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72年版译出著者通译：伊万诺夫。

片断：其次，民间文艺，是纯粹地以流动的语言为媒介的文艺，就是所谓“口传的文艺”。反之，文人文艺，却大抵是以比较定型的文字为媒介的文艺，就是所谓“书本的文艺”。大体地说，语言和文字，都是表现人类思想和情感的记号，二者原是一件东西的两面。但是，在若干点上，两者却不免有某种程度的距离。因而以它们为表现媒介的文艺，也自然要受到许多影响——彼此显出差异来。随便举一个例，在民间文艺中有一种颇常看到的表现法，就是异义同音语词的巧妙借用（这种借用法，就是所谓“谐音”。这固然在歌谣，像六朝民歌以及现在南中国各地的山歌中最多见。其实，它的应用范围，并不仅限于这一方面）。而这在文人文艺中都是绝少影迹的。那理由在什么地方呢？很显明的，就是民间文艺是把“声音更占重要地位的语言”做为媒介的缘故。再次，尤其重要的，是两者机能的差异。一般文艺（文人文艺）所表现的机能，大半不能适用于民间文艺。反之，大部分民间文艺所具的机能，在文人文艺中也是找不到的。例如民间文艺往往和民众最要紧的物质生活的手段（狩猎、渔捞、耕种等）密切地连结着，甚至它已成了这种生活手段构成的一部分。换言之，它在这里，是民众维持生存的一种卑近而重要的工具。它和一般所谓高级的精神的表现物或慰藉物是很不相同的。以上所说的几点，不过是许多理由中的一部分。但是，依据这些，我们已尽够明白民间文艺的异于一般文人文艺的特殊性质了。具备着这种特殊性质的对象，当然有要求成立一种独立的科学的必要。否则，关于它的研究是不能达到可能的更高境域的。我们当然不反对把民间文艺和文人文艺并作一个研究对象，而成立一种系统的科学——文艺学（一般文艺学）。但为了使关于它（民间文艺）的研究精密化、系统化，我们毫不客气地要为这种研究另创立一种独立的科学。这正如关于艺术的研究，一面固然不妨把绘画、音乐、建筑、文艺等并合为一个对象，而建设一种总括的艺术学（Kunst－wissench－aft），但同时更需要把这些独具范围和特殊性质的对象，各自成立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科学——就是绘画学、音乐学、建筑学、文艺学等。我们再移到另一方面的考察——对于建立这种科学的社会条件的考察。本书前言自序我曾经一再提到过：“五四”是我的启蒙老师。它的教导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唤起我的国家、民族意识，另一方面是指引我走向新文学及民间文学。这种教导，从那时以来，一直贯穿在我的思想和生活实践之中。我走上民间文艺学的道路，说是必然，也有些偶然。1918年春，北京大学文科的一些教授，发起征集中国近世歌谣的活动。不久，他们就在《北大日刊》上开辟了《歌谣选》的栏目，逐日发表这方面的作品。这种破天荒的文化现象，很快成为国内报刊的一时风气。当时广东省垣的大报如《群报》及我们家乡的小报《陆安日报》都经常登载一些歌谣。这时，我正好在家乡一带从事国民基础教育工作，又耽爱文学，读过《诗经·国风》、《古诗源》等作品，稍后，还读了郭茂债编纂的《乐府诗集》——大家知道，它里面保存了不少古代民歌和谣谚，因此，不免“见猎心喜”。于是，我就走上这种探索民间文艺的工作之路了。我利用住在接近村民和来往客商的小市镇的机会进行活动。我四方八面去搜求资料。从家人到邻人，从同事到学生，只要他们能提供的，我都决不放过他们。这种活动，在我稍后直接读到《歌谣》周刊时就更加来劲了。在那段时期里，我搜集、记录了各种形式的民间歌谣数百首（多数是口头传唱的，少数是手抄本），口承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等百余则。这些资料经过编注等手续，或以专集形式，或以散篇形式，寄投北京、上海等地的书店或刊物发表。像2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的《客音情歌集》、《疍歌》及《民间趣事》等集子，都是这时期搜集、整理的成果。在进行这种工作的同时，我也开始了对民间文学的理论考察活动。较早的，像《歌谣杂谈》那组随笔；稍后的，像《中国疍民文学一脔——咸水歌》、《客音的山歌》等小论。以上是我从事民间文学的发轫时期（大约在1923－1926上半年）。直到今天，前后经历几个时期，尽管基本上我没有对它绝缘，但活动的情况却颇有不同。现在要全面加以追述，篇幅上不能容许，实际上也没有这种必要。这里只要选取一二比较重要的时段给以论述就可以了。因此，下面只着重谈述两个时期：一、杭州时期，二、最近20年。1928年9月，我从广州转赴杭州，到1937年10月离开那里，前后共九年，不过其间有两年多，是住在日本东京的。为了叙述的方便，就把后者包括在这一段时期里了。在杭州的几年，不但我个人生活、思想有很大变化，在学艺上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那个以西子湖著名的城市，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也是不该忘记的。我的转到杭州工作，是有一段“学术公案”的，而且是跟民间文艺学直接有关的。因此，在这里，我不妨啰嗦几句。我当时在中大文学院的职务虽然是教师，却担负了民俗学会刊物《民俗》及丛书的编辑及付印的经手人的任务。那时，有一部关于苏州歌谣的丛书稿子《吴歌乙集》，是由顾颉刚先生交我付印的，其中有些涉及性爱的语句。印出后，触怒了有道学头脑的当局（据说，此事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里不必细述），我不得不离开那儿了。好在诗人刘大白先生，当时当了浙江大学区（这是当时的一种制度，把省教育行政和省立大学结合在一起）的秘书长，他让我到杭州去教书。这样，我就到了西子湖边。我在杭州前后数年间的职业，都是当老师，有时还兼任些研究或编辑任务。所任教的学校，先后有甲种商业学校、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及国立西湖艺术院。我一般教授国文或文学理论。