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衙门不仅是天下之兴衰的风向标，也是古代整个官场世界的全景缩影，日常与隐秘、堂皇与肮脏，在这里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基层政府的百科全书式读本，全书以家常白话娓娓道来，细数两千年来州县衙门之“怪现状”、“潜规则”。京官摆不得、地方小官却摆得的大排场；“黄史要钱，御史不要钱”、“太太爱钱，老爷不爱钱”的微妙；为官不得罪于巨室、“任你官清如水，怎敌吏滑如油”的利害博弈；定户等、派徭役，贼开花、官司钱，无处不有的盘肃百姓大法；陋规常例、赈灾财、募捐款，各色吃皇粮人等的诸般好处；以及八字墙上的“圣谕”宣讲和花边新闻，节日舞会、工作餐、机关宿舍里河东狮吼之声相闻的生活细节，以身材相貌来“大挑”州县官员的奇特面试法，戒石坊、养廉银乃至将贪官肃皮制成标本等用心良苦的廉政建设。这同时也是一部有关世相人心的书，衙门虽小，世间事已多在其中！

中信出版社《漫话世界》系列＜br＞让我们步入历史深处，＜br＞去了解樱花的国度、唐高僧鉴真七次东渡的岛屿。＜br＞你知道幕府时代在日本历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br＞你知道为什么樱花是日本的国花？＜br＞你知道什么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br＞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的饮食文化与美食料理令人深深着迷？＜br＞你知道日本的花道、茶道与剑道是从哪儿来的吗？＜br＞你知道和服底下藏了多少秘密？＜br＞你知道日本天皇的历史吗？＜br＞你知道为什么黑泽明的电影能冲出亚洲、征服世界？

中信出版社《漫话世界》系列＜br＞让我们步入历史深处，＜br＞去了解木槿花的国度、跆拳道的发源地。＜br＞你知道古代韩国对中国奉行“事大主义”政策是怎么回事吗？＜br＞你知道韩国文字与汉字的渊源吗？＜br＞你知道为什么韩国被称为“辅导补习班共和国”吗？＜br＞你知道为什么几乎每个韩国年轻人都染发吗？＜br＞你知道为什么韩国人吃得那么辣吗？＜br＞你知道韩国人如何用“寸”来计算亲戚关系吗？＜br＞你知道为什么韩国的年轻人喜欢玩网络游戏，而日本的年轻人却更喜欢玩单机游戏吗？＜br＞你知道为什么不到30年韩国人就有35%的国民信仰了基督教吗？

一件新的科技型抗暑用品——简单实用的凉杌——终于又被发明出来了。杌大概就是方凳一类的玩艺吧？具体的制法是：先请木匠做个结合的方柜，镶嵌油灰漆好，上面空着。然后把井水灌进去，再盖上一片薄瓦充作凳面，“其冷如冰，热复换水”。这样既简单又实用的玩艺，也专了他的天才脑子才想得出来。可惜那时刚坐稳汉人江山的满人正致力于抓政治思想工作，还没来得及考虑跟世界接轨，不然花上几两银子申请个专利，光技术转让费就够他吃上一辈子了。——《李渔：笠翁在南京——一篇过时的新闻》自少年读书期间与同学张顾鉴发生同志关系，到青年时期娶的二三十个大小老婆，到中年盛名时收进的一帮女弟子，到六十七岁那年出游天台还和一个叫金凤的小男孩产生恋情，玩了出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游戏——这还没有加上那些到处留情或在娱乐场所找的职业性对象。他一生艳遇的数目如果真要仔细统计一下的话，虽比不上唐明皇后宫佳丽三千人，但比起前朝高手如仇十洲、唐伯虎那些家伙来，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袁枚：随园食事及其他》当奴婢们苦连天地用艾草与蒲扇跟蚊虫作战，我地反其道而行之——将它们引入我的账中，然后喷上几口白烟。于是奇迹立刻出现了：一幅幅生动的有着晚明笔意的白鹤舞空图，就这么伴我度过无数个难眠的炎热之夜。——《沈复：作者自述》《明清人文生活考》之中出场的骚人墨客性格各异。他们多半才高八斗，命运也大都可悲可笑。龚自珍虚荣地吹嘘自己的艳遇，郑板桥装腔作势地谋利，黄仲则恃才而放纵自己的乖戾，柳亚子自视甚高因而伸手索官，袁宏道热衷奔走于达官贵人的门下，吴梅村终于从前朝遗民到腆颜事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人的生活、命运似乎和政治权势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科举应试，卑躬屈膝地索取名流的推荐信，得到一官半职，便趾高气扬地顾盼自雄；官场失败挂冠而去，则寄情山水、愤世嫉俗、妓女倡优、僧道药酒，或者标榜人格形象，或者觑破了世态炎凉而领悟了人生真谛。在朝如此，在野如此，庙堂或者江湖，舍此便别地他途。然而，他们的舒运为什么如此相似？他们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差别是什么——他们止步于哪一道历史门槛之前？本书中，诗人、学者柯平从容走笔，让十三个著名人物返回生动的历史脉络之中，呈现出他们生命之余的辉煌与沧桑。

对于艺术家来说，八十岁是一个特别的年头，举办个展览纪念一下，回顾一下，是通常的做法。但是，先生反对做回顾展．他认为一回顾就感觉到艺术的生命结束了，所以，他精心准备的“八十艺展”只是展出最近几年创作的作品。从有了基本想法，最难确定时间的是香港艺术馆。而首展的时间在得到了深圳美术馆的王小明馆长的确认之后，第一张海报就诞生了，它以著名摄影家逄小威先生所拍的黄先生肖像为主体，由我设计。此后，由各路人马设计的各式海报有近10种，也表现出了黄先生办展览的特点——帮忙的人很多。深圳的特展由我全权联络和张罗。2003年12月的时候，深圳美术馆来电话问展览前言的事情，我征求先生的意见，他说我不管，你写。一句话，就这么简单，他经常是这样。因此，我写了下面的“前言”，并印在展览的场刊上。一个意大利语叫Frenze、现在被称为“佛罗伦萨”的地方，有一个非常诗意化的笔名“翡冷翠”。这是诗人徐志摩的译名。尽管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人都这么称呼它，但是，现在的人们并没有将它淡忘或遗弃，因为其中散发了徐志摩赋予它的诗情，同时，又因为画家黄永玉以翡冷翠的生活记忆和丹青笔墨唤醒了人们思古之幽情。无论是在拉丁语还是在意大利语里，翡冷翠名字的含义都是花城的意思。它以一朵百合花为标志。1991年，黄永玉先生作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旅行和居住，在他所到过的地方，都有他和他的画架伫立的记录，这就是他的写生和与他的生活相关的艺术。一天，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在征得了正在街头画画的黄永玉先生的同意后，为他拍了几张照片。