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共分为修德、施政、抚民、听讼、理财、用人、正内七个大类。为政在人，政治活动的主体是人，所有的政策和措施都要靠人去推行，如何贯彻执行及其效果如何，又与官吏个人品德休戚相关。施政是直接体现和发挥官员品德与才能的过程，也是为官的职责所在，故“施政”列第二。施政的核心与目的，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维护国家稳定，故‘抚民”承“施政”而居第三。要做到抚民养民，在各种公务和具体的政治实践措施中，审理案件，判决官司最为重要。听讼可以为百姓分忧，稳定社会秩序，敦行教化。故“听讼”列为第四。而要保持操守，施行爱民之政，就必须慎重对待钱财问题。“廉者，政之本也。”只有保持廉洁，才能做到为政公平，立身于正。能否持俭去奢不仅与个人品德相关，而且影响国家的兴衰，故有“理财”列于第五。居官之人身处官场，无时不处在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和政治关系中，如何处理和上级、同僚、下属的关系，既关系到官员自身的仕途能否通达，更决定着官员能否顺利施政，甚至官员自身的安危，因而列出“用人”类目。此外，治理家庭、管理亲友是官员修身的深化，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如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无法做到政治清明。“正内”是官员容易忽视，却万万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七个方面互相补充，紧密联系，都是为官者不可偏废的。 为官者上秉国权，下承民望，惟德才兼备，立政于心，抚民以道，正内治家，淡泊从容于穷答之际，宠辱不惊于否泰之机，方是至境。为官一时，做人一世。八方归一的和谐，四两拨千斤的巧妙，方圆并用的通达，求合于中的法度，既是为政理民的智慧，也是立身处世的技巧。反躬自省者读之，可以知得失；心系天下者读之，可以茂大事；淡然自处者读之，可以明清浊；游戏人间者读之，可以正进退。

《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编製索引是整理组的一个既定项目。除人名、地名索引外，还打算絯分类索引。原计划等图文对照本出版后一起编，因为图文对照本的释文重新作了修订，较平装本的释文有明*的进步。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主要因为图文对照文本的出版推迟，而平装本（全10册）即将出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学术界研究工作的需要，整理组就只好先编平装本的索引了。

不识井冈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毛泽东为什么重上井冈？林彪为什么哀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朱德为什么把井冈称为"天下第一山"？谜，一个又一个谜。年过古稀的老前辈告诉我："山因革命而高，地以人杰而大"。聚集在这里的革命者，曾演出过惊天动地、泣鬼神的革命壮举。也演出过令人落泪的历史悲剧：兵败八月，痛苦而苦涩；林彪军心动摇，毛泽东苦心开导；毛泽东一到山下，"文化大革命便一触即发！"此书从历史隧洞中挖掘了最珍贵的史料，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提示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代党和国家领导上重上进冈山的历史动因。

《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的一种。全书以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在社会史、思想史的背景上，紧扣先秦与两汉时代社会体制的重大变化以及士人精神面貌与风气的转移，并尽可能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固有特色和历史的流变过程出发，扎实、深入地描述并论析了中国古代文学在汉末走向自觉的具体过程，并进一步对所涉及到的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给予了细致、充分的论述，从深层上阐释了汉代主要著述与文学创作面貌形成的根源。其立论精当稳妥，颇富创见，不仅对汉代文学的研究有所开拓，而且对于我国古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研究，都富有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这本小书，取材于圣经·新约》的4篇福音书，但它并不就是福音书。耶稣生前没有写过任何书，即使写过（虚似语态！）也都未能传世。我们借以了解耶稣生平和思想的，便只有福音书了。4篇福音书均为希腊文写成，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叶，是自4世纪以来流传下来的最早手稿。《圣经）考据学界一般认为，福音书中史实与虚构参半。它们的成书时间相距耶稣生活的年代并不远，它们的作者即使未与耶稣本人在一起生活过，也曾与耶稣的门徒们在一起生活过，或许就是门徒中间的成员。当然，那种认为福音书仅仅出自个别作者之手的想法显然是幼稚的。它们无疑是那个时代信徒们集体创作的成果。舍此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更为可信的依据材料了。4篇福音书中，前3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因文字雷同、情节重复而被称为“同观福音”。有人认为，这是因为3篇福音的作者写作时，都采用了当时口传的同类故事和说教所致。也有人认为，三篇福音是互相依据、彼此参照写成的

暂缺简介...

