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期及民国时期处于都柳江下游地区的广西长安镇，由于外省商人的大量进驻，社会关系结构开始呈现复杂化的趋向，地方精英的构成也相应地显示出多元性特点。通过对地方精英形成、分类及其关系网络的分析，力图呈现出一幅近代长安地方社会的图景，并从中抽离出隐藏于内、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网络。由于人员、资金、物资以及文化的流动与融合，从而引起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改变。至清末及民国时期，长安地方精英的来源与构成已经展现多元化的趋势：外省商人、乡土商民、在乡绅士、在镇绅士、基层文化精英，甚至在特定时期地方上还有武装领袖的势力存在。各类精英在社会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互有渗透，但却分别掌控着话语权。商业领域由外省商人特别是广东商人主导，乡土商民以及绅士依附于外省商人。乡土商民的优势则在熟人社会中，以家族的支持而迅速崛起，他们*后演变为商绅。绅士之生计，部分也依靠自身与外省商人的关系来维持，而乡绅和镇绅分化的根源是生计方式的差异。然而，即便存在矛盾，但基于阶层性和地方性的特质，乡绅和镇绅在争取和维护地方利益时一致对外。在地方公益和社会秩序的场域中，绅士变成了掌握着主动权的群体；而在民间信仰和仪式方面，基层文化精英则是领导者。绅士与文化精英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有交叉，却不完全重合。虽然各类精英在社会领域上相互渗透，但是各自始终掌握和维护着其既有主动权；同时，商人与绅士的身份也较少重合。这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华北地区商业市镇的精英关系网络及地方社会形成鲜明对比，而区域结构化过程的不同是导致这种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差异的关键原因之一。

刘东教授既是中文世界z大的汉学迻译工程的主持者，同时作为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又担负着如何讲说国学的重大使命。他不满足于前人的“照着讲”与“接着讲”，特别强调建立在中国本土文化主体性基础之上的“对着讲”，认为中学应在与西学的并长争高中，焕发生机与活力，为全人类提供一种独特而有效的“人生解决方案”。此即所谓“国学的当代性”，亦即作者本人一直在追寻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综谈“理论背景”，下编剖析“文化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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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史迹探索》将“巴”“蜀”分开叙述，主要内容有“巴史新探”“巴史再探”“巴史三探”“蜀故新诠”等。其中涉及巴族的产生、文字与方言，古代巴族活动区域，巴人与賨人，巴人与氐羌，禹出西羌，蚕丛、杜宇、开明治蜀，古代蜀中生产等重要问题。作者利用当时的考古新发现对巴蜀文化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解读，其研究方法与结论在今天仍具备一定参考价值。本书曾获1984年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由顾先生三篇有关巴蜀文化的论文组成，即《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与所记蜀国事》《秦汉时代的四川》。作者认为巴蜀文明具有独特性，提出巴蜀文化在战国之前是独立于中原文化发展的。书中运用的历史地理、二重证据法、梳理各类历史资料等研究手段，正是顾先生一生学术事业的回顾。

《温陵赋钞》，又称《温陵赋钞初集》，据翁同龢所作序，约成书于光绪元年（1875）前。卷首依次有王昀《征辑小引》、陈寿祺叙（嘉庆二十二年，1817）、翁同龢叙（光绪元年，1875）及王昀《读赋管见》。正文凡十卷，收录泉州地区文人所作赋近二百篇，其中卷一拟体十五篇，卷二至卷三为古体三十三篇，卷四至卷十为律体一百四十八篇。涉及作者一百二十三个人，其中所收陈科捷和许邦光两人的赋多，均有六篇，龚维琛有五篇，蔡鸿捷、龚维琳、王昀、徐玉本、周学曾各有四篇，蔡常云、蔡鸿儒、陈大玠、陈时昌、王家修、王克峻、王克岏、周一夔、周瑀各有三篇，其他人一二篇不等。在这一百二十三位作者中，以晋江籍为主，他县较少，主要缘于当时邮寄不便，搜集未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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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绿洲：桂林抗战文化城影像志》突破了以往对“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研究只重当时的出版盛况和西南剧展的局限性，做了纵向与横向的延伸，使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整体脉络更为明晰。首先，时间线往前追溯到19世纪末，以日本制《东亚與地图》切入，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展现桂林抗战文化城形成的社会大背景；其次，概述抗战过程中广西抗战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准备，说明桂林抗战文化城形成的直接原因；再次，将时间线往后延伸至抗战胜利后桂林城的重建，点出抗战文化对桂林文化传承和城市面貌的后续影响。总之，将更多的篇幅留给承载“抗战文化”的“桂林城”。另一方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是多种力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烽火绿洲：桂林抗战文化城影像志》对此也做了横向的展开，使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内涵更为丰富。一，整理抗战文化的成果；第二，展现当时当地新桂系、中国共产党和支持抗战的各方力量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第三，分析当时当地社会政策和城市发展情况。

《民族元素再创造：文化政策研究的创新视角》主要论述文化政策视野下的”民族元素再创造”概念界定、内涵及其相关性问题，探讨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文化政策制定的目标指向、原则、策略和实践模式等对于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路径选择的影响，对于中国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中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呈现方式的影响，以及对于如何增强民族创造能力的作用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基于国内外政策实践成果，积极探讨国际知识产权新规则的建立，进而保护我们目前可能处在优势地位的民族元素资源。《民族元素再创造：文化政策研究的创新视角》以数字内容产业的信息和数据等资料为论据，首先，基于经济全球化核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原则，基于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需求等，明确提出“民族元素再创造”是数字技术时代新的命题：其次，从信息科技发展与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关系、国际文化贸易与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等方面，对影响“民族元素再创造”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再次，以数字内容产业为例，辨析国内外文化政策制定原则、实施路径、实践结果，透过中外文化政策对于“民族元素再创造”的不同引导轨迹，探讨文化政策对于民族文化发展所具有的引导作用，明确指出中国政治主体在文化政策制定和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发展目标设定、文化与经济价值观念引导要有全面、系统、深刻的认知；*后，在此论述基础上，提出了建构可以增进中国“民族元素再创造”动力的国家文化政策引导策略的相关建议，尝试设计国家文化政策“民族元素再创造引导模式”的架构及基本运行机制，探索增强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政策制定策略、原则与政策实施的方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