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梁晓声的创作以小说为主，现已创作长篇小说七部。至1994年初已发表六百余万字。其作品大多被香港、台湾出版，并译为英、日、法、俄等国文字。他的名字被收入到英、美、澳三国“世界名人录”。梁晓声的作品广为传阅，堪称当代经典。这本“语录”，是从他成百上千万字的优秀作品中，精选绝妙语句，分门别类汇编而成，可以称为经典中的经典。梁晓声语录的重点并不是作家的文学描写和创作感言，而是作家的人生体验和社会关怀。

本书讲述影、剧双栖明星周楚和林默予夫妇的演艺生涯和难忘往事。夫妇俩的回忆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到进入话剧界成为著名的电影人，多年来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演艺高峰。夫妇俩多次成功的同台演出堪称演艺佳话，而林默予更是详细讲述了自己饰演《红楼梦》“贾母”一角的内幕和体会，当年她凭这一角色一举获得“金鸡”和“百花”两项大奖。

《男人的天方夜谭》收录了十七篇文章，是李亚平多年来生活读书笔记的结集。李亚平是擅长讲故事的。读他的《帝国政界往事》，仿佛在月白风清的夏夜，听博学的邻家大哥讲古，人物丰满、场景鲜活、细节生动，激愤处直抒胸臆，恰到好处地引起读者共鸣。他的文字一如他的性格，激越、细腻、不失赤子之心。他的历史观是人本主义的，在论及宋太祖约束子孙之勒石、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位道德文章泰斗的反目、苏东坡和范纯仁的逝世时，他的感慨叹息，和他对宋太祖的评价一样，充溢着人性的温暖。《男人的天方夜谭》收录的10个故事，仍然发扬了这个特点。《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以吕不韦充满想像力的政治投资切入，展开了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历史。看他用现代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理论，解构一幅幅历史画卷，既生动又耐人寻味。《项羽：教育国人二千年》，虽然讲的是楚汉相争，实际揭示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同人格的命运。阴柔狡黠的刘邦，战胜了英雄盖世的项羽。作者精辟地总结了后世的项羽情结：既希望成为项羽式的伟丈夫，又不愿承受做这种伟丈夫的后果。黄仁宇先生在总结国人的岳飞情结时，说是中国人向有的对失势英雄的崇拜心理。我倒觉得这个用在项羽身上更合适。最精彩的故事有两个。一是历史故事《舔出来的历史：粪便和苦胆》，以越王勾践的复仇为主线，讲春秋末期的吴越争霸。在当代人熟悉的常规语境中，勾践为复仇而卧薪尝胆，是中国历史上创业的典范。作者却从人性的角度，批判了勾践在创业时所采取的种种卑劣和阴毒手段。其中最突出的三件事：为取得信任，尝吴王的粪便，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拍马屁的极致；为削弱吴国的国力，给吴国提供蒸熟的稻种，其阴损毒辣，历史上也无出其右；杀文种，从此“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规则流传下来。另一个故事，是作者亲历的商海旧事，《雪下的沼泽》，这完全是一个现代版的夫差和勾践的故事。过雪泽，一个穷困潦倒、靠老婆帮佣的中国留学生，仿佛当年国破家亡、穷途末路的越王勾践。作者，国内一家著名公司的驻外代表，手握重金、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活脱脱一个当代夫差。当谄媚、殷勤、两面三刀、皮里阳秋等所有手段被展示并奏效时，一如历史之重演，作者失去了在商场及职业生涯的全部利益。这两个故事放在同一本书里，与亚兄的商人文人的身份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不免让读者遐想：如果作者此前读通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还会发生后来的故事吗？或许另一种解释更有说服力：如果不是作者有如此刻骨铭心的经历，今天也不能如木三分地解析历史。培根早有名言，读史使人明智。看来实际情形是，光用眼用脑读，是远远不够的。但我要向读者重点推荐的，是作者的时事评论《日本：可怕的邻居和镜子》。这是一篇反映作者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功力的文章。