但在民教实校，教的却主要是民间文学。我在该校民众教育行政科讲授《民间文学纲要》，后来又在师范科讲授《民间故事研究》。这是当时国内仅有的“民间文学”教学讲堂。这时期，我从参与《民俗周刊》（当地《民国日报》的附刊）的编辑活动（1929年），开始了在这里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工作。1930年，又与娄子匡等建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出版刊物《民间》、《孟姜女》等，以及丛书数种。又编印了两册《民俗学集镌》，它是以理论为主的专集。这时，中大民俗学工作一时陷于停顿状态，而民俗学的种子已传播各地，引起一些热心青年对它的向往。因此，好些地方成立了分会，从事搜集和刊印活动。我们的工作，也引起外国一些同行的注意，当时，日本、德国的民俗学者都同我们进行了学术交流。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一时成了中国这方面新的学术中心。后来国内外写作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史的学者，也多承认它是在北大歌谣研究会、中大民俗学会之后的又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在这时期，我个人在学习、修养上也有了较大的进境。我不但读到本国前人这方面的一些著述，如杜文澜的《古谣谚》、范寅的《越谚》，以及郑旭旦的《天籁集》等，同时也读到国外一些学者这方面的著作，如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松村武雄的《民俗学论考》、《童话及儿童的研究》，芦谷芦村的《童话学讲话》，藤井乙男的《谚语研究》以及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关于人类艺术起源的唯物论研究）、格罗赛的《艺术的原始》等，后两书给我的影响颇大。尽管它们的主题是探讨艺术的起源及其原初状态的，但我觉得它们对于民间文艺研究者是颇有益的参考书。这些时期，我又写作了几篇关于民间文学的研究性文章，像《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的地方传说》、《种族起源神话》、《蛇郎故事试探》、《中国的植物起源神话、传说》以及《中国民间故事型式》等。这里的有些篇章用力颇勤，曾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我前后为《民众教育》季刊和月刊编辑的《民间文学专号》、《民间艺术专号》及《民间风俗文化专号》，在民间文艺理论及资料方面，也给我国学界提供了一些值得参考的东西。概括杭州的九年，如上面所提到的，我中间有两年多时间是在国外学习的，那就是1934年4月－1936年7月。当时出国学习的目的，我曾经在一些地方说过，它有两个：一是为了充实自己关于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的理论知识，二是想进行中国和日本、韩国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可惜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基本上只达到了第一个目的。尽管如此，我在东京有限的岁月中，对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学习和论文写作，都取得了一些成绩。当时，我在学校图书馆里和自己的书架边，阅读了日本现代几位著名民俗学者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著作，如柳田国男、折口信夫、南方熊楠、高木敏雄、中山太郎等人的书。特别是柳田先生的代表作《民间传承论》（它当时刚出版）、我的老师西村教授的《神话学概论》和《文化人类学》等，我都认真地拜读过。我还对日本学界作了一些文化交流工作。当时彼国一些青年学者，不满意于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侧重于古典文学方面，因此，成立了一个以介绍、研究中国新文学为主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它请过一些居住在日本或到那里去旅游的中国作家到会讲演。他们也邀请了我去谈谈，记得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在座的，有实藤惠秀、增田涉等学者。他们对中国这方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对我的讲话颇感兴趣。我在努力学习、写作之余，也为国内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做了些工作。当时作家孙福熙先生在编辑、出版一种文图并茂的文艺刊物《艺风》，我在出国前，就给它写作过稿子，并协助他编刊过《民间》专号。到东京后，又在《艺风》上主编了《民俗园地》（共出了10期，1935年），在这园地里发表了好些关于民间文学和民俗的理论文字和资料记录。记得我翻译的《民间传承论·序言》，就是登在那上面的。我还为那个刊物，编辑了《民间文学专号》及《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专号》，提供了许多关于民间文艺学及密切相关学科的论文、资料（我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就是刊在《民间文学专号》上的），对于那些学科的宣传和推进，也算起了一定的作用吧。在东京，我先后写作了几篇论文，它们的题目是《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槃瓠神话的考察》、《中国民谣机能试论》及《中国民间传承中的鼠》等。