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依托文史资料这个著名品牌在史林独树一帜的资源优势，努力开拓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熔历史与人物于一炉，从敌、我、友各方的独特视角，荟萃世间百态，解读人世沧桑，记述了从封闭落后、战乱不断的旧中国走向光明的新中国的历程。 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

本书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熔历史与人物于一炉，从敌、我、友各方的独特视角，荟萃世间百态，解读人世沧桑，记述了从封闭落后、战乱不断的旧中国走向光明的新中国的历程。

本书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熔历史与人物于一炉，从敌、我、友各方的独特视角，荟萃世间百态，解读人世沧桑，记述了从封闭落后、战乱不断的旧中国走向光明的新中国的历程。

巴顿战功显赫，指挥金戈铁马驰骋于北非大漠，横扫欧罗巴，玫无不克。巴顿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的军人，具有天赋的攻击精神。在他面前，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和不可逾越的障碍。艾森豪威尔评价其：“时而溜须拍马，时而狂妄自大……而他那种必胜的决心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巴顿在生前即已享有盛名，死后更是成为全世界职业军人的偶像。乔治·Ｓ·巴顿于1885年11月11日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加布利尔一个具有文韬武略的传统家庭，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18岁时进入私立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一年后获得入西点军校的保送资格。1909年6月，巴顿自西点军校毕业，随即以少尉军衔赴美国第一集团军骑兵部队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顿得到美国欧洲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将军的常识，曾担任潘兴的上尉副官，潘兴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斗士！”。1916年，潘兴将巴顿提升为中尉，在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又从中尉逐级升至上校。1917年，巴顿随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奔赴法国，并于11月受命组建美国第一支坦克部队，建立了装甲兵的训练学校，用法式轻型坦克组编成一支坦克旅。经过短暂而切实有效的训练之后，巴顿率领自己组训不久的坦克旅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圣米耶尔和阿拉贡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巴顿的军事才能引起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重视。1940年7月，马歇尔批准组建装甲师，巴顿受命组建一个装甲旅，并被晋升为准将。同年，巴顿被任命为第二装甲军师长，晋升为少将。1942年1月，巴顿升任第一装甲军军长。11月，巴顿率领美国特遣队4万多名官兵横渡大西洋，在法属摩洛哥海滨登陆，经过74小时的激战，终于迫使驻摩洛哥的德军投降。北非登陆的成功，为盟军顺利地完成北非战局的部署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巴顿被任命为美国驻摩洛哥总督。突尼斯战役不久，巴顿晋升中将，升任美第7集团军司令。1943年7月9日，盟军发起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巴顿率美第7集团军攻取巴勒莫，随后抢在蒙哥马利之前拿下了墨西拿城。盟军占领了西西里岛，德军退到意大利本土。此时发生了巴顿打士兵耳光的事件，他因此被免去第7集团军司令的职务。1944年1月，巴顿被任命为第3集团军司令，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战打响，第3集团军作为第二梯队登陆后，巴顿将其编成若干坦克群，下令“以尽快的速度，向一切可以推进的地方前进！”1945年3月，巴顿再次抢在蒙哥马利之前渡过了莱茵河。1945年5月初，巴顿的第3集团军一直推进到奥地利边境方才住脚，取得惊人战果。4月，巴顿被晋升为四星上将。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欧洲战场结束。巴顿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州军事长官。随后由于他的反苏言论和姑息纳粹分子的行为而被改任有名无实的第15集团军司令。1945年12月9日，巴顿因车祸负伤，并于12月22日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暂缺简介...