通篇使用统计数据，剥笋似地层层递进，论证了时下国人对日本经济发展形势、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及发展后劲的错误认识。《男人的天方夜谭》，开篇第一句话，引用一副旧对联，很令人震撼：“与有心肺肝胆者共事，于无文字词句中读书”。通篇读下来，这副对联的意旨，贯穿于全书。在书中另一处，作者基于自己的经历，给出了商人成功的三个充分必要条件：精明的算计、冷酷的心灵、无耻的嘴脸。算是这副对联的一个注脚。而作者，在身体力行阅读“无文字词句”的商海———在很大程度上，宦海也是一种商海———多年之后，选择以文为生，或许，是寄希冀于普通读者中的“有心肺肝胆者”？

第一章中华文明的起源第一节农业的繁荣第二节金属冶铸技术的产生第三节刻划符号第四节社会分化与中心城邑的出现第五节原始思维与原始崇拜第六节中华文明的形成第二章周代礼乐思想第一节周公制礼作乐是历史的进步第二节子思学派的礼治思想第三节礼与乐第四节礼的要素第五节礼的分类第六节礼主敬第七节礼乐思想的历史文化意义第三章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第一节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地域特点第二节孔子对古代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第三节墨子的思想第四节《老子》的理论思维第五节孟子的“仁政”说第六节《庄子》的“逍遥”观第七节荀子的思想第八节法家及其总结者韩非第四章两汉时期的经学思想第一节汉代政治指导思想的抉择第二节两汉经学发展及思想建树第三节经学思想与汉代政治实践第四节经学与汉代文学艺术第五章魏晋玄学与南北朝宗教思潮第一节玄学与魏晋时期的思想转变第二节道教和佛教思潮的兴起第三节传统宗教与新宗教的融会第六章唐代思想文化的历史价值第一节儒家“道统”的创立和演变第二节儒、释、道的渗透第三节中外交往与文化交汇第四节古文、唐诗、史学的思想文化价值第五节艺术文化的创新第七章宋代思想文化的创造性第一节王安石“新学”及其创新精神第二节北宋理学对传统儒学的再造第三节南宋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第四节两宋思想文化的其他层面第八章明清思想文化的创新探求第一节明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第二节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思想第三节明清文献学与清代考据学成就第九章近代思想文化的特色第一节中西思想的撞击与中体西用第二节维新与变法第三节革命浪潮与思想文化变迁插图目录

土地革命时期，一个生活在川东山区小镇的普通民妇，为求生存苦苦挣扎，并本能地反抗黑暗势力的种种欺凌和压迫，但最终她的生活并不如意：丈夫被恶霸勾结土匪杀害；两个儿子在战场上成为仇敌；她本人也惨遭强暴，痛不欲生……在几名革命者的引导下，她出于仇恨和自发的抗争，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并最终成为一名为实现理想而卓绝奋斗的革命战士。...

谣言和谶(chen)语都是古人对预言的一种称呼。如果是以民间谣、歌、谚的形式出现，则称做"谣言"，而如果这预言对统治者有利，他们就换个名，或是中性的"谶"，或是直白的"符命"、"天命"；如果是不利于统治者的话，那自然就是叫"妖言"了。但名称虽然不同，它们的预言性质却没有区别，都是上天意志在人间的预警或预告。 纬书曾经在数百年间与五经并驾驱驰干中国思想、学术领域，在东汉时，朝廷上的疏奏章表，朝廷外的墓碣碑铭是动辄引纬的。而纬书的品类多达数十种，篇幅多达数百万言，所谓儒生的"皓发穷经"，多半时间恐怕是耗费在汗牛充栋的纬书上。但时过境迁，纬书到隋唐以降就成了灭绝的恐龙，只剩下片鳞只爪的化石了。这灭绝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统治者的禁毁。西晋初年曾经"禁星气谶纬之学"，但看来并不怎么凌厉。到了南北朝时，势不共天的南方萧梁和北方元魏却在禁毁谶纬上取得共识，满肚子佛经动不动就大发慈悲掉眼泪的梁武帝，和励精图治的北魏孝文帝一样，都把收藏"图谶秘纬"者"以大辟论"了。但南北分裂的局面对文化的专制实在不力，所以最后的收功还要等到全国的统一。纬书遭遇的最后一次浩劫是隋炀帝的大手笔："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此学!"