几天后，先生画画的照片登在了翡冷翠当地的报纸上，还配了几行文字——“嗯，持续几个钟头地坐于巴第亚桥和法安提那街交界的交通繁忙的路口是需要勇气的。这位画家带着东方人特有的耐心，全然不顾擦身而过的车辆。日复一日地，从巴第亚桥望上去的菲埃索里山的景致，便显现在画面上了。”先生的翡冷翠之行，充满了创作的欲望，行前有计划，每日有安排。他说：“我想不出比画画更有意思的事。不画画，岂不可惜了时光？”所以，他满载着收获，还经历了那值得阅读的有意思的生活。诗人徐志摩在《翡冷翠山居闲话》中说：“什么伟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优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风籁中，云彩里，山势与地形的起伏里，花草的颜色与香息里寻得？”因此，他认为“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只要你认识了这一部书，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穷困时不穷困，苦恼时有安慰，挫折时有鼓励，软弱时有督责，迷失时有南针（指南针）”。黄永玉先生以艺术的方式读翡冷翠这本书，为我们直观地展现了他的一些思想的根源。这些思想或伟大或深沉或鼓舞或清明或优美……上个世纪初，一些中国的青年人到欧洲学素描色彩，此后，美术在文化中所表现出的中西异同，吸收和排斥，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演化为一个时代的艺术背景。徐志摩说：“阿尔帕斯（阿尔卑斯）与五老峰，雪西里（西西里）与普陀山，来因河（莱茵河）与扬子江，梨梦湖（莱蒙湖）与西子湖，建兰与琼花，杭州西溪的芦雪与威尼市（威尼斯）夕照的红潮，百灵与夜莺，更不提一般黄的黄麦，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长，同在和风中波动——他们应用的符号是永远一致的，他们的意义是永远明显的。”这之中符号的一致和意义的永远明显，除了有可能的其他因素之外，那就是艺术。黄永玉先生的画即为明证。对于艺术家来说，那种停留在口头和笔尖上的吸收和排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艺术所表现出的既不是吸收也不是排斥的自我。像黄永玉先生和他那一辈有点西化的画家，文艺复兴和米开朗基罗，大卫和翡冷翠商人之妻蒙娜丽莎永恒的微笑，都是心中的神圣，因此，翡冷翠也就成了一个地域的代名词。所以，这个画展中的画除了所表现的翡冷翠之外，还有表现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作品，但，没有名为“黄永玉的欧洲”。2003年12月于北京

评价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常常会面临尴尬的局面。甲申年(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缢，明亡。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其后有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永历朝廷，史称"南明"，一直延续到南明永历政权覆灭之时的1662年。历史的吊桅在于，历代史书都把明朝的覆亡定于1644年，而非1662年。相对照的是，南宋在临安沦陷之后，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40多年。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二十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五十余万，动用战船两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十万，大臣陆秀夫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投海而死，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为什么史学界将南宋灭亡的时间定在崖山之战的1279年，而明代灭亡的时间却定在1644年北京失陷，崇祯皇帝自缢?1279年崖山之战标志着南宋灭亡，南明永历政权覆灭的1662年为什么不标志着明朝的灭亡?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史家似乎并不认为南明政权是明朝的正朔。但南明既不是割据政权，也不是匪伪政权，也不是伪僭政权。历史的吊桅极大地影响了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本书的主人公施琅就是一例。

几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边境、政治、科技、战争、商业、服饰、艺术、文学、语言、音乐——都留有成吉思汗和他所创立的王国的印记。本书再现了在世界的一个偏远的角落，一位卓越人物是如何创造了自己的帝国，并以此揭开了现代社会的大幕。成吉思汗并不像从前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冷酷嗜杀的暴君。事实上，他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统帅，他的军队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并唤起了全球性的人类沉醒。在他的推动和刺激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和思想革命。在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发展了自己的战争理论，创造了闪电战和包围战等革命性的进攻战术，先扫平了东亚的抵抗力量，进而从后方击溃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后，让欧洲陈腐的骑士方阵不堪一击。