这些论文，除了个别例外，大都发表在日本的期刊，如《民族学研究》季刊、《同仁》月刊等上面。上面略述了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我在杭州和东京生活时期（简称杭州时期），一般的学术活动和民间文艺学方面的作业。总起来说，它是我这方面学术经历的一个重要时期。正是我在这个时期，坚定了终生从事这方面学术的方向，充实了学术的知识结构，也取得一些基础性的成就。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开始了把民间文学搬上讲堂的工作。在这之前，我知道只有董作宾先生在福建协和大学开讲了“歌谣概论”的功课（1925年前后）。至于我们在中大民俗学传习班关于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等讲义，那是临时性的讲演，还不能算是一种正式的功课。到了1930年下半年，我在民教实校民众教育行政专修科讲授“民间文学纲要”，这是民间文学较早步入中国高等学校的尝试。这些活动不但在我个人的学术经历上是一件新鲜事，也是我国民间文学教学史上的一件可纪念的事。（二）开始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制作。1927年冬，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与同乡杨成志先生合译了《印欧民间故事形式（类型）表》，这是英国民俗学会刊行的《民俗学手册》（或译为《民俗学概论》）的附录。发表后，一时颇引起学界同人的注意。赵景深和我，都根据它作了中、欧民间故事比较的尝试文章。到杭州后，我因为参加编辑《民俗周刊》工作及编写民间文学讲义，经常接触民间故事作品，萌生了制作中国故事类型的念头，不久，就制作了五十多个，首先发表于《民俗学专号》（即《民俗学集镌》第一册）上，后来又译成日文，刊登于日本的《民俗学》月刊（1933年），颇引起彼国学者，例如已故的关敬吾教授的注意，据说这成为他后来进行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契机。现在日本、韩国学界都有本国的民间故事类型著作，有的还不止一种，但是，我在30年代初制作和发表的类型，虽数量不多，在时间上却是领先的。（三）进行了比较用力的研究工作。在到杭州之前，我已经开始了对民间文学的理论考察、探索工作，但多是一些急就章，是随笔、小品一类的东西（如《民间文艺丛话》一书所收录的）。在杭州、东京时所写作的一些论文，不管结论是否正确，在写作态度上是严肃的，在论证上是比较认真的。这是随着自己学术眼界的扩大和专业知识的增进所带来的一些新成就。（四）在研究上逐渐摆脱了那种纯文学的观点。我对民间文学的探索，是从文学观点开始的。那些关于民间歌谣的评论文章，如对客家山歌及疍民歌谣的看法，就是例证。稍后，虽然接触到英国人类学派的理论，并初步给予运用，但始终是比较局限的。30年代开始以后，我比较广泛地接触到国外的学说、理论，才渐渐改变了自己固有的纯文学的观点，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民族学、民俗学、原始社会史及文化史等的观点，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观点。尽管有些庞杂或生硬，但多少打破了纯文学观点的单一状态。研究方法，这时期比较丰富，运用上也比较自如。（五）打开国际学术交流之路。北大歌谣研究会，曾经聘请俄国学者伊凤阁为顾问（据当时在法国留学的刘半农先生的通信，他建议请法国学者协助研究工作，我不知道此事后来是否成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等机构，1928年春，曾请当时在地理系教书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教授，与容肇祖、杨成志先生同去云南调查民族和民俗情况。我们在杭州编印《民间》时，德国学者W·爱伯哈德博士，曾主动和我们联系，互通学术信息，交换刊物。又，当时日本《民俗学》月刊正在刊行，它的编辑部人员，跟我们也有文字交往。我和娄子匡都曾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如前文所说，我在东京时，曾被中国文学研究会请去讲话，后来，我和他们学会一些成员都有书信往还，开国后还通过信息、互赠书刊。这算是杭州时期，我所致力的一些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它又是跟我这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的。我的民间文艺学活动的第二个重要时期，是从“四人帮”被打倒后，到现在这20年间。“文革”十年的岁月中，跟整个国家其他方面的文化事业一样，本来有一定繁荣的民间文学事业，也备遭摧残。许多这方面的机关被迫关闭，学者和工作人员受到批斗、罢黜。许多宝贵的资料被焚烧了，连那些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民间艺人也“在劫难逃”。中国民间文学界一时呈现出一种令人惨不忍睹的景象！“四人帮”倒台后，我们及我们所从事的学术事业回复了生机。我在欣慰之余，涌起了恢复和振兴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勃勃雄心。不久，我们就恢复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民间文学》杂志，接着，各省市（包括自治区）的民间文艺研究会及刊物也陆续恢复了。在1979年的全国文联代表大会上，各地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在北京大会师了。在大会上，我发表了《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的文章，同时又向大会代表分发了我和顾颉刚等署名的《建立民俗学及有关机构的倡议书》，这两个文件鼓起了各地代表的勇气和信心。