柏杨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过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过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于事。这些政治经历无疑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上发表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做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他于1968年6月27日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多）。如果根据国民党当年的定罪来判定的话，柏杨早就有私通共党嫌疑。再根据那个时期中国大陆的统战思想来看，柏杨那个时候对国民党的斗争，那不亚于一个小组的地下党。这显然是国民党当权者的神经过敏，柏杨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大陆、台湾那时隔着茫茫海峡，怎么通敌？实际上，柏杨就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民间文人，他的批判根本着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话。有很长一段时期，柏杨在台湾被称为“活着的鲁迅”，在对社会现实的尖锐透彻的批判上、在用杂文做主要战斗武器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可比之处。但其实质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时期与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建构相伴生，他既是奠基者，也是不断的开拓者。他与民族觉醒和解放的历史共命运，也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历史展开同呼吸，所以鲁迅完全被历史化，也被历史象征化了。相比较而言，鲁迅还是属于中国现代被历史化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一直是在民族解放与历史觉醒的话语中被阐释和理解的。柏杨所处的历史境遇很不相同，柏杨不承载那么多的历史含义，他更单纯，更加个人化、民间化、世俗化。柏杨的杂文展开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他集中注意力对日常社会中出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展开批评，针砭时弊，毫不留情。没有人像柏杨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世俗社会，他本人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甚至更像传统中国文人，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相当多，大陆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这种知识分子或文人存在了。沈从文当年因为没有被邀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几乎精神失常，不被体制化，在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直到九十年代大陆才以王朔和王小波等人为首出现一批自由撰稿人。柏杨也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场可说是民间的立场，是自由文人的风格。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是有一种亲切的感受。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非贵族的”文人，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再强调一下，柏杨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他首先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其次是要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因此，他把不停息地针砭社会看成是自己推动中华民族自强自尊的责任。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十分清醒，他时常有意使自己的写作平常化，也就是平民化。他从来不把他的写作描述为要承担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的世俗民间的平民立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柏杨先生的杂文所以能够出版问世，完全受读者先生的爱护和支持，否则，谁肯冒本利皆销、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印无名老汉的作品也。当初猛写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不过为了糊口，毫无雄心大志。后来写得久啦，偶有来信鼓励者，心中稍喜。后来鼓励日多，才正式觉得有点不同凡品。”当然，这是明显的谦词，但也由此可见柏杨自觉平民化的态度。这使他的写作，始终是在世俗社会的言论空间内，面对平民的言说。柏杨的杂文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这种处理绝无任何矫情的成份，而是显得亲切朴实，平易近人。对平等正义的呼唤，这与柏杨的身世经历也密切相关。柏杨在他的回忆录与诸多杂文中也不时地提到他年幼时的孤儿处境，他一生的艰难坎坷使他始终对下层民众的生存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愤之情。