在他的指挥调度下，蒙古帝国从未一次派出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军团，却在25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他建立的帝国边界从西伯利亚直达印度，从越南直达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作者告诉我们，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信在自己征服过的各市地多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是促进商业发展的通道，而且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欧洲人称其为“世界之鞭”……其实他是名副其实的“人类之王”。世界秩序因他而改变。人类的世界观因他而升华。——华盛顿邮报起于灾难而终于卓越，除了耶稣，恐怕再难有人与成吉思汗匹敌。——哈珀斯杂志威泽弗德是一个天才演说家……他从自己领悟的深度，成功塑造了成吉思汗的形象。威泽弗德的记述，从利弊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先沁人心脾的观点。——出版家周刊成吉思汗的成就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典范，他把企业追求卓越与员工的忠诚有效地结合起来，因此受到企业家和普通员工的青睐。——华盛顿邮报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马可...[更多内容]

从秦汉到明清这两千年间，在中国官场上形成了一套基本的传统和制度，或者说是一种基本的游戏规则。只要你登上这个舞台，你就必须遵守这套规则，否则，你就无法表演下去。这不是小层次上的圈子、山头、派系，而是大格局下的规则、条件、基础，许多政治人物的命运，其实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本书正是为你一展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的圈子艺术和中国古代大小官员的基本功课。在中国古代政治系统中，“圈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圈子一说，在百姓而言只是个生活范围的概念，但在政治系统中，却是一个官员安身立命的本钱。一个官员置身于这个系统中，或主动自觉加入一个圈子，或无意识地卷入一个派系，或纯粹是被别人当做是某某的“人”，多多少少都会被归类和贴标签。一个圈子就是一股政治势力，要想完全置身事外，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被边缘化了：上边没有人照顾你，下边也不会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个，既成不了气候，也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对圈子的研究和经营，可以说是古代政治官员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小人物要选好圈子，设法投靠加入，并逐渐在其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大人物要组建经营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资本和势力；最高级的领导者（如皇帝）则要平衡好各种圈子：让其存在并竞争，但不能容忍其中一支势力太大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柏杨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过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过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于事。这些政治经历无疑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上发表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做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他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多）。如果根据国民党当年的定罪来判定的话，柏杨早就有私通共党嫌疑。再根据那个时期中国大陆的统战思想来看，柏杨那个时候对国民党的斗争，那不亚于一个小组的地下党。这显然是国民党当权者的神经过敏，柏杨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大陆、台湾那时隔着茫茫海峡，怎么通敌？实际上，柏杨就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民间文人，他的批判根本着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话。有很长一段时期，柏杨在台湾被称为“活着的鲁迅”，在对社会现实的尖锐透彻的批判上、在用杂文做主要战斗武器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可比之处。但其实质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时期与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建构相伴生，他既是奠基者，也是不断的开拓者。他与民族觉醒和解放的历史共命运，也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展开同呼吸，所以鲁迅完全被历史化，也被历史象征化了。相比较而言，鲁迅还是属于中国现代被历史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一直是在民族解放与历史觉醒的话语中被阐释和理解的。柏杨所处的历史境遇很不相同，柏杨不承载那么多的历史含义，他更单纯，更加个人化、民间化、世俗化。柏杨的杂文展开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集中注意力对日常社会中出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展开批评，针砭时弊，毫不留情。