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详细介绍了明清时期的会馆文化，介绍了会馆的兴起、会馆的作用和类型。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中期*多。会馆在清末逐渐衰落。

很多人一直把明治维新当成一面镜子，借此反复质问与激励国人：既然日本人行，中国人怎么可能不行？明治维新时代，皇族、旧公卿阶层组成宫内势力，明治元勋形成藩阀，高层军人组成军部，高级政治家组建政党，激进活动家构建右翼团体，各大势力之间开始反复分裂、融合，成为左右国家政治风向的重要力量。纷繁复杂的治国理念与政治派别缠在一起，共同推动明治日本在各种矛盾的组合作用之下一步步前进。若只从中国角度来看明治维新，则很难看到这些沉寂在水面下的基本逻辑，也很难了解各政治派别的理念与组织如何发展 本书讲述了明治维新背后的深层因素。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的历史逻辑在推动，而本书就抽丝剥茧般剖析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必然性。

《明治维新》一书审视了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历史全过程。对日本明治维新中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日本与西方的博弈展开追溯，考察了日本从天皇、幕府到底层农民的方方面面人物对于自我和国家的重新定位过程，重新定义了日本“王政复古”与“维新”之间的关系问题，总结了明治维新期间的种种正方与反方势力及其表现。作者以较日本本土学者冷静的态度，讨论历史事件中内部和外部因素分别所起的作用，从而提供了一种客观公允地评鉴历史的视角。

《南北史演义（现代白话版）》为《历朝通俗演义》系列之一，叙述了南北朝一百七十年间“乱臣贼子盈天下”的分裂对峙局面，沿用唐李延寿旧例，把宋、齐、梁、陈归为南史，魏、齐、周、隋为北史。行文对于南北历史平行叙述，不为帝王颂德，不遗漏小人物的闪光点。内容丰富，论述客观，堪称通俗史著的经典。 全书旁征博引，文史详备，真实可靠，行文张弛有度，自批自评，妙趣横生，其人物丰富，主次分明，故事生动，点评独到，集文学性与历史性、趣味性于一体，让人读来不忍释卷，可谓通俗史著的经典之作。不但可以作为一般的休闲读物，也可以作为历史爱好者的参考书。

鲁迅逝世，转瞬快到十一周年了。那时候我在北平，当天上午便听到了噩音，不觉失声恸哭，这是我生平为朋友的一副眼泪。鲁迅是我的畏友，有三十五年的交情，竟不幸而先殁，所谓“既痛逝者，行白念也”。

\ufeff本书收《蜀碧》《先拨志始》《鹿樵纪闻》等三种明清史料文献，《蜀碧》共四卷，清彭遵泗著，该书详细地记载了明末张献忠入川、建国、被杀，以及张献忠所部撤离四川后，南明军与清军在四川交战等事，起自明思宗崇祯元年，止于康熙二年，并附录明方人物杨展、刘道贞、铁脚板（向成功）、余飞等传，从官方角度记载了“蜀乱”始末，以及当时“死节”的人物事迹。作者虽然立足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采用仇视农民起义的观点，难免失之偏颇，但它仍不失为研究明朝末年四川社会状况特别是张献忠入川活动最重要、最权威的史料，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先拨志始》，文秉撰，记明末遗事，上卷起万历，终天启四年（1624）;下卷起天启五年，终崇祯二年（1629）。对妖书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以及魏忠贤乱政、崇祯帝钦定逆案之类，无不详载。全文分《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东林点将录》《钦定逆案》等节。书名取自《诗经》“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之意，即推究明代灭亡，萌于惨戮群贤之故。《鹿樵纪闻》，题娄东梅村野史（按即吴伟业）撰。伟业著有《绥寇纪略》，记明末农民起义事，一名《鹿樵纪闻》。而是书则记南明诸王及李自成、张献忠诸事，每卷先列诸王，后列当日时事，其内容与《绥寇纪略》相较，截然不同，显为二书。又卷二叙述郑氏之亡，则伟业早已卒，足见非其所撰。是编自叙与《弘光实录钞》上半全同，事实又与《小腆纪年》多同，或系清代后期抄袭其书，而托为梅村所撰。