从1978－1990年的十多年间，为了宣扬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问和推动有关组织，我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到过几个省市和自治区，或参与他们学会的建立，或参加有关学术讨论会，或为当地所办学术讲习班讲课……我在各地的旅行和活动中，到处看到同志们对民间文艺学事业的热心和这些学问兴起的盛况，那种喜悦之情，使我忘怀了老年客途跋涉的劳苦。在民间文学的教育事业上，1979年，我们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举办了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学生是由教育部从全国各高校调来的，共16名，修学时间一年。我考虑到，要使更多的高等院校教师能开此课，最好有这方面的教材。教育部接纳了我们的建议，于是，由我主编，利用这些学生，一起共同编写教材。《民间文学概论》这本教材，从1980年秋季发行以来，重版多次，至今仍为大多数高校所采用。它教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在这门学科教育的另一方面，我们又致力于高级研究人员的培养。北师大中文系，在1953年就由我负责开始招收民间文学研究生，以后连续招了三四届。“文革”期间中断了。1979年秋季，我们招收了这方面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以后，又被授权招收博士研究生。现在各年级在学博士生共13名。我希望在五年内，能为国家培养出这方面的博士20名，使我国的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这两门学科的进一步建设，具有更坚实的基础。在这期间，我也为建立新中国的民俗学会而努力奋斗。民俗学，在今天的我们学界，虽然已经和民间文艺学分了家，但不管从历史上，或从现在学科内容的实际上看，它们却是密切相关的。前面提到，在1978年间，我起草了一篇《建立民俗学及有关机构的倡议书》，遍请顾颉刚、杨堃、容肇祖、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诸先生共同签名，然后呈交中国社科院领导。当时院长是胡乔木同志，据说，他在医院里看了它。稍后，社科院编发的研究学科名目中，就列有民俗学和人类学、民族学等。这样一来，民俗学由默默无闻的学科，成为知名度颇高的学科了。而这个学科一时显赫的命运，是密切关系到民间文艺学的发展的。各省市热心于民俗学工作的，多为原来从事民间文学活动的同志。记得1983年夏，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后，就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共同举办了暑期讲习班，这是结合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一起进行的。当时毕业的学员，后来也大都成为所在地这些方面事业的骨干。这个事例，多少说明了这两种学科关系密切的程度。文化部设立的全国艺术科学计划小组负责编纂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志书、集成丛书》，是我们国家当代一件雄伟的文化工程。从1984年起，我参加了它的领导班子，并担任故事卷的主编。这套庞大的丛书，到今年春，已刊行了一百多巨册，单就民间文学的资料方面说，也已经出了十余册。这种文化工程，不仅在国内受到学界的欢迎，在国际上也颇受称许。我能以余生的岁月，为它尽点力量，想来实在是十分荣幸的事。自然，这时期，我为了客观的需要和主观的要求，也写作了一些论文、讲稿。其中，有对于学科现状反省的，如《谈框子》、《怎样建设新的民间文艺学》；关于民间文学的性质、学科任务及发展前途的，如《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加强我国民间文艺学的研究》等；关于专题研究的，如《刘三姐传说试论》、《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等；关于学科史的，如《“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关于国际作品比较研究的，如《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这些文章，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也探索了学科的某些法则。从我个人的学术经历说，也许是比较接近成熟期的作品。我在这时期的民间文艺学活动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有如下几点：（一）对民间文艺学这门学科，在理论上，更加注意到指明它的学科特点和总体发展的问题。30年代中，我虽然曾经写作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的论文，但多年来对民间文学的考察往往多侧重于专题性的课题，对学科特点和它总体性发展等问题，考虑比较少。在新时期，我对这些方面作了认真的探讨，并获得一些成果。这也许跟自己的年龄和学科多年发展的景况有关吧。（二）关于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在新时期里，也有一定的反省和新的发展。过去一段时期，我跟学界同志一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在这时期里，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和客观事实的启导，我对过去的学术思想做了比较认真的反思，并参酌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修正并提高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认识。