没有人像柏杨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世俗社会，他本人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甚至更像传统中国文人，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相当多，大陆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这种知识分子或文人存在了。沈从文当年因为没有被邀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几乎精神失常，不被体制化，在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直到九十年代大陆才以王朔和王小波等人为首出现一批自由撰稿人。柏杨也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场可说是民间的立场，是自由文人的风格。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是有一种亲切的感受。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非贵族的”文人，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再强调一下，柏杨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他首先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其次是要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因此，他把不停息地针砭社会看成是自己推动中华民族自强自尊的责任。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十分清醒，他时常有意使自己的写作平常化，也就是平民化。他从来不把他的写作描述为要承担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的世俗民间的平民立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柏杨先生的杂文所以能够出版问世，完全受读者先生的爱护和支持，否则，谁肯冒本利皆销、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印无名老汉的作品也。当初猛写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不过为了糊口，毫无雄心大志。后来写得久啦，偶有来信鼓励者，心中稍喜。后来鼓励日多，才正式觉得有点不同凡品。”当然，这是明显的谦词，但也由此可见柏杨自觉平民化的态度。这使他的写作，始终是在世俗社会的言论空间内，面对平民的言说。柏杨的杂文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这种处理绝无任何矫情的成份，而是显得亲切朴实，平易近人。对平等正义的呼唤，这与柏杨的身世经历也密切相关。柏杨在他的回忆录与诸多杂文中也不时地提到他年幼时的孤儿处境，他一生的艰难坎坷使他始终对下层民众的生存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愤之情。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奇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绝没有赤化革命的意思，他没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生存权力，理应要得到的尊重。在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收录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一些篇章，岁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击丑陋，倡导平等尊严。可以说，柏杨后来的政论色彩更重些，但也没有失去他所具有的平民本色。本丛书就柏杨的主要杂文按专题划分为三个系列，已经出版的第一系列——疯狂红颜，第二系列——传统大反思。现在是第三个系列，我们把它归纳为“文明大整合”系列。酱缸文化批判是柏杨杂文批判的重点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柏杨以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思闻名，他的反思批判不同于其他，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两千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它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是最激烈的搅动者。柏杨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流传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正因为日常性文化本性上有问题，那么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搅动“酱缸”，就是要去除杂质，去其糟粕，还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柏杨痛心疾首地认识到中国人身上的文化重负太多了，温文尔雅的态度改变不了“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应该下猛药，集中火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即使用太夸张、绝对的批判态度，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类似于鲁迅提倡的大的、剧烈的变革。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柏杨针砭社会文明与他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为了编辑和阅读的方便，我们列为两个板块，各自选编了三卷。