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披露，末代皇帝溥仪在劳改中的一段往事……文革前后，新凤霞与末代皇帝溥仪、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等被安排在一个小组里参加劳动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不通世故、不习劳作的溥仪闹出了一连串让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改造皇帝，这可能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事件，作者以自己的亲历亲见。轻松幽默地描写出了这一事件的侧面。

作者从江山与美人的角度，全面梳理中国自上古嫘祖至民国小风仙共24位颇具代表性的女性传奇故事，或如妇好帮夫君打江山，或如貂蝉被当权者换江山，或如孝庄帮子孙守江山，或如武则天干脆自己坐江山，或如妲已、褒姒、杨玉环等被责“祸”江山等，挖掘历史细节的动人之处，千古一叹，逐一点评她们与男人、与江山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撇开“红颜祸水”的陈腐论调，拓展历史文化视野，以轻松笔调、全新史观，重新讲述千百年来江山和美人之间的恩怨传奇。

历史是零散的，是每个白天或黑夜，太阳和月亮底下每个角落发生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处于时间的河道之外，水流花谢，构成历史的每一瞬间。历史是沉重的，流淌着血与泪，弥漫着阴谋与算计。历史是轻松的，一个新人物的出场、一桩新事业的诞生，都能让我们在心底里为之欢呼，都能让我们感到心旷神怡。历史容易被遮蔽，因刻意的遮蔽而被遗忘。历史如同甩不掉的尾巴，它从不缺席、迟到、早退，它永远在场，经过千沟万壑，不管有多少峰回路转，蓦然回首，它总是静静地在我们面前流淌。这是一部故事体的民国史，好看的民国史。讲故事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方式，那些曾经参与创造历史的人物都在故事中一一复活。作者为我们拉开这段历史的帷幕，将一百多个民国时期社会不同层面的代表人物展现在我们眼前。他们是缔造民国的伟人，叱咤风云的枭雄，马上赋诗的军阀，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做着实业报国梦的工商界、金融界的精英、有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的出版家……，他们是蔡锷、辜鸿铭、胡适、汪精卫、徐志摩、穆藕初、范旭东、冯玉祥、王国维、吴佩孚、张作霖……，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秩事，通过本书在历史的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再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言行永远活在这些故事中。历史不是线性的，而是多线条并进的，在社会的每个层面，不同的人物共同书写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读史使人明智，读史使人痛苦，读史使人快乐，读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许多同样零散的日子里，我阅读各类零散的民国史书，从日记、书信、年谱到回忆录、传记，并随手留下一些读书札记，没有风花雪月的猎奇故事，没有推背图式的神秘和玄虚，有的只是真实的声音和曾经的心灵脉动。是非褒贬，全凭各位读者朋友明断。