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奇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绝没有赤化革命的意思，他没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生存权力，理应要得到的尊重。在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收录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一些篇章，岁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击丑陋，倡导平等尊严。可以说，柏杨后来的政论色彩更重些，但也没有失去他所具有的平民本色。本丛书就柏杨的主要杂文按专题划分为三个系列，已经出版的第一系列——疯狂红颜，第二系列——传统大反思。现在是第三个系列，我们把它归纳为“文明大整合”系列。酱缸文化批判是柏杨杂文批判的重点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柏杨以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思闻名，他的反思批判不同于其他，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两千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它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是最激烈的搅动者。柏杨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流传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正因为日常性文化本性上有问题，那么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搅动“酱缸”，就是要去除杂质，去其糟粕，还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柏杨痛心疾首地认识到中国人身上的文化重负太多了，温文尔雅的态度改变不了“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应该下猛药，集中火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即使用太夸张、绝对的批判态度，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类似于鲁迅提倡的大的、剧烈的变革。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柏杨针砭社会文明与他批判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没有实质区别，只是为了编辑和阅读的方便，我们列为两个板块，各自选编了三卷。“传统大反思”更侧重于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根源的批判，“文明大整合”则偏向于对社会的人伦习惯、日常心态、教育体制的反思，这些反思也贯穿着柏杨一贯的风格：以小见大，针砭时弊，嘻笑怒骂，妙趣横生。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柏杨对国人的崇洋媚外心理给予了尖刻的嘲讽。作为一个激烈批判传统的人，柏杨当然不屑于站在狭隘的东方主义立场，他恰恰看到国人崇洋的片面性，西洋文明优秀的地方，没有被国人学习，而是那些外在的、负面的时尚却被模仿得：睢妙惟肖。对待西方文化、制度和文明，“崇洋不媚外”是柏杨一贯坚持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主张吸收西方的精华，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然而柏杨的杂文并不谈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以西方国家里一些细微的日常生活细节作为标准，于细微处见精神，来衡量中国是否达到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要求，这体现出了柏杨“文化批判”的特征。柏杨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有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出结论”（《反撞大同盟》），他称赞美国是一个让中国人自顾形惭的礼仪之邦，主要原因是美国公民遵守交通秩序。他指责中国人没有交通观念，乱走乱撞，司机也同样如此，造成了整个交通一片混乱，车祸事故频出。柏杨不但指出交通混乱的病源：中国人的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以及政府执法不严，敷衍了事。而且给出“治疗药方”——“只有重罚——当然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反撞大同盟》）。这是柏杨以西方国家的交通守则为参照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样的批判直接尖刻，也不无简单的偏激，但却显出柏杨的干脆可爱。柏杨在鼓吹“西化”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东西进入中国后会“变”，变成一种“四不像”，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是一定与中国传统中的酱缸文化有关系。洋奴政治就是“变”的一种产物，是他批判的全盘西化的“媚外”的产物，具体体现在“西崽”这类畸形人身上。他们满嘴英文，“二抓牌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洋奴之味》），是中国人由于过度自卑引起的颓废自尊产生的恶果。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只有“崇洋”而不“媚外”的精神和正确态度才能杜绝包括“西崽”现象在内的西化后遗症。柏杨显然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并不掩饰他崇尚西洋民主自由制度，他也对西洋文明中强调个人的价值津津乐道。