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变幻风云，政变之举，史不绝书。中国人的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在政变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中国封建社会的兴亡之道，演变的轨迹，在政变中可以探寻；而统治者的凶残狠毒、狡诈权变、生性沦丧，在这种最高层次的权力之争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政变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正剧、悲剧、喜剧、闹剧，为后人留下无穷的经验教训，无尽的启示思索。许多有名的故事，至今流传人口，是田夫野老豆棚瓜架下茶余饭后的谈资。

《浙籍文化名人评传》（唐五代卷）是一部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浙江籍文化名人小传。全书选取唐五代时期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名人共五十余位，涉及文学、哲学、历史、政治、艺术、僧道、医学等各个方面。编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传主置具体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下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述。撰文采用以传为主、寓评于传、评传结合的体例，即以传主的生平事迹、撰著、学术活动为主线，结合评论，综述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对于未曾入传的浙籍人士，读书均附录以图表索引，将当时四百余浙籍文化人士的姓名、著述及材料出处一一注明，比较全面地提供了唐五代时期浙籍文化人士的地区分布情况和事迹出处、卷页等信息，便于读者和研究者查检。

《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历史编撰是科学，还是艺术，或是二者兼之？这是归属历史哲学本体论的一个命题。17世纪，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与意大利美学家、历史循环论的创始者维科，曾先后作出了不同的结论，由此引发了西方史学界长达三百余年的争论。19世纪末，又有人提出要建立历史科学，强调历史学家应该“用精密科学的方法寻找它的事实”。持反对意见者则针锋相对，主张历史编撰要诗化，批评那些缺乏“激情”的史学家不过是历史的“制模工”，不具备“学者的资格”。二战以后，又有人扯起叙述主义史学的旗帜，要以语言文献研究方法治史，直截了当地提出历史编撰是门艺术，让历史学家“向叙事回归”。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学》中不仅肯定此说，而且提出了“成文历史”的新概念。他强调：“历史作品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也就是，编撰历史首先要“当作一种文学形式来处理”，同时，还应对“历史感悟和历史概念的性质和特征”作“重新定位”。显然，怀特对18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恪守在科学规则框架内处理历史编撰问题的治史方法进行了全面质疑。《元史学》的出版，在西方史学界再次引发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大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美国权威刊物《反思历史》发表了著名史学家G？伊格尔斯的质疑文章以及怀特的回应批评，则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又一次成为“世纪话题”而引起各国历史学家的关注。所不同的是，这次争论已由本体论的历史话语，引申到历史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语言学与诸多学科领域，衍生出历史编撰中的事实与虚构、描述与叙述、文本与背景、意识与科学等众多话题的学术讨论，涉及了“成文历史”在走出中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框架后如何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下构建治史思维方法、话语约定等史学研究目标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无论是伊格尔斯与怀特的辩论，还是乔？巴雷拉重申历史编撰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波兰学者多曼斯卡强调“历史的崇高”在于“史学书写的非审美化”，沃勒斯坦演绎“书写历史”与“虚构故事、宣传、新闻报道”的同质关联，都表现了西方史学家构建新史学的理论创新的探索精神。可以说，这一“世纪话题”所赋予的意义将当下国际史学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疑为我国的史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治史经验。收入《书写历史》（“史学前沿”丛书第一辑）的诸篇经典论文对汉语学术思想界重新认识编撰、阐释中国的历史有着很严肃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至少在二个方面可获得启迪。一是新世纪史学研究和理论构建应是开放性的，也就是要自觉地置身于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对传统史学作全方位的反思，对历史感悟、史学概念的性质和涵义的演绎需要贯注学术前沿性的探索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历史文化意识；二是构建史学研究目标（包括史学理论的主体研究及文体书写形式的探索）也应建立在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比较的基础上，在重视成文历史的方法论创新与重建过程中，不偏废历史意识，唯此才能获得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真理标准的共识。当然，《书写历史》汇集当代西方历史学家对“世纪话题”讨论的最新成果，并不意味着鼓励中国史学研究去照搬西方的史学模式和理论体系，而是提倡重在借鉴和参照。这也是出版“史学前沿”丛书的出发点和归宿。

.本书内容丰富多彩：有与政府首脑周末度假漫步，有与王室公主深闺促膝谈心；有在国际论坛的激烈交锋，有与异国友人的真挚友谊；有殖民时代贩卖黑奴的残迹，有百鬼跳梁的节日狂欢；有乔装打扮的谍影现形，有枪林弹雨下的历险；有奇山异水中的记趣，有东盟刀客的神勇；有太平洋岛国的旖旎风光，有非洲大陆的轶事奇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光怪陆离，精彩纷呈。本套书文章的突出特点是：视角宽广，包罗万象；亲历亲闻，形象逼真；夹叙夹议，情景交融；收放自由，随意轻松；摘英抉翠，生动有趣；文笔洗练，韵味隽永。