历史不曾走远，总有些人让你惦记，总有些事值得回味，总有些伤痛不该遗忘……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证明，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洋人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谁能掌控上海，谁就财大气粗；谁能与洋人打交道，谁就举足轻重。正是在防卫上海的过程中，李鸿章开始了具体与洋人打交道的漫长生涯，也因此他后来才能在政坛上超过湘系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权臣。——《成大事不能昧于历史大势》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中，“公理”与“实力”是两大重要因素。不过有“理”者未必有“力”，有“力”者未必有“理”，因此“理”与“力”的关系确实复杂难明。在“炮舰外交”横行的19世纪，“力”无疑远较“理”强。在这种背景下，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往往有“理”而无“力”，在错综复杂、结果难料的外交纷争中究竟是“不自量力”地“据理力争”，还是甘认“无能为力”而“委曲求全”，确难取舍。——《在“理”与“力”之间》在“天下”“兴”的时候，皇帝们总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从不认为“匹夫有责”、“与有荣焉”，自然也就不许匹夫有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利；但每当“天下”将“亡”的时候，皇帝们总是疾呼“匹夫有责”，仿佛事之所以致此人人都要承担一份罪责，匹夫自然就有承担“救亡”重担的责任与义务。——《关于卡夫卡的“另类阅读”》本书分为四个版块，“历史总会被记起”和“斯人已逝”两辑说的都是旧人旧事，立脚点却在今天，希望能打捞一些历史的残骸，引起注意。1870年代清政府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全局问题由于全局讨论得以妥善解决；1940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补选，学术与政治相互博弈而能保持微妙的平衡。作为晚清第一代驻外使臣，郭嵩焘因“崇洋媚外”不被世人理解，晚景凄凉；胡适晚年以诤友自居对国民党提出一系列批评和建议，然不被理睬，独自彷徨，等等。“历史的余波”和“不该遗忘的伤痛”两辑收录了部分文化评论和文学评论。林则徐破坏“夷夏之防”与李鸿章隐瞒疫情的当代启示，“拿伯的葡萄园”中保护私产的法治意识，美国政府镇压“退伍补偿金大军”的历史伤疤，茨威格对于战争的反思与人性的绝望，托斯卡尼尼面对法西斯暴政表现出的良知与洞见，卡夫卡的小说对于东方民族遭遇的惊人预见，等等。内容看似庞杂，贯穿其中的是对历史与人性的反思。作者平素广泛参与文化讨论，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着力从近现代中国史的只鳞片羽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关注超越时代的复杂人性与社会幽暗的方方面面，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冤案无数，读来总是令善良的人们扼腕顿足、热泪滂沱。然而，追寻冤案发生的原因，也总是“各有各的不幸”，绝不能以一句“皇权制度的产物”来概括——这是对历史当事人的不负责任。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回到这些冤案发生的当时当地去会发现什么呢？本书选取了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十大冤案，力求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剥茧抽丝，去伪存真，再现历史当事人之间的“博弈”或者说选择。　本书内容自在天涯论坛发贴以来，深受喜爱，被香港、台湾等华文网站转载，好评如潮。

《秘书政治》是一部专门介绍中国古代高级秘书人物及其事迹的书。全书共收录六十位秘书人物，其中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秘书人物二十二位，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秘书人物二十八位，宋元明清时期的秘书人物十位。另外在附录部分收录了与古代秘书人物有关的文章四篇。为了让读者对古代秘书人物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作者在写作古代高级秘书人物过程中尽量做到：既写文字秘书，也写事务秘书；既写外朝秘书，也写内朝秘书（如宦官）；既写正面秘书人物，也写反面秘书人物；既写功成名就的秘书，也写身败名裂的秘书。在入选标准上，主要看其在历史上是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哪怕是负面影响）？是否古代秘书工作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否在秘书岗位上写过公文名篇？是否有突出的秘书事迹？是否对秘书工作或秘书理论有重大贡献？等等。概括起来，就是名人、名篇、名事。