特别是他对西方个人的自律精粹赞赏有加。这些观点都是柏杨在三四十年前发表的观点，今天看来有不少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大行其道，民族身份政治深入人心，而文化民族主义也跃跃欲试，都使人们可能对柏杨的观点不容易产生共鸣，甚至可能反对者也不在少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已经没有人像柏杨这样地看问题，也没有人敢于这么坦率地发表对西方文明持一定程度的肯定态度。重新捡起柏杨，不只是历史温习，也是作为现实的警醒。在“文明大整合”系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再次揭历史的老底。说柏杨先生是个捣乱分子一点不过分，被掩饰得严严实实的历史，被美化得华丽壮观的历史，柏杨非要掀开历史的外表，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历史陈迹。柏杨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历史观察之透彻，这是专业历史学家都表示敬佩的。他在狱中写《中国人史纲》，那是一部情文并茂的著作，没有一部正史能像他那样揭露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上存在的暴力、荒淫和压迫。在某种意义上，柏杨的历史观反倒是应了毛泽东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反抗的结果却又不过是改朝换代，历史再次重演。柏杨对历史书写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鬼话的历史”。他信手拈来，都是掌故；随便翻翻，皆为材料；奇闻异趣，又都是有根有据的史实。在他看来，中国的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简直飞象过河兼鬼话连篇。柏杨说，“说它是鬼话还算客气的，真乃是一大缸酱也”。在《玉皇大帝高坐云端》中他写道：“中国人也真怪，一旦略露头脸，就非冒出一点异禀和冒出一点异样不可。这种干法，洋大人不太了解，你听谁说过华盛顿先生是一条爬虫——龙乎？又听谁说过林肯先生降生时满屋红光，红光满屋乎？只有中国政坛上的头目，不管他是大一统天下的祖字辈也好，或是可怜兮兮小局面的崽字辈也好；百年以上长命王朝也好，三载五载短命活剧也好；千篇一律，全都不同凡品。”他写的是那些皇帝老子，当了皇帝后，后世的正史野史都把他们写得神乎其神。权势越大，异样也越精彩。柏杨按照“正史”的顺序，逐个王朝研究研究他们的开山老祖，结果发现，它们出生要么是虫，要么蛇，要么是什么白虎精，要么满屋红光，早有各种预兆，真是装神弄鬼。柏杨通过对中国古代历代皇帝出身的分析，看到正史为了维护封建帝王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造出了历代皇帝都是上天注定，出身不凡，是天生的龙种之类的鬼话，指出“这正是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且看“良史”》），其根源是“有权就有理”的传统文化造出了这种荒谬和失真的历史，这是柏杨对“鬼话连篇”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重痛击。他要做的事，可以称得上的最彻底的历史祛魅。在这一个系列中，柏杨对教育做出尖锐的批判。柏杨对任何不满的现状都要说三道四，教育更是他认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坑道”。他把“救下一代孩子”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针对教育制度的弊病，详细分析了它的原因，由此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身体强壮、精神健康的国民组成的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以个人之力清理这个坑道。这当然不可能。但柏杨的精神是可贵的，他责任感意义重大，直到今天，柏杨的那些批评还是那么中肯。柏杨台湾六七十年代（部分文章涉及八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体制。那时就可看到，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寄望于教育来振兴台湾社会，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教育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但优势教育资源还是非常欠缺，选择好学校和出国途径，这使中小学学生的竞争异常激烈，学生不堪重负。柏杨对联考制度进行抨击。他呼吁“联考必须改变”，最重要理由是他看到，因为“联考”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恶性补习，这是对中小学生身心的谋杀，也是对教授“恶补”的教习的摧残。柏杨指出“恶补”之所以官方屡次制止而失败，主要是因为学生之间激烈的竞争。他继续发现，人口太多产生出太多的学生资源，这也是“恶补”流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柏杨还看到台湾特色的“殖民地意识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举坑道外，又出现了洋科举坑道”（《集天下之大鲜》）。这是“人生以出国为目的”的一种新的科举坑道，而恶补还是通过它的惟一法宝。所以柏杨对“恶补”深恶痛绝，极力提倡“节育”和避孕，认为这是“根绝恶补惟一方法”（《节育！节育！节育！》）。通过节育来减少人口，相应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改变教育现状。台湾当年面临的这些问题，今天在中国大陆一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柏杨的尖锐批评，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对于我们如何教育下一代，对于当代教育的种种弊端困局，都有借鉴意义。在这个系列中，柏杨依然对国民的陈规陋习，种种不良品性展开批判。