这就使我们这方面的活动跟了上了世界的步伐，也更加接近真理。（三）60年代前期，我在很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了中国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工作。我一连写了几篇这方面的论文，如《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等。这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较长时间和相当人手去致力的。在新时期里，我没有忘记这种工作，继续写作了一些关于“五四”时期及建国以后这方面活动的叙述和评论。我希望这种工作，今后学界能够继续做下去（四）这时期，我深感到我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人文学科，还很稚弱，必须加强有关机构和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否则学科的发展是比较渺茫的。因此，我积极致力于这些方面的工作，如建立民俗学会，恢复民间文艺研究会，开办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讲习班，组织力量，编纂《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等教材，培养专业人才，如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等。这些活动，已经日见成效。当前这些学科在著述的量和质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五）促进这些学术的国际交流。像前文所述，在杭州时期，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到了新时期，特别是在它的后期，这方面活动有着更大的发展。自从1980年末，我们迎来了日本口承文艺学会访华代表团访问中国之后（此次客人，有直江广治、大林太良、伊藤清司等著名学者），中国学者，或出国访问，或接受来访，交流活动也很频繁。这方面的交流所涉及的有关的国家、地区，遍及亚、澳、欧、美。我，或作为被访问者，或作为出国访问组织的推动者，真有朋友遍四方的快感。这种交流活动，无疑是促使我们学科前进的一个动力，也是对我个人治学的一种鼓舞。从1923年前后的青年时期开始，我致力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及民俗学活动，到现在已经历过七十五个春秋，时间不可谓不长。在这些时期中，我或脱产学习，或在工作中从事研究，一般地说，心力也是相当集中的。现在，回头审察过去的著述活动，应该说，多少是有些成果的吧。但是，从祖国这方面资料库藏的丰富看，从世界这方面学者的累累硕果看，我还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惭愧！当前国内外的形势都颇有利于我们这门学科的发展。近年又由高等学校，培养出许多专业人才，还有些在国外学习后的归来之士。总之，我们已经有一批青壮年的队伍，加上一些老一辈的专家和别方面靠拢我们这边来的学者，这个学术队伍的力量是不单薄的，是大有作为的。我希望大家认清自己的目标，坚定自己的意志，团结起来，并力前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是有它的光明前景的。作为从事这学科工作的世纪老人，对此真不胜期待之至！临末，我要对于董晓萍教授致以诚恳的感谢！因为她在溽暑中，劳神费力地代我担任了全书的编纂工作，并写出了富有理解的编后记。在此，也一并致谢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同志，谢谢他们乐于出版这种在经济效益上并不一定有多大好处的书。钟敬文1997.9.3自序于京郊八大处时年九五

片断：这一本小书，是从1936到1947年间我所写的这一类短文的大部，几经离乱，本来连能想出的，收在这里的这些文章，要不是几个热心的友人的帮助，也都在失落之数，现在居然还能凑集这么一本，不能不感谢友情之可贵，尤其是辶条兄、刘兄、孙兄、敏君，真真的得谢谢他们。我是一个偶然拿笔的人，虽然这点兴趣也增加和鼓励了我甚大的生活力量，但处在这样的时代里，它也给我带来更大的愤懑和悲哀。我常嚼味着安特列夫的一句话：“垂死的人想活在著作上，是项可悲哀的事”，我虽绝无在文学上成仙入圣的企图，但按真正严格的人生道路说来，时代性的个人选择范围说来，这工作可说是一种“逃避”，而就这样可悲的“逃避”，还是不容易逃避的！这真如对外战争的沉闷期中，一直鞭策我鼓励我，我尊敬的一个友人来信说，就当做悲哀的玩具那样的写一点什么罢，这种在无可如何中获取一点什么罢的悲寂心情，真使我感泣！我那时正在旧式军中，连象狼那样把嘴按在地上出一口气也不行，我充满了一个兵士的阴暗简单的感情，对于刺刀的信仰。……光阴真快，我“病”了近一年，虽然还在不算恢复健康的环境中，但由于爱我的友人的怂恿，我编了这一本小书，“在战斗最激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做过军人的我懂得这道理。所以一边我不禁悲哀的想，这本小书，又算什么呢？我想命名做“悲哀的玩具”，就是出于这点抱歉而暗然的心情的；但有的朋友说，这不行，虽然活在失色的生活里，我们做人不能失色，应该有点火力才行。那么，就叫“热力”罢，我只好暗然的微笑着这样同意了。不过，“悲哀的玩具”呀，我心里要这样大声的吆喝，喊叫。1948年深秋后记：编后记为贾先生编一部比较完全的学术文集，使先生多年来的学术活动成果得以集中体现，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搜读先生的文章提供一点实际的方便，这样的内容作为一个话题，在我们几位近年常在先生身边走动的“徒子徒孙们”之间说起已经不止一次了。