“传统大反思”更侧重于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批判，“文明大整合”则偏向于对社会的人伦习惯、日常心态、教育体制的反思，这些反思也贯穿着柏杨一贯的风格：以小见大，针砭时弊，嘻笑怒骂，妙趣横生。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柏杨对国人的崇洋媚外心理给予了尖刻的嘲讽。作为一个激烈批判传统的人，柏杨当然不屑于站在狭隘的东方主义立场，他恰恰看到国人崇洋的片面性，西洋文明优秀的地方，没有被国人学习，而是那些外在的、负面的时尚却被模仿得：睢妙惟肖。对待西方文化、制度和文明，“崇洋不媚外”是柏杨一贯坚持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主张吸收西方的精华，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然而柏杨的杂文并不谈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以西方国家里一些细微的日常生活细节作为标准，于细微处见精神，来衡量中国是否达到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要求，这体现出了柏杨“文化批判”的特征。柏杨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有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出结论”（《反撞大同盟》），他称赞美国是一个让中国人自顾形惭的礼仪之邦，主要原因是美国公民遵守交通秩序。他指责中国人没有交通观念，乱走乱撞，司机也同样如此，造成了整个交通一片混乱，车祸事故频出。柏杨不但指出交通混乱的病源：中国人的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以及政府执法不严，敷衍了事。而且给出“治疗药方”——“只有重罚——当然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反撞大同盟》）。这是柏杨以西方国家的交通守则为参照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样的批判直接尖刻，也不无简单的偏激，但却显出柏杨的干脆可爱。柏杨在鼓吹“西化”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东西进入中国后会“变”，变成一种“四不像”，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是一定与中国传统中的酱缸文化有关系。洋奴政治就是“变”的一种产物，是他批判的全盘西化的“媚外”的产物，具体体现在“西崽”这类畸形人身上。他们满嘴英文，“二抓牌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洋奴之味》），是中国人由于过度自卑引起的颓废自尊产生的恶果。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只有“崇洋”而不“媚外”的精神和正确态度才能杜绝包括“西崽”现象在内的西化后遗症。柏杨显然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并不掩饰他崇尚西洋民主自由制度，他也对西洋文明中强调个人的价值津津乐道。特别是他对西方个人的自律精粹赞赏有加。这些观点都是柏杨在三四十年前发表的观点，今天看来有不少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民族身份政治深入人心，而文化民族主义也跃跃欲试，都使人们可能对柏杨的观点不容易产生共鸣，甚至可能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柏杨这样地看问题，也没有人敢于这么坦率地发表对西方文明持一定程度的肯定态度。重新捡起柏杨，不只是历史温习，也是作为现实的警醒。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再次揭历史的老底。说柏杨先生是个捣乱分子一点不过分，被掩饰得严严实实的历史，被美化得华丽壮观的历史，柏杨非要掀开历史的外表，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历史陈迹。柏杨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历史观察之透彻，这是专业历史学家都表示敬佩的。他在狱中写《中国人史纲》，那是一部情文并茂的著作，没有一部正史能像他那样揭露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上存在的暴力、荒淫和压迫。在某种意义上，柏杨的历史观反倒是应了毛泽东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反抗的结果却又不过是改朝换代，历史再次重演。柏杨对历史书写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鬼话的历史”。他信手拈来，都是掌故；随便翻翻，皆为材料；奇闻异趣，又都是有根有据的史实。在他看来，中国的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简直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柏杨说，“说它是鬼话还算客气的，真乃是一大缸酱也”。在《玉皇大帝高坐云端》中他写道：“中国人也真怪，一旦略露头脸，就非冒出一点异禀和冒出一点异样不可。这种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你听谁说过华盛顿先生是一条爬虫——龙乎？又听谁说过林肯先生降生时满屋红光，红光满屋乎？只有中国政坛上的头目，不管他是大一统天下的祖字辈也好，或是可怜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辈也好；百年以上长命王朝也好，三载五载短命活剧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他写的是那些皇帝老子，当了皇帝后，后世的正史野史都把他们写得神乎其神。权势越大，异样也越精彩。柏杨按照“正史”的顺序，逐个王朝研究研究他们的开山老祖，结果发现，它们出生要么是虫，要么蛇，要么是什么白虎精，要么满屋红光，早有各种预兆，真是装神弄鬼。