山本五十六是日本帝国海军最著名的统帅，是二战时期日本向外侵略扩张的代表人物。他亲自策划、指挥偷袭美国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他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曾横扫整个西太平洋，骄横不可一世，为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亚太，称霸世界立下了战功。他的死震惊了日本朝野上下，被称为日本帝国的“海军之花”。《第二次世界大战十大名将丛书：山本五十六（套装上下册）》作为一部纪实作品，严格做到尊重史实，在文风上则力求朴实无华，以便使读者能够在阅读当中更加真切地把握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而且这也是对那些妄图否定侵略历史、美化战犯者的观点的一种有力的抨击。

本书注重故事的连贯性和趣味性，在保证案例事件完整性的同时，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和形象的塑造，选取古往今来的故事，娓娓道来

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回忆与思考》、《从自费出版谈到出版自由与编辑责任》、《一心为着社会主义》等15篇文章；第二部分是作者的七十年回忆；第三部分是附录。

在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有一位叱咤风云的高级指挥员，因屡立战功、指挥卓越，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最终从一名士兵逐级晋升为苏联元帅，他就是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朱可夫一直是苏军最高统帅部成员，从1942年8月起到战争结束，一直担任最高副统帅，多次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被派往前线，并曾先后担任过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在策划、准备和指挥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中，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朱可夫对军事指挥及军事学术所作出的贡献，已为世界军界所公认。直到今天，研究朱可夫指挥的著作还深受各界人士的欢迎。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将领，朱可夫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远大的战略目光、冷静的判断力、大胆果断的作风，在现代战争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苏联红军中最著名的统帅，被国内外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杰出的将领之一。朱可夫在军事上的成就，已经成为苏联军事学术的宝贵财富。

一个身材魁梧衣着简朴的中年人两手叉腰，站在一张小桌子前，待我们这班人坐定之后，他两眼将在座的人环扫一遍，然后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我作为空军副参谋长负责毛泽东主席的专机任务，始于1956年，止于1958年，历时3年。当刘亚楼司令员指着我对毛主席说“主席，这是副参谋长何廷一，以后你的专机就由他负责”时，我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毛主席当时对刘亚楼说：“好，你忙你的吧。”何廷一三个字在他脑子里显然没有任何印象。其实，早在毛主席兴奋地写下“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时候，我就在龙岩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了。那是1929年，我才13岁。红四军在长岭寨打了一个漂亮仗，歼灭了国民党一个旅之大部，旅长郭凤鸣当场被击毙，红军战士抬着郭凤鸣的尸体浩浩荡荡开进汀州城。红四军在长汀、上杭、龙岩、永定影响很大，闽西根据地日益扩大，群众纷纷参加红军，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革命队伍的。参加红四军的第二天晚上，就通知我们去听报告，我们一群新兵跟在黄树庭后面走进一栋楼房。没有隔成间的二楼已经坐满了人。我看见一个身材魁梧衣着简朴的中年人两手叉腰，站在一张小桌子前，待我们这班人坐定之后，他两眼将在座的人环扫一遍，然后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牎今晚我给你们讲讲中国战争的发展史……”有人告诉我：“他就是毛委员牎”毛委员很重视宣传群众，经常亲自演讲，但由于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我那时年纪小，见识少，很多话听不懂，现在能记得的就只有这么两句：过去打仗用的是大刀、长矛，现在用的是毛瑟枪、机关枪。