《甲申传信录》是作者搜集见闻及有关著述，于清顺治十年撰成的。全书十篇，按时间顺序叙述甲申事变始末，各篇按日排比史事，间亦附有史论，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重要史籍。《弘光实录钞》与《永历纪事》载南明弘光、永历二朝事，前者出黄宗羲之手而署名古藏室史臣，后者为丁大任著。《四王合传》不知何人所作，是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四人合传，记诸人降清经过与后来三藩之变始末。《孙恺阳先生殉城论》为蔡鼎所作，为篇幅短小之史论。书中所收录的五种文献篇幅不一，体裁、角度亦不相同，唯内容皆为明清鼎革之际的史实与人物，对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南明史与明清鼎革之际的相关问题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ufeff《三朝野记》，李逊之著，系笔记体的史料汇编，全书九卷，上起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下迄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对明末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的朝局变迁、朝臣动向，对明末朝廷在内忧外患激烈的情况下，朝臣仍互相倾轧不止，至明亡犹不解的乱象有很详实的记载，对农民起义军和清（后金）军的行动，也作了一定的记述。《国变难臣钞》，著者不详，文首谓：“雍正癸丑夏，沙博士伟业出敝纸一卷，曰《国变难臣钞》，云明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之变，其先世自燕邸札记者。”则是沙伟业先人于明末撰作者，其开列其时在京文臣名单，并根据农民起义军入京后诸人表现与经历分等，当是沙氏先人所著，经不知名人士抄录传世；名单之后有长篇按语，述名单中个别人在明末清初的行为，则应为抄录者所补。《过江七事》，姜曰广著，分“计迎立”“正纠参”“禁缉事”“护总宪”“裁镇将”“防左镇”“持逆案”七篇，记南明政权自议立弘光帝至马士英专权，与所谓正人一脉争权夺利的状况。作者为南明弘光朝重臣，为马士英所排，故力诋马士英及江淮四镇，但无形中也暴露了南明朝廷的腐朽与人心不一。《孤忠后录》，一卷，明末清初祝纯嘏撰，记清初顺治三年（1645）江阴贡生黄毓祺孤身起兵抗清，被执后死于南京狱中的经过。黄氏起兵为清初政治史上影响颇巨的大事，牵扯到许多方面（如黄氏起兵时，钱谦益曾命柳如是至海上犒师），本书为关乎此事的第一手史料。《行在阳秋》二卷，戴笠撰，述南明永历政权始末，所记始于永明王监国，止于永历帝被吴三桂俘虏处死，前后共十六年。戴笠未亲历永历政权兴亡，其所记述，多取于各家私记及故臣口述，虽不免受记忆不清、所言不实、记述者个人好恶等因素影响，但记事贯串永历一朝，且往往述及当事人之口语，对于永历朝史事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虎口余生记》，明末米脂知县边大绶自述平毁李自成父祖坟墓后辞职归里，及被李自成起义军拘捕、随军行动事，有为己开脱、讳饰之处。《守郧纪略》，高斗枢记任下荆南道期间守卫郧阳府，四次抵抗李自成起义军的过程，所记细节颇详实，有较高史料价值。《汴围湿襟录》，白愚记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明军前后设法抵抗之经历，由于作者身在城内，记录了很多官史所不记的细节，但也由于见闻有限，有不少错误记载。《客滇述》，顾山贞记明末清初西南史事，起明崇祯元年川黔两省发生起义，止于清顺治十五年两省被清军全面攻陷，所记内容包括两省起义始末、张献忠入川及败亡过程、张献忠遗部与南明势力结合抗清及战败等事，因是以时人记时事，可信性较高，但所记张献忠事仍多得之于传闻，故有不实之处。《平吴纪略》，记清军南下后占领苏州等地的过程，及当地人民反抗事迹。《思文大纪》，记南明隆武政权从兴起到覆亡的全过程，多录诏书、公文，不避繁冗，故为研究南明史的重要史料。《仿指南录》，康范生记为隆武政权守备虔州（今江西赣州），兵败被擒，抗节不屈，最终被释放的全部经历。《安龙纪事》，江之春记永历政权迁移至安龙后，明朝旧官员群体与掌握大权的秦王孙可望发生矛盾，图谋推翻孙可望，事机不密，最终被孙可望破获处决之事。《攻渝纪事》，徐如珂自述任上川东道时克复为奢崇明部将所占据的重庆府之事。《定蜀纪》，文震孟记徐如珂借助土司兵马攻取重庆，及进克奢崇明老巢永宁之事，一些细节是《攻渝纪事》所无的。《平蜀纪事》，钱谦益记徐如珂参与平定奢崇明一事首尾，较前两者更为全面，对当时明军状况也有所反映。

《烈皇小识》记崇祯一朝史事，始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及其采取的各种措施，至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缢，最后以李自成九宫山死难告终，书末附有何腾蛟《逆闯伏诛疏》。文秉作此书，是因“年来屏迹深山，间有客相过从，询及旧事”，“又承同志或一人一事相示，因纂抄成册”，于谏台奏疏等采录颇备，对于明末党争、辽东战局、李自成起义等事记载尤详。由于文秉之父文震孟身为党局之人，数遭迁贬，文秉亦受牵连，故他对朝廷党争有甚于常人的感触，因此书中对明末党争相关奏疏采择颇多，是珍贵的史料。《研堂见闻杂录》主要记录了清初江南一带因重大政治事件而引起的民间骚乱，与当地横遭劫难、生灵涂炭的的种种惨痛情景。如剃发令、南闱科场案、江南奏销案、哭庙案、明史案等，在书中均有所体现。因王家祯即今江苏太仓人，所记之人之事，皆其亲所见闻，故事实详明，有不少可补正史之阙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