柏杨通过对中国古代历代皇帝出身的分析，看到正史为了维护封建帝王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造出了历代皇帝都是上天注定，出身不凡，是天生的龙种之类的鬼话，指出“这正是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且看“良史”》），其根源是“有权就有理”的传统文化造出了这种荒谬和失真的历史，这是柏杨对“鬼话连篇”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重痛击。他要做的事，可以称得上的最彻底的历史祛魅。在这一个系列中，柏杨对教育做出尖锐的批判。柏杨对任何不满的现状都要说三道四，教育更是他认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坑道”。他把“救下一代孩子”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针对教育制度的弊病，详细分析了它的原因，由此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身体强壮、精神健康的国民组成的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以个人之力清理这个坑道。这当然不可能。但柏杨的精神是可贵的，他责任感意义重大，直到今天，柏杨的那些批评还是那么中肯。柏杨台湾六七十年代（部分文章涉及八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体制。那时就可看到，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寄望于教育来振兴台湾社会，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教育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但优势教育资源还是非常欠缺，选择好学校和出国途径，这使中小学学生的竞争异常激烈，学生不堪重负。柏杨对联考制度进行抨击。他呼吁“联考必须改变”，最重要理由是他看到，因为“联考”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恶性补习，这是对中小学生身心的谋杀，也是对教授“恶补”的教习的摧残。柏杨指出“恶补”之所以官方屡次制止而失败，主要是因为学生之间激烈的竞争。他继续发现，人口太多产生出太多的学生资源，这也是“恶补”流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柏杨还看到台湾特色的“殖民地意识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举坑道外，又出现了洋科举坑道”（《集天下之大鲜》）。这是“人生以出国为目的”的一种新的科举坑道，而恶补还是通过它的惟一法宝。所以柏杨对“恶补”深恶痛绝，极力提倡“节育”和避孕，认为这是“根绝恶补惟一方法”（《节育！节育！节育！》）。通过节育来减少人口，相应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改变教育现状。台湾当年面临的这些问题，今天在中国大陆一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柏杨的尖锐批评，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对于我们如何教育下一代，对于当代教育的种种弊端困局，都有借鉴意义。在这个系列中，柏杨依然对国民的陈规陋习，种种不良品性展开批判。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尽管社会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些弱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窝里斗、不团结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是国民劣根性的最极端表现，所以被柏杨称为“万恶之源”，极力批判。柏杨亦关注人性的缺点，在多篇杂文中，他都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习惯如何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社会心理。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成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胴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惟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在2l世纪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中国人也正陶醉在对未来的辉煌想像中。在这样的时候，读读柏杨的杂文，真正去除掉我们身上的固弊陋习，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去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及关注我们教育制度的更新改革，这对于创建一个健康坚强、博大宽广、精神焕发的中华文明，无疑意义无限深远矣！本人承蒙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谬荐担当杂文丛书主编，深感学浅才疏，不能胜任。然恭敬不如从命，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因时间紧迫和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是以为序。陈晓明　2005年11月9日于北京

土地革命时期，一个生活在川东山区小镇的普通民妇，为求生存苦苦挣扎，并本能地反抗黑暗势力的种种欺凌和压迫，但最终她的生活并不如意：丈夫被恶霸勾结土匪杀害；两个儿子在战场上成为仇敌；她本人也惨遭强暴，痛不欲生……在几名革命者的引导下，她出于仇恨和自发的抗争，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并最终成为一名为实现理想而卓绝奋斗的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