“西洲在何处，两浆桥头渡”。想好好地做一点江南的书，这个愿望实在是不算短了。每登清凉山，临紫霞湖，看梅花山的灿烂云锦，听秦淮河的市井喧阗，这种想法就会更加难以抑制……更不要说在扬州瘦西湖看船娘腰肢轻摇起满湖涟漪、在苏州的网师园听艺人朱唇轻吐“月落乌啼霜满天”，以及在杭州的断桥边遥想许多已风流云散的“三生石上旧精魂”了。这是一片特别容易招惹起闲情、逸志甚至是几分荒凉心的土地，随便一处破败不堪的庭院，也许就是旧时钟鸣鼎食的王谢之家，而山头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小坟茔，也许深埋着就是曾惊天动地的一泓碧血……而在江南生活的所有诗性细节之中，最令人消受不起的当然要算是还乡感了。特别是在明月之夜、风雨之夕的时候，偶而走进一个陌生的水乡小镇，它一定会勾起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生沧桑。在这种心情和景物的诱惑下，一个旅人会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美丽的幻觉中，搞不清楚此时此刻的他，和刚才还在红尘中劳心苦形的那个自我，谁的存在更真实一些，谁的音容笑貌更亲切温柔一些……然而，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逝水，一如江南佳丽总是难免于“一朝春残红颜老”的命运，像这样的一种诗性江南在滚滚红尘中的花果飘零，也仿佛是在前生就已签下的悲哀契约。而对于那些生逢其时的匆匆过客们，那交集的百感也不是诗人一句“欲说还休”就可以了断的。一方面是“夜深还过女墙来”的旧时明月，另一方面却是“重过阊门万事非”的江边看月之人；一方面是街头桂花的叫卖声、桂花酒酿的梆子声声声依旧，另一方面却是少年时代的长干、横塘和南浦却早已不可复闻；一方面是黄梅时节的细雨、青草池塘的蛙鼓依然如约而来，另一方面却是采莲、浣纱和晴耕雨读的人们早已“不知何处去”；一方面是在春秋时序中的莼菜、鲈鱼、荸荠和茨菰仍会历历在目，另一方面在夕阳之后却再也没有了夜唱蔡中郎的嗓音嘶哑的说书艺人，还有那良辰美景中的旧时院落，风雨黄昏中的客舟孤侣，浅斟低唱的小红与萧娘，春天郊原上的颜色与深秋庭院中的画烛，以及在江南大地上所有曾鲜活过的一切有声、有形、有色、有味的事物，如果它们的存在不能上升到永恒，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更值得世人保存呢？对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万物来说，还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说得好：“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对于一切已经丧失物质躯壳的往昔事物，它们的存在和澄明当然只能依靠语言和声音来维系。用一种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去建构一个有生命的古典人文江南，就是勉励我们策划“江南话语”并将之付诸实践的最高理念和实践力量。就像东山魁夷在大自然中写生时的情况一样，漫步在美丽的江南大地上，我们也总是会听到一种“快把我表现出来”的悲哀请求。而有时这种柔弱的请求会严厉得如同一道至高无上的命令，这正是我们必须放弃许多其他事务而首先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根源。记得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而美丽的江南无疑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尽管正在人们注目中的这个湿润世界，已经更多地被归入历史的和怀旧的对象，但由于说话人本身是活的、正在呼吸着的生命，因而在他们的叙事中也会有一种在其他话语空间中不易见到的现代人文意义。让江南永远是她自身，让江南在话语之中穿越时光和空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江南话语》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坚持不懈的人文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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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上、下两册，内含有“文献资料”、“专题资料”以及“回忆资料”三部分。书中反映的是第二条战线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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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一书就是安阳师范学院“董作宾甲骨学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大陆学者研究董作宾的第一部专书。

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俗称"老上海蜡像馆"，坐落于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内零米大厅的南侧，拥有10000平方米的展厅面积。该馆经过众多艺术家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精心策划、设计并在优秀技术工人的通力合作下建成。这是一座集历史、文化、鉴赏、娱乐于一体，具有创新理念的现代多媒体蜡像馆。目前该馆已拥有1000多件珍贵文物，100多尊真人蜡像，由"车马春秋"、"城厢风貌"、"开埠掠影"、"十里洋场"、"海上旧踪"、"建筑博览"六个部分组成，踏进蜡像馆，仿佛来到了五方杂处的老城厢，漫步在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领略到石库门弄堂的独特文化韵味，目睹了棚户区里的血泪和苦难……。走进蜡像馆，就是走进上海城市发展的700多年的历史，给您带来许许多多的感慨和回味。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