论证。西方国家对历史人口的研究，主要依靠一些教区的受洗、墓葬登记等，日本使用收藏于寺庙中的“宗门改帐”（当地居民每年必须到寺庙登记家庭的全部人口，表明没有改信政府明令禁止的酉洋“邪教”），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资料基本上能包括统计区的全部人口。而在中国，除了家谱以外，至今还没有发现更好的史料。一般来说，一部家谱应该记载该家族全体成员的姓名、生年月日、婚姻状况（婚龄、配偶）、子女（其中女性情况一般只登记到出嫁时）等，据此就可以计算出这些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有偶率、初婚年龄、生育率等等现代人口统计学所必需的基本数据。因为修谱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显示本族的兴旺发达、源远流长，以此告慰祖宗，昭示后代，所以对本族人口绝不会故意遗漏，也不可能随便虚报。而官方的户口资料，各地出于逃避赋役等等原因，隐匿、漏报、少报等情况比比皆是，家谱中的人口数据与之相比，无疑就完整真实得多。但传世的家谱大多是清代和民国时期修的，明代的已经不多，此前的基本没有，所以家谱资料一般只能用于研究16世纪以后的情况。除了人口统计资料外，家谱中还有古代社会各方面的记录，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如经济方面，家谱中有该家族的田产数量、分布、收益，有时还有具体的数字和契约文书；文化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家庭教育、科举、人才、技艺以及有关的著作、诗文；制度方面，记录了该家族的组织系统、族规、婚丧礼仪制度、管理方法等，其具体、详细的程度是其他来源的史料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的一些社会史、区域史、家族史研究，充分发掘了有关家谱中的资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必须看到，家谱所记载的内容，从本质上说都属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或家族上层，与实际情况往往会有很大的差距，更难代表家族的底层、内部的实际。一般的家谱无不扬善隐恶、夸大溢美，甚至移花接木、假冒附会。比如现在报刊常会有这样的消息，在某部家谱中发现某位名人的序跋，不见于此人的文集，属于重大发现云云，其实，相当大一部分家谱的名人序跋，都是假托伪造的，有的则完全是从其他家谱中抄来的，只是将主语改变了一下而已。家谱中对先人的爵秩功绩往往夸大其词，将虚衔写成实职，把捐纳当作功名。而且，无论忠奸贤愚、士农工商，一入谱传，无不尊师重教，文风蔚然，诗礼传家。连一些史有明文的靠刮地皮致富的贪官，记入家谱的往往也是诗酒风流、乐善好施的嘉言懿行。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热衷于所谓“儒商”研究，他们往往是根据家谱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颇值得怀疑。试想，要是贾政和高老太爷修家谱，能把《红楼梦》和《家？春？秋》中的内容写进去吗？如果根据贾政和高老太爷所修家谱中的资料研究荣国府和高公馆的历史，得到的能是历史的真相吗？家谱中还有一些追溯先祖的内容，无不是将某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作为自己一宗一族的始祖，甚至远溯到三皇五帝，但只要仔细考察所记的世系，就可知道这些都是极其荒唐而绝不可信的。宋以后竟有人冒称是林和靖的后人，当时便被传为笑柄。众所周知，林和靖隐居杭州孤山，一生不娶，“梅妻鹤子”，哪里来的子孙？没有一种秦氏的家谱自称是南宋秦桧之后，但《宋史？秦桧传》明载秦桧有子秦？纾？侄子秦？l、秦？~，秦？缬钟凶忧刿鳌⑶乜埃？莫非其后裔全死绝了不成？只不过是秦桧在历史上名声太臭，其子孙耻于明言而已。当年上海大亨杜月笙发迹后，嫌自己出身卑贱，发迹前是个卖水果的小贩，便请名士杨度为自己修家谱。开始杨度选择了唐朝宰相杜如晦为其先祖，杜月笙认为名字晦气，于是杨度又换成杜甫，杜月笙也便成了杜甫的后裔了。旧时修谱者有一本必备的书叫《尚友录》（通用的有明万历四十五年廖用贤编），该书以韵为纲，以姓为目，记载各姓的来历、郡望以及自上古至宋代出过的名人及其籍贯和主要事迹，修谱时随便挑选一个做祖先，然后设法将本家族与他联系起来。由此可见家谱这方面内容的编纂是何等随意！这本来应该是常识，可现在的一些新闻媒体，以及极个别的研究人员，不知是缺乏常识还是别有用心，热衷于公布此类所谓“重大发现”，如报载某地一老人是三国时孙权的第几十几代孙，惟一的证据只是一本民国时编纂的《东吴孙大帝谱碟》，家谱中的先祖世系本来就不可信，更何况是这么晚近的材料！还有一些特殊的家族群体并不是以真正的血缘关系维系的。而是通过人为的方法和程序模仿真正的血亲关系而制造出来的拟制血亲关系。在唐五代时期，这种拟制血亲关系相当普遍，成为一时的风尚。

本书的内容，涉及思想观念的层面，分析了晚清时期社会各个阶段、阶层以及各个政治派别对灾荒的认识，即灾荒观；涉及到制度的层面，具体论述了晚清政权的防灾、救灾机制；双向讨论了灾荒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揭示了晚清灾荒频发的政治原因，又展开叙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对晚清政局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清晰，是否深刻，是否有说服力，应该由读者来作出判断和评论。

《小尔雅》是训诂要籍，但近百余年里除少数论文，尚无人对其进行全面的注释研究。本书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用说郛本、汉魏本、宋咸注本及清人注本进行校勘，除校正文字外，对字义词义也详加训释。本书训释精当，疏证详尽，超越了前人。本书篇幅不大，而难点不少，经作者整理注释，形成一个便于读者使用参考的本子，这对于汉语言文字之学和古籍整理都作出了贡献。本书对《小尔雅》的每一条都作了编号，并编制了四角号码索引，便于读者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