1940年7月，我由前总调军政学院学习。到延安后，我利用休息时间去看朱老总，警卫员告诉我朱老总和康克清都在毛主席的窑洞里看热闹。毛主席、朱老总、康克清、张闻天、博克、何凯丰等一大群人围了一大圈玩得正高兴。我怕打搅他们，进去后就悄悄地站在旁边看。毛主席抬头看见了我，就问：“你是谁？”我告诉毛主席我的身份和姓名。“什么地方人？”“长汀。”“啊，我还在长汀养过病呢。”随后毛主席很随意地开玩笑说：“姓何的可没有几个好人。你看何应钦，还有湖南军阀何健都不是好人。”“主席，你这么说可是有些片面，我看姓何的坏人是少数，多数是好人。何凯丰、何叔衡不都是好人吗牽”主席听了哈哈笑起来，说：“小何，你说得对，来，来，我们配合打一把。”我红着脸说：“我不会。”主席说：“那你就继续看吧。”十几年过去了，毛主席早把姓何的是坏人多还是好人多的争论忘记了，当然也就把我这个长汀人给忘记了。我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一方面认为很光荣，一方面又提心吊胆……1956年5月初，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乘坐空军的飞机，出动的时候由刘亚楼司令员亲自送他到广州。那时空军只有苏制的里－2运输机，航速240公里／小时，只能坐14个人。5月底，我奉命到广州去接毛主席回北京，一共去了3架里－2。第一次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就碰到了麻烦，由广州飞北京因天气不好，在汉口停了几天，由汉口飞北京时，在石家庄附近遇上雷电，山里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我非常着急，怕毛主席的飞机出危险，赶紧走到驾驶室，一面观察一面问驾驶员有没有问题。石家庄距北京360航空公里，里－2飞机要飞一个半小时。地面坐汽车一个半小时不算什么，在空中一个半小时就感到时间很长。这一个半小时因着急紧张，心怦怦地乱跳，如果医生给摸脉，心率可能一分钟超过1000次。这次飞行3架里－2是这样安排的：我乘坐第一架飞机探路———观察天气。毛主席、罗瑞卿牗公安部长牘、杨尚昆牗中央办公厅主任牘、汪东兴牗公安部副部长兼九局局长牘乘坐第二架飞机，罗、汪是负责保卫工作的。第三架飞机乘坐工作人员和保卫人员，飞行间隔15分钟。第一架飞机落地后，刘司令员既高兴又担心，毛主席的飞机还没降落呀牎降落后刘司令员高兴了，笑着和毛主席握手。我松了一口气，真险！自第一次乘飞机去广州后，毛主席的专机任务由我承担。1956年至1958年毛主席经常外出视察、召开会议，备有三套交通工具：飞机、专列、轮船。坐飞机我必跟随，不坐飞机时我也跟着乘专列，坐轮船，飞机要跟随备用。“保驾的来啦牎”这是毛主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毛主席上飞机后，先在椅子上坐一会儿，然后躺在床上看书，有时先批阅文件，然后躺在床上学英语。英语秘书名叫林克，北大英语系毕业。那时毛主席已年过花甲，可学英语精力充沛，非常用功。毛主席在飞机上说话很少，全部精力集中在阅批文件或读书上。空中服务员小郭给主席送茶水，他也只瞅她一眼。有一次他开口问服务员姓什么、多大年纪、空中生活习惯不习惯，还说郭是红色空中小姐。他在空中小姐前加冠“红色”二字，表示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空中小姐。小郭对主席称她为红色空中小姐感到非常幸福，高兴得微微一笑。我和毛主席说话很少，而且是老一套，每次只说一句：“请主席上飞机。”在飞机上我曾劝过主席，飞机在飞行中，阳光一闪一闪的，对眼睛有影响，请主席看一会儿，闭眼休息一会儿，保护视力。毛主席瞅了我一眼，仍看他的书。我在飞机上多半的时间坐在领航员旁边观察天气，了解飞行情况，以便随时回答主席的询问。有时坐在主席的床头和叶子龙打扑克，胜负只使眼色，默不作声，生怕影响主席看书。毛主席外出要带几箱书籍。每到一地，卫士长李银桥或公务员小田、小尹，便迅速把书整齐地排列在主席的床边备用。毛主席起床很特别，坐起来就算起了床。起床后先看书，他身边常放一个小本子。看到重要段、句就记笔记。我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一方面认为很光荣，一方面又提心吊胆，特别在复杂气象情况下，整夜整夜睡不好觉，不断地向北京航行、气象部门打电话了解情况，翻来覆去地研究考虑。在天气复杂的情况下，决心是很难下的。因为毛主席的专机是不能出半点问题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很幸运，执行专机任务中没有出过一点儿岔子。为了不耽误毛主席的工作，毛主席要走就能起飞，机组在宾馆或招待所处于待命状态，不敢离开一步。有一次在上海，机组提出上街买点东西，我估计毛主席刚到上海不会有什么任务，和叶子龙商量了一下便同意机组上街了。不料机组人员刚走不久，毛主席说要回北京。这下我们着了急，派出几路人马出去找机组，幸好很快就找到了，没有耽误执行任务。女飞行员到达时，毛主席正在丰泽园的院子里散步。毛主席非常体贴、关心和爱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年春节毛主席都要请工作人员聚餐。1957年春节我荣幸地被邀请。这次参加的有秘书、女服务员、担任内卫的战士等。