一部最全面最系统展示苏德战线的史诗巨著一幅最真实最客观体验战场搏杀的宏图伟卷库尔斯克会战按其军事政治结果和参战兵力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会战之一。这一会战是苏联人民战胜德国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军事政治意义。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共击溃德军30个精锐师，其中包括7个坦克师。德军损失官兵50余万人，坦克1500辆，飞机3700余架，火炮3000门。德军奥廖尔基地和别儿哥罗德：哈儿科夫基地均被清除。但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贬低库尔斯克会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们中有些人极力为德国国防军统帅部恢复名誉，掩饰其失策，把库尔斯克会战失败的过错全部推给希特勒。另一些认为库尔斯克会战是大战中的一个小插曲，避尔不谈这次会战。实际上，德军夏季进攻的失败，埋葬了德军宣传机构编造的苏军战略有所谓"季节性"和苏军只能在冬季进攻的谎言。德军的进攻战略遭到了完全破产，带给德国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使其从此丢失了战争主动权。进一步改变了战场上的兵力对比，巩固了苏军统帅部手中的战略主动权，为苏军展开战略总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和苏军进逼第聂伯河，完成了战争进程中的根本转折。从此，德国被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战争区转入防御，这对大战的后期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德军重兵在苏德战场被击溃，为英美军在意大利登陆创造了有利条件。是役，苏联有10万余名军人荣获勋章和奖章，180多人荣膺苏联英雄称号。　更为重要的是，苏军统帅部顺利地解决了战略，战役法和战术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方面军之间战略协同的组织，最高统帅部赖以改变不利兵力对比的战略预备队的使用，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在决定性方向大量集中兵力兵器，取得了新的经验。新编制坦克集团军第一次用作扩张战果的梯队。在库尔斯克会战的空中交战中，苏军航空兵最终夺取了战略制空权，并一直掌握到战争结束。在库尔斯克会战，苏军战略领导的特点是高度集中，仍现实地考虑形势特点和善于选择适当的斗争方法。　总的来说， 库尔斯克会战是德国走向灭亡的最重要的一步，在自己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关键的一颗钉子。而苏联却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战胜了对手，更重要的是他们战胜了他们自己，为最终战胜德国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李开元教授，历史学界的福尔摩斯，刘邦与秦始皇，是两代人吗？陈胜的大军为何在戏水止步不前。赵高，真的是太监吗……李开元教授，如同老练的侦探，穷搜史料，亲历现场，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真相，让久远的历史一一复活起来。阅读之前，没有真相。以极为有限的史料复活无穷无尽的远古，需要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证和推理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历史学家，宛若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克里斯蒂笔下的波罗。国破山河在，人去屋宇存。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历史，往往有空间的遗留。复活历史的触点，常常就在你一脚踏上往事旧址的瞬间。——李开元《行走在历史当中》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在秦始皇手里诞生。但是，十五年后它就崩溃了。在历史的行进当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秦始皇、赵高、李斯、陈胜、刘邦、项羽……这些显赫一时的人物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历史学家李开元教授带领我们穿越2200多年的时空，揭开历史尘封的帷幕，体验历史的复活。人，只有通过镜子才能看见自己；当代，只有通过历史才能认清现实。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伟人，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帝国。二千多年以来，秦帝国成为中华帝国的象征，秦始皇也成为大一统中国的形象代言人。　然而，伟大的秦帝国的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五年。秦始皇突然死去，戍卒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楚国旧贵族项梁、项羽起兵江东，叱咤风云；沛县小民刘邦也因时际会，成为一方诸侯……这一段秦失其鹿、群雄竞逐的历史突然而猛烈，千百年来，留下了无数的教训和谜团，也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断言残迹。　断言可以解读，残迹可以修复。最不可思议的是新出土的文物，既属于过去，又属于现在，只要看到它们，你就会确信历史曾经存在；只要触及它们，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坠入欲知往事的诱惑；只要体察它们，你就会直观地感受到历史正在复活。　历史能够复活吗？历史怎样复活？复活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本书选取秦末群雄竞逐的这一段历史，检索史料，考察实地，体察文物，以期复活当时的历史。历史的复活，需要大家一起参与。下面提供四种不同的历史情景供读者朋友浏览，而历史复活的过程，就浓缩在这里。