先生复出这些年来，各种各样的著作和文集尽管出得不算少，其中也不乏像《劫后文存——贾植芳序跋集》这样的集中反映了先生在某一方面的活动成果的集子，但可能惟其如此，一部系统集录先生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里的学术成果的文集的阙如，才尤其使人感到了阅读和了解上的不满足。本来在80年代中期，先生家乡的一家出版社曾经有过出版先生的多卷本文集的计划，并由当时担任先生助手的陈思和老师着手编出了前两卷，但说不出到底因为什么，稿子在出版社搁置多年之后，这套文集的出版计划最终还是被撤销了，而代之以一本薄薄小小、印数仅为1000册的“作品选”。这样的事情在先生自己固然算不得什么，所以尽管只是慰情聊胜于无，他仍旧声气爽朗、胜任愉快地在该书的编后记里表达了对参与其事的个人和“家乡出版社”的“盛情厚谊”的真诚感谢；但我们作为有所期待的先生的读者，对于这样的“本来可以如何如何”的机会的得而复失，偶尔议论起来就难免会有些不平，尤其是当某些七七八八的声音像苍蝇一样在你耳边嗡营不止的时候。所以，当山东教育出版社来向先生约编一本自选集，先生因为自己另有两个近作集子正在出版中，担心再编会在内容上出现重复，因而犹豫未决的时候，我是极力鼓动先生接受这一约稿的人员之一。我的理由是，既然山东方面约编的是“世纪学人文丛”中的一种，选题着眼点明显在学术方面，篇幅上的限制又放得很宽，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放开手来，借机把它编成一本先生一生学术活动的“总结性文集”。也许是我的豪言壮语起了作用，先生不仅应承了出版社，而且还将协编这本《自选集》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自然不能空口说白话，而必须在先生的密切关注和细致指点下，高标准、严要求，“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来做”。做完之后回头再看，自己倒也还有几处比较得意的地方。首先是在材料掌握方面，我们这次发掘和搜集到了一批首次入集乃至首次发表的原始文献，可以令先生减少一些对本书与其它集子内容重复的担心。这批文献的写作时段相对比较集中，其一是50年代初，先生入狱之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时文、杂感和外国作家评介文字，这次我们从中择出较有代表性的几篇，列入本书第五辑《回归与超越》之中了；其二是80年代初，先生平反复出后在资料室坐班期间，曾受邀出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两套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编委”，并陆续担任了其中若干种资料集的“责任编委”，从而留下了一批迄今未曾公开的珍贵文献。照我们现在的想法，在一大群人协作编选的某书中当一个“编委”，应该只是一种名誉性的身份，不会真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他去过问的了，可是不，此次我们发掘出来的几篇先生写于这一时期的篇幅长大、当初可能仅仅用于指导具体的编选责任人的审稿意见和资料考订文章，证明先生当年不仅过问了，而且“过”得很细、“问”得很深，分明也是在把这件事“当成一门学问来做”。这样一种纯粹“资料”上的“发现”带给我自己的也不啻是一种震撼，我想它所具有的意义应当远远超乎几件具体的资料本身，而更在于使人懂得，今天我们在80年代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从事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的深入研究的时候，那些仿佛随处唾手可得、用得根本不当一回事的“基础文献”资料集，并不是天经地义地就应该以这样而非那样的面貌存在在那里的，而分明也是一种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文明成果”；在那些日渐泛黄的册页上默然不语的暗色文字的背后，该有多少像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人和资料工作者的心血、生命、呐喊和抗争凝聚和锁闭其间，其中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像这样未经揭示或早经遗忘了的。1990年10月，先生曾应母校东京日本大学之邀，携师母赴日作为期一月的访问讲学，其间曾就《我与胡风的交游史》、《我和社会学》、《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等题目在多所大学演讲，这些演讲的讲稿大多没有在国内发表过，此次我们也尽数收录在这里了。另一方面在本书的体例设计上，我的想法差不多得到了先生的全面认同，也是一件令我颇感得意的事。这一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即本着“总结性学术文集”的编集初衷，努力使先生迄今为止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能从活动时段和活动领域两方面都在本书中得到较为全面的反映和体现。为此，我首先按学科门类切块，将先生在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含其它杂学）这几个主要活动领域内的学术成果分类辑出，列为《从清理重灾区入手》、《开放与交流》和《回归与超越》三辑（全书第三至五辑），然后再求收辑全面，进而在全面的基础上有所择选，选择尺度的宽严当然以先生自己的衡量为准。