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尽管社会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些弱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窝里斗、不团结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是国民劣根性的最极端表现，所以被柏杨称为“万恶之源”，极力批判。柏杨亦关注人性的缺点，在多篇杂文中，他都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习惯如何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社会心理。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成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胴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惟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在2l世纪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中国人也正陶醉在对未来的辉煌想像中。在这样的时候，读读柏杨的杂文，真正去除掉我们身上的固弊陋习，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去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及关注我们教育制度的更新改革，这对于创建一个健康坚强、博大宽广、精神焕发的中华文明，无疑意义无限深远矣！本人承蒙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谬荐担当杂文丛书主编，深感学浅才疏，不能胜任。然恭敬不如从命，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因时间紧迫和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是以为序。陈晓明　2005年11月9日于北京

在守信方面，君主应当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马基雅维理《君主论》康熙帝是所谓的“理学皇帝”，对于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是赞同的。在君臣关系上讲究“君臣谊均一体”，有“帝者与师处”的胸襟气度，博得了“宽仁”的美名。 《帝王与师处·康熙帝的宽仁》雍正帝能做到“霸者与臣处”已属不易。他对于权术的运用十分在行，说到底，就是把臣子当工具。雍正帝为入苛刻，性喜猜忌，却也有任贤使能的胸襟。 《霸者与臣处·雍正帝的苛察》乾隆帝明确反对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把臣子视为奴役。只求好用，不论忠奸；过则归臣，善则归君。 《亡国与奴处·乾隆帝的专横》朝堂之上，君贵臣轻——历史长河上空的君臣关系宛如一条抛物线，在康乾盛世达到制高点。君与臣的博弈不曾缓和，反而随着极权的膨胀而更加剧烈，君臣之道便在双方较量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康熙崇尚理学，能与臣以师友相处；雍正澄清吏治，重用能臣酷吏；乾隆纵容贪官和绅，引发官场的生死角逐。而无论是痛恨臣子结党，“兔死狗烹”，还是大兴文字狱，实质上都是基于对极权的向往，归根结底都是权力之争。即使是清官，违背了当时的朝堂法则，也只能成为殉葬品。当然，也有自由游走于朝堂者，像文中的李光地，康熙到了晚年只与其一人商讨立嫡之事；张廷玉受雍正帝重用，因其谨慎得以明哲身……本书内容包括：帝王与师友处——康熙帝的宽仁、霸者与臣处——雍正帝的苛察、亡国与奴处——乾隆帝的专横三大部分。

赛金花是个有着一定争议的人物，也是一个特定屈辱年代的侧影。由“五四”人物刘半农和其学生商鸿逵亲自采访赛金花口述而成的《赛金花本事》当年轰动一时，胡适认为“大学教授为妓女写传，还史无前例”。从著名戏剧理论家齐如山笔下的赛金花，小说家张恨水言谈中的赛金花，以及当时报纸文人笔下形形色色的赛金花，再到夏衍的著名戏剧《赛金花》，集中在一个女人周围的历史，事实上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的解读，那些人物是是非非后面，是怎样一个“真实”的赛金花？清末民初的名妓赛金花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而又具有很大争议的人物。她是如何十几岁就堕入风尘如何又嫁与洪钧成为状元夫人，陪洪钧出使欧洲，交接政要；如何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与联军统帅瓦德西结交，力救京城百姓；又如何成为名噪京沪两地的交际花，被人称作“赛二爷”，所有这些，众说纷纭，成为百年来聚讼不已的公案。而清末小说家曾朴据洪、赛二人事迹所写的著名小说《孽海花》，更使赛金花的身世多了几分神秘色彩，使其即便在风烛残年，也备受世人的关注和追捧。本书是关于一代名妓赛金花的资料汇编，其中汇集了众多赛金花的同时代人对她进行采访和追忆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当时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尤其以刘半农、商鸿逵采访晚年赛金花后所写的传记最具史料价值。通过这些文献资料，作者努力在红粉褪去之后，还原赛金花的本真面貌。

这是一本自传体的回忆录，作者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谢芳。本书从作者的家人写起，谈到了自己的从影、表演经历和生活。从《小二黑结婚》里的小芹到《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从《早春二月》里的陶兰再到《九九艳阳天》中的严君茹，谢芳用自己演绎着不同的人生，用精湛的表演丰富着自己的生活。作者热爱生命，真诚待人。通过本书，您还可以了解到众多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生活中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