饭前毛主席和大家聊天，还给我们讲故事，说说笑笑，使我们感到就像在自己家里过年一样轻松愉快。饭后毛主席又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我们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造反派拿走了，说什么我没资格和毛主席合影。家人告诉我这句话，我十分难过。我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合影被造反派撕得粉碎，批斗时他们说我是“一仆二主”———刘、邓的奴仆。我和毛主席的合影他们不敢撕毁，我被“解放”后他们退还给我了。这张最珍贵的合影我常常拿出来观赏，我将永远珍藏。1957年整风反右，毛主席十分繁忙，他到各省市视察，地方的同志都要请他去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毛主席到各省市除找省市委书记听汇报外，还要找大城市的一些教授来谈话。在杭州时他要我们派飞机到上海接复旦、交通大学的几个教授，毛主席和他们谈了一夜，从他们走时的表情上看似乎谈得颇投机。有一次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去见毛主席，他们要我也一起去，谈话中提到报纸问题。当时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有些右派言论，毛主席说他们利用报纸反党。毛主席问我看不看报，订阅什么报纸，我说基本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有时也订阅《北京日报》。毛主席问空军司令部的干部是否都订报，我说不完全都订。刘司令员对我的回答有点怀疑，但他当时没有追问。刘回北京后做了一番了解，果然订报的人不多，于是他决定给每个部、处的办公室订一份《人民日报》，一份《解放军报》，首长办公室加订《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或《文汇报》。空军第一批女飞行员分配给第三运输团后，刘司令员要我去给叶子龙说一下，想办法请毛主席接见一次女飞行员。痛快得很，叶给毛主席一说就同意了。刘司令员很高兴，他亲自带领女飞行员到中南海。女飞行员到达时，毛主席正在丰泽园的院子里散步。女飞行员走进院子里，毛主席同她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毛主席说：你们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你们能在祖国的蓝天飞翔，很光荣啊牎女飞行员微笑地说：毛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我们太高兴了。接见后毛主席说：我们一起照个像吧牎照像时叶子龙要我去参加，我想毛主席是接见女飞行员，我去不合适，就没去。我在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中，不敢自夸有功，但扪心自问无过。万万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就被江青点名打倒了。吴法宪给我捏造了一堆罪名，造谣说我在专机上安窃听器，说我想谋害毛主席，可谓“罪大恶极”！我被“解放”时江青还在台上，空军四届×次全会她还在指手画脚，这次全会没让我参加，坏人散布谣言说何廷一还是有问题的。那时我确实担心能不能重新工作。我能出来工作，一要感谢邓小平说了公道话，二要感谢毛主席在我的任命报告上划了圈圈。这样江青就不敢捣乱了。1958年底，毛主席不坐空军的飞机，我的专机任务并没有因此了结。接着为庐山会议服务，执行周恩来总理和刘少奇主席出国访问的专机任务。乌鲁木齐、昆明、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我来回奔跑调度室，正在着急时，调度室报告，广州电台已叫通，飞机正返航开罗。1960年4～5月，周总理出访缅甸、印度、柬埔寨、越南。总理第一次访问缅甸乘坐的是里－2飞机，空军和民航共同执行，民航参加这次任务的有徐伯龄和袁桃园等同志。总理访问缅甸回昆明时，在大理、祥仁上空遇到恶劣气流，里－2飞机爬到4000米还颠簸得很厉害，里－2不是高空飞机没有密封，飞到4000米就使人感到氧气不足。我为这种情况很是担心，好在他们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4月15日，总理访问印度，这次乘坐的是伊尔－18飞机。飞行航线经仰光到新德里。4月19日，总理访问尼泊尔，因加德满都是个小机场，故改乘伊尔－14由加尔各答飞加德满都。加德满都机场修在一座山头上，跑道两头都是大山沟，降落时掌握不好，就会冲出跑道掉进山沟里。尼方安排周总理访问我国援建的一个工程，那里有一个小机场，位于小山沟里，试飞后认为很不安全，建议改从地面去。29日访尼结束，由加德满都飞加尔各答，改乘伊尔－18飞昆明。4月，加尔各答气候已炎热，飞机在机场晒得烫手。为了降低机舱温度，机组驾驶飞机在机场上空转圈降温。这个办法被陪同出访的同志知道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扬说，你们想的办法真妙呀！5月5日，总理访问柬埔寨。航线由昆明经河内飞金边。访问结束后，由金边飞河内，得悉河内天气不好，中途降落荣市。