又由于先生自始至终都并非那种老死户牖、只知“埋在南窗下读死书”的学者，而是具有着作家、学者的双重文化身份，兼以经历坎坷，他自身的人生遭际、社会交往、思想行为、学术经历等等本身即是一门不小的“学问”，他的许多以论理形式付诸表达的观点见解，也往往是以自己在现实人生中的经见和感悟为隐含背景和潜台词的，所以要想真正“读懂”先生的学问，还必须对他的为人有所了解才行。鉴此，我特意辑出了先生的“自述”（《且说说我自己》）和“怀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含“历史题材”杂文）文字，放在上述三辑“论学”文字的前面作为本书的第一和第二辑，以求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一种循序渐进、由感性浸染到理性沉思层层深入的感觉。作为附录的一辑十篇“别人笔下的先生”，算是我别出心裁，自作主张收在这里的。历来各色人等状画先生学问人品的文字可谓夥矣，现在我挂一漏万地从中选出几篇来，也算是趁机塞私货，借别人的笔墨就自己对先生的理解作了一回间接表达。知我罪我，好在我们大家都是对先生本人有着真心的钦敬的。最后，本书的书名定为《历史的背面》，起初泰半是为了照应出版社的拟名格式。他们一定要求在“自选集”的副题之上再拟一个“诗意”的正名，一时倒令先生着实作了几天难。最后选定这个短语，当然不是因为它的“诗意”，而主要因为这是一个先生在他“座上客常满”的饭桌上和酒后的书房中时常会对我们提起的话头，我们听得熟了，慢慢就深入骨髓，诚所谓“思想里好像有鬼似的”，想人想事很容易就冒将出来，轻易弄它不去。至于它的涵义，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狱里狱外》里所说的那段著名的话中，倒是有半句可以拿来作一个注脚：所谓“……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大约只能是在这“历史的背面”吧。协助先生编选这样一本《自选集》，令我从中体会到了比较强烈的膝下承欢之感，为了使这种欢喜保存得更长久，现在我把它说出来；编选进行过程中，包括陈思和老师、谢天振老师、严锋兄、宋炳辉兄、张新颖兄以及先生的女儿贾英女士在内的众多师友均曾参与意见，或给予某些实际的帮助，谨此一并致谢。张业松1997年11月21日于南区蜗居本书前言代序早年读《水浒》，我对及时雨宋江宋三郎特别注目，尤其是他充军江州途中，在浔阳楼酒店醉后在壁上的题诗：“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在我看来，他这段自白中所反映的志向与心态，可以用来概括历史上那些草莽出身的开国皇帝，如刘邦、朱元璋以至洪秀全之类的人生境界，他们都是闯荡江湖的流氓无赖，言伪而辩，行诡而诈，视民命如草芥，无毒不丈夫。正如俄国一个虚无主义头目所说，“他们的心是冷的。”清末四大小说之一的《孽海花》（曾孟朴著）中，有一位官僚说：“帝王将相的权力只有一百年，文人的权力有一万年。”从历史来说，屈原的名气比楚平王大，虽然后者可以贬黜他、流放他，但《楚辞》却千古流芳；汉武帝可以囚禁司马迁，以至割去他的生殖器，但《史记》却是千古绝唱；乾隆皇帝在弄权之余，也算是业余诗人，作品不少，但他的诗作倒不如他大兴文字狱的丰功伟绩在历史上驰名，而他治下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却名列世界经典作品之列；鲁迅的名声盖过权倾一时的蒋介石；等等。这就叫做历史无情而又有情。历史使人沉思，又给人力量，使人们奋起！有人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们在人生中所上演的各式悲剧里，实际上正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因素，或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于上海寓所

尼·雷日科夫曾直接参与戈尔乔夫改革，是苏联改革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后因在改革方针上同戈尔巴乔夫发生分歧，于1991年1月“退休”。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始终折磨着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是雷日科夫对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回忆和反思，对俄罗斯现状的思考和评述。作者详细介绍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情况、改革失败的原因和苏联解体的经过。阐述了对当前俄罗斯形势的看法以及俄罗斯摆脱危机困境的出路。书中所述观点虽属一家之言，但是对于我们了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改革的真实内幕、苏联发生剧变乃至解体的原因，了解当前俄罗斯的情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是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尔伯特·A·西蒙的自传。西蒙是20世纪文理兼通的一位科学奇才。他从研究社会科学起步，却在政治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和科学哲学等领域颇有建树。从50年代开始，他把关于组织行为决策管理方面的理论应用于经济学，还开创了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信息处理心理学等新学科，开辟了探索人类思维和智能的新天地。全书分四部分，西蒙用一个跨学科专家的眼光扫描了20世纪下半叶众多学科领域的发展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其间他还以时间和地域为经纬，穿插点缀着自己对生活、爱情、友谊及科研等往事的回忆。从内向聪慧的孩提时期的种种轶事，到成年后获诺贝尔奖时的庄严时刻，作者个人的历史伴随着他幽默智慧的语言、活跃机敏的思想渐海外侨胞闪现了出来，与时代的背景融合在一起，绘成了一幅五色斑斓的人生画卷。读完本书，任何喜欢思考的人都不难发现，现代科技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后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