1368年建立的大明王朝，到1628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二百六十个年头，距离它灭亡的1644年，只有最后的十七年了。这就是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 崇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延续了十六年零三个多月，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子夜，即十九日的凌晨即将来临之前，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外城、内城，逼近皇城。千钧一发之际，走投无路的朱由检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即景山）自缢身亡。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老祖宗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明朝，在这一年（1644）宣告寿终正寝。 李自成虽然推翻了大明王朝，但是他的大顺政权在紫禁城的日子，不过区区四十天而已。由于招降明朝总兵吴三桂不成，他亲自率领主力前往山海关征讨，遭到满洲铁骑的突然袭击，溃不成军，仓皇退回北京。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以后，迟迟没有举行登极仪式，到了大势已去之时，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在武英殿举行登极仪式，当了一天皇帝，第二天开始撤离北京。 五月三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一行，在骑兵的护卫下，乘着銮舆，浩浩荡荡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于是开始了清朝皇帝君临全国的时代，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 处在由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换代转折时期，崇祯十七年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对于明朝的遗老遗少而言，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而他们对于同样亡国的李后主所写的绝妙好词《虞美人》中的亡国之痛——“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充满了凄婉的共鸣，便不难理解了。清初，孔尚任的名著《桃花扇》上演时，离开明朝灭亡已经半个世纪了，据说，观众中那些依然留恋旧时代的人们被剧情感动得涕泪满襟，唏嘘不已，依然充满感伤。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实在是一个悲剧时代。按照王朝的周期性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算不上短命。整个明朝，犹如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M，永乐、宣德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它的标志就是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发现世界”的壮举。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万历第一个十年，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出现了万历中兴，使得万历时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富庶强盛的时期，缔造了明朝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好景不长，皇帝为了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彻底否定了张居正的政绩，甚至以为他是“专权乱政”、“谋国不忠”。于是乎，万历后期政坛高层忙于朋党之争，忙于“窝里斗”，国事急转直下。到了天启时期，皇帝昏庸，朝廷大权落入大太监魏忠贤之手，形成“阉党”专政的局面，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职，就是被杀戮，政局腐败透顶。 朱由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继任皇位的。他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清查“阉党逆案”，为遭受“阉党”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拨乱反正，希望再次营建一个中兴局面。然而时势已经大变，东北的清朝羽翼日渐丰满，明朝与清朝的战争屡屡败绩，满洲铁骑多次越过长城要塞，威胁北京及其周围地区。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造反大军，已成燎原之势，驰骋中原。这两股势力，都想取明朝而代之。大厦将倾，狂澜既倒，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在这一幕悲剧中，每个人都在演出悲剧，皇帝以悲剧谢幕，大臣们也莫不以悲剧收场。 大明王朝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而且亡在一个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手上，不仅明朝的遗老遗少，甚至清朝的顺治皇帝，都扼腕叹息。其悲剧性就在于，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演绎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平心而论，朱由检在明朝诸帝中，绝对不是一个昏君，说他出类拔萃，也毫不为过。他上台以后，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由于问题积累太多，内部早已蛀空，颓势难以挽回。无可奈何花落去，巍峨的王朝大厦，轰然倒下。朱由检本人以自缢的方式殉国。 这样的情节，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它以悲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过程。我把这幕悲剧的细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目的是给予读者历史固有的深邃启示，并非只发思古之幽情。就好像我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那样，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场上，而是以超脱的眼光来远距离观察历史。 19世纪独步欧洲史坛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一大贡献是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他的名言——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我想尽量向它靠拢，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与形形色色的“戏说”划清界限。 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戏说”之风由来已久，人们一批评，编导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是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如果听之任之，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在观众中形成一种“话语霸权”，把戏说信以为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到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当然，历史学家也应该检讨，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历史本来是有声有色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他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十分“好看”。近来很畅销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著作的中译本《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等，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把史料融会贯通，以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眼光敏锐，视角深邃而又独特，却又十分“好看”。 由此可见，追求“好看”，不一定非“戏说”不可，也就是说，“好看”不必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历史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真实，没有了真实，再“好看”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也可以说是我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书中所写的都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所谓信史，都有历史文献的依据，都有案可查。但是作为大众读物，不必引经据典，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阅读障碍，在生动的情节、流畅的文字中，感受阅读的乐趣。如果在轻松的阅读之后，各位可以从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悲剧中，获得这样那样的启示，那是历史本身的魅力。我只不过是把这种魅力传达给各位而已。

8000兵团的脸型究竟隐藏着怎样惊人的秘密？13岁登上王位的赢政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金碧辉煌的皇室建筑，究竟隐藏了哪些神秘的数字？发型、手势暗含了什么玄机中？甲衣、车马隐藏了什么秘密？“666”“999”……这些特殊数字是纯属巧合，还是刻意安排的秘数？在三号坑里失踪的将军和第69名士兵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秦始皇和玛雅大君为什么都选择龙作为自己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