《图绘宝鉴》依作者夏文彦自序所记，成书于元朝灭亡前三年即元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此书也采用中国画书通例，既以记术画家传记为中心，又兼及画论，这种主张也必然对我国以此观点进行的画家评介方法有感化影响。关于《图绘宝鉴》，早先泷精一博士曾发表过一篇名为《与日本人的画论》的优秀论文（载《国华》第三○二号，一九一五.七.），据此文，《图绘宝鉴》如何传入日本已难确考，然而在中足利时代（一三三八——一五七三）初期日本即已有此书。《图绘宝鉴》自传入日本，对日本影响甚大，关于中国绘画的信息很多都得自《图绘宝鉴》。最初传入的是元刊本，然而以毛晋汲古阁本为代表的明刊本陆续传入后，信息源向明刊本转化，甚至很不合理地依据明刊本修改元刊本内容。

《上下五千年》是一套故事化的历史读物。在这套书中，作者选择重要和著名的人物和事件，根据史籍材料，加以组织和剪裁，用通俗的现代语言写出来，不加铺叙和描写，基本上没有虚构。这样，在情节的生动性方面，不能不受到史料的限制；而对读者了解历史，提供的材料是比较可靠的，有根据的。用故事化形式来讲历史，有它的局限性。通过故事，读者只能了解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人物活动的片断；有的故事，可能只反映事件的现象。至于它的经济、政治的背景（特别是经济背景）以及它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关系，不大可能用故事形式来详细论述。因此，《上下五千年》可以作为一种学习历史的辅助读物，不能代替历史教科书。写历史读物，不能不涉及一些观点问题，在这方面，仍旧保持林先生的做法，即作者尽量不发议论，少作分析；有些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批判。当然，在材料的取舍上，语气的褒贬上，作者实际上已经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在运用原史籍材料的时候，作者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选择、剪裁。但是不用现代的观点去修改史料。故事中人物的活动、语言，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历史原样写的。第二，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也不能轻易地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不能一说好人，就什么都好；一提坏人，就坏到底。本书里的每则历史故事，只反映事件或人物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断，不能凭它来对某一事件或者人物作全面的评价。

《东周列国志》是我国一部著名长篇历史小说，堪称仅次于四大名著的中国第五大奇书。该书描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从周宣王被弑、周平王东迁洛阳开始，至秦始皇灭周、兼并六国为止500余年的历史。长江滚滚东逝水，岁月悠悠万古情。多少贡雄豪杰叱咤风云，指点江山；多少历史事件惊天动地，可歌可泣。这里有诸侯争霸、宫廷政变、宫闱秘事、军事谋略等许多脍灸人口的著名历史故事。我们的许多成语典故，便源出于此。《新列国志》原有70余万字，今新编改写本达1450万余字，可读性大大加强，该着墨之处，酣畅淋漓，多姿多彩，使故事通俗易懂、枝繁叶茂，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令人有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之感。

本书系“中国古代社会百态”丛书之一。科举，是中国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形成于隋唐，延续至清末，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政治、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本书作者广搜博采唐宋以来文人学者记录亲历或耳闻的随笔、札记，在“形形色色的科举名目”、“林林总总科场人”、“层出不穷的作弊花样”、“动人心魄的科场要案”等篇章中，运用大量富有故事情节的事例，具体介绍历代科举考试的名目、程序、制度沿革等有关知识，生动地展现科场内外纷繁多彩的历史画面，并对科举制度和科举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剖析，从而提供了一个审视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