为总理出访亚非欧做准备，1963年我向外交部建议，空军派飞行、领航人员随信使到亚非欧一些国家熟悉航线，搜集飞行资料。1963年12月，周总理出访亚非欧，因空军执行这次任务无把握，故租用荷兰两架飞机。翌年2月总理出访回昆明时，我由北京带一架伊尔－18到昆明接总理一行到成都休息。1964年，为总理再次出访亚非欧做准备，空军和民航试飞喀喇昆仑山，开辟新航线。红旗拉甫建立气象、通信导航站，从乌鲁木齐向和田机场运送航油。1965年6月，总理出访，派伊尔—18试航，1965年6月4日，由北京经14号（鼎新）、和田、巴格达，飞往开罗。5日由开罗试航阿尔及尔。6日由阿尔及尔试飞大马士革，当日由大马士革经卡拉奇回14号。7日由14号回北京，试航按计划顺利完成。6月7日，总理出访阿尔及利亚。由北京经14号、和田飞卡拉奇。6月18日，由卡拉奇飞巴格达。6月19日，由巴格达飞开罗，由开罗飞阿尔及尔途中，得悉布迈丁发动政变，外交部通知空军把飞机飞回开罗。乌鲁木齐、昆明、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我来回奔跑调度室，正在着急时，调度室报告，广州电台已叫通，飞机正返航开罗。这天司令部正开部党委会，我很着急，吴法宪却无动于衷。我对吴法宪在部党委会上的讲话很不满意，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在我面前说×××对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王平水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发言时我说：“政治上得了感冒病，我上当受骗了。”气得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深刻的教训，戒烟！”6月22日，总理一行由开罗飞阿尔及尔，访问阿尔及利亚。6月28日由阿尔及尔飞开罗，29日由开罗飞阿尔及尔，这两次飞行是执行别的任务。6月30日由阿尔及尔飞大马士革，总理访问叙利亚。按计算应降落了，但等了多时未收到降报，不知出了什么问题，真使人着急。经外交部查询，我驻叙使馆说，机组忘记发降落报了。真是粗枝大叶，虚惊一场。总理访问缅甸、达卡、锡兰、柬埔寨、越南等国，我都送他们到昆明，总理到这些国家访问，我都在巫家坝机场塔台掌握飞机起降。总理出访印尼，由于航线长，从仰光到棉兰是海上飞行，情况比较复杂，机上电台功率小，联络比较困难，有时声音很小，有时听不清楚，真令人着急。因为精神过于紧张，加上长时间等候，为了消除疲劳，吃了两片安眠药，睡到晚饭时服务员来把我叫醒。总理访问亚非欧，都在14号降落加油，乌鲁木齐备降，和田备份，过去总理出访是中央办公厅召集安全小组会，这次是外交部召开会议布置任务，空军的任务是负责机务、油料和掌握空中动态，随时与外交部联系。总理访问缅甸、印尼时，我国与泰国还没有建交，美国在泰国设有军事基地，为防止美机偷袭，在国内航线飞行，对空联络采取约定的信号，但缅方听不到着急，这个办法只用过一次。我和周总理过去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对他的印象却很深。执行总理的专机任务后，我认为总理平易近人，对同志无微不至地关怀，办事慎重细心，至今难忘的有几件事：总理处事考虑周到。访问印尼，外交部向总理提出要我同去。总理说：“他怎么能去，驻我国武官都认识他，他去了人家会产生怀疑，人家会问，他是来干什么的。”总理办事要求很高。在飞机上研究访问斯里兰卡的航线时，航行局带的航图既旧又破，总理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顿。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连一份像样的航图都没有。”批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总理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从印尼回昆明，云南省设宴招待，他来到我们的桌前向机组人员敬酒，我酒杯里的是白水，被总理发现了，罚我干了三杯，差点儿醉倒了。这次宴会可丰富了，吃了很多云南的土特产。总理非常谦虚。有一次省里的同志想留总理多住一天，他说：“你问问管飞机的人同意不同意。”人家留总理我怎敢不同意，何况我是为总理服务的。1963年3月，刘主席访问印尼。26日乘伊尔－18由北京飞昆明，在昆明休息准备了约半个月。刘主席和王光美同志住原云南军阀龙云的公馆，人们都叫“龙宫”。陈毅副总理住省委的宾馆，我和机组仍住昆明饭店。出访前我到“龙宫”给刘主席汇报飞行计划和天气，王光美同志在座，刘主席对飞行航线和天气情况问得十分详细。我向陈毅副总理汇报时，他问为什么不能从海上直飞，我说没有航路，他说航路是人飞出来的，他的话使人很难回答。4月26日，刘主席访问印尼。由昆明飞雅加达，中途在仰光休息加油。4月20日，由雅加达飞仰光，在缅甸访问了5天，26日由仰光回昆明。5月1日，由昆明飞金边，在柬埔寨访问5天，6日回昆明。在专机上，我的位置是在驾驶舱，我要随时了解天气和飞行情况。而朱总司令一乘飞机就同我抢位置，也挤到前舱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和机组谈笑风生，亲切如故。不由得使我回想起战争年代的许多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