本书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四部备要》本缩印而成。全书三百卷，著录了从汉至清初一千多年间，所有有关儒家经典的注释和研究等著作。全书除十三经分别立目外，还设有群经、四书、逸经、毖纬、拟经、承师、刊石、书壁、镂板、著录、通说等专目。对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籍的注释、研究和发挥，在中国历史上多如牛毛。清初大学者朱彝尊，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其所撰《经义考》，共三百卷，将其所见闻的历代诸儒说经之书，无论其是存是佚，均将其书名分类列出，并尽可能提供该书的内容、作者、版本，乃至书讯的来源等资讯，它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思想，至今仍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省湘乡县白杨坪村（今属双峰县）人。毫无疑问，曾国藩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主要地不是由于他的官僚地位，而是在于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曾国潘的官径，就不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有一个明确、清晰的了解。甚而可以说，要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不能不了解曾国藩的官径。曾国藩三大学问之二，为官术是曾国藩一生学问之精华所在，读透此书之人可以在当今社会上、官场上、商场竞争等方面立于不败之地。《官径》一书首次将曾国藩的为官术公布于世，将其秘术传给后人，让大家从此书中得到曾国藩怎样为官，怎样为好官的无穷益处，从而让我们再一次领略曾国藩为官的风采。

本书内容：夜色渐逝，晨曦初起。透过正在消散的薄雾，传来叮咚叮咚的驼铃声，一队一队满载各种货物的骆驼正踏着积雪不紧不慢地迈向京城（图①、图②）。退回半个多世纪，这是北京的寻常景观。北京原本没有自然生长的骆驼。利用骆驼在北京搞运输，始自元代。13世纪，蒙古大汗忽必烈修建了元大都城，初时有军民人口四五十万，至后期已达百万之众。为了解决军民日常所需，被蒙古统治者所熟悉和垂青的骆驼自然成为运输货物的首选。到了明代，北京的骆驼运输几近绝迹。清代，骆驼复又普遍出现在北京。当时，蒙古人向清政府进贡或来京做买卖，都是把贡品或货物用耐长途跋涉的骆驼运到京城北面的黄寺或外馆一带（黄寺，即东、西黄寺，分别为达赖、班禅来京的住所，蒙藏僧俗来京，必前至参佛礼拜；外馆则为少数民族贵族进京时的招待所）卸货，有时就地将多余的骆驼卖掉。清政府也在玉河桥、东直门外和通县张家湾设馆官养骆驼。但京城“驼户”的骆驼多是从张家口外的骆驼市上换来或买来的。那时，在京西的石景山、门头沟一带，京南的良乡、大红门一带，有很多靠养骆驼拉脚谋生的“驼户”。进入民国后，虽然开始有了公路和马车，但“拉骆驼跑城儿”仍很普遍，直到30年代初才明显地减少。这是因为：一则政府南迁后，城里的需求大大减少；二则交通逐步改善，郊区出现了火车，方便快捷的胶皮轱辘马车多了，再往后运货的汽车也出现了。拉骆驼跑城儿的逐渐少了，但仍有少量驼队给城里送煤。1949年北京解放后，骆驼不允许进城了，这种运输方式才渐渐绝迹。

全书的主要线索，是以临为代表的君权与满洲贵族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在那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也即变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和斗争。福临的命运和性格发展，就贯穿在这主要线索上。主线之外，又写了宫廷内部的派系斗争；满洲贵族内部的矛盾；朝廷内满、汉朝臣之间的矛盾；统治者与平民奴隶间的矛盾等等。

对一般而言，毛泽东是谜般的、很有吸引力的人物，于是无论其生前死后，有关的传闻、回忆、研究，绵延不绝，其中或有绘声绘影，煞有介事，甚至伪造事实，存心污蔑的，使人对毛泽东产生迷惑。本书内容有：李志绥其人其书、第一章李志绥其人、第二章谎言与事实、第三章李志绥其书等，让你对毛泽东的有进一步的了解。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李志绥其人其书一九九四年，美国的蓝登书屋和台湾地区的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先后出版了英文版和中广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英文书名ThePrivateLifeofChairmanMao）。出版者对这部书做了许多宣传，甚至用夸张的语调进行吹嘘，说它“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贵史料”；“本书问世后，不只毛泽东个人传记，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相关写作，都将受到重大影响”；“本书以全球第一手资料，披露毛的政治与权谋、性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