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河西史探》作者潜心研究河西历史十余年，对书中涉及的主要问题都能在充分占有基本史料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并通过认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研究中，作者把着力点放在北朝隋唐河西历史方面，对相关史学界已有关注但仍存在争议的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辨析，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前人在此问题上的歧异。同时，《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河西史探》还对学术界在河西历史文化研究中很少涉猎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具有开拓性。

《鄞州寻踪》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寻踪鄞州历史，将散落于民间的老照片串连成册，并配以生动翔实的文字解说，展现鄞州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风采，引导读者跟随作者身临其境地进入鄞州历史的细部，激励人们用心去品味鄞州的性格和气质，领略鄞州魅力。《鄞州寻踪》作为鄞州撤县设区十周年的献礼，艺术地体现我们“回头看”的一个视角、冷静思考未来的一个注脚和呼唤人们文化自觉的“课外读物”。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追溯历史，“方志”一词最早语出《周礼·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汉唐盛世，国力倍增，史志学家辈出。司马迁、班固、常璩拔其萃，《禹贡》、《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括四方；宋元继其后，州县编修方志蔚然成风；及至明清，地方志的编纂不仅成为官民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而且纳入了国家正常的运行机制。清朝初年，雍正帝曾晓谕各省督抚，重视治内志书的修纂，并将志书修纂之优劣作为考绩诠叙之内容。民国之际，军阀混战，国无宁日，且遇强敌入侵，仍颁布《修志事例概要》，督促各地设立通志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继承了中华民族这一优良传统，将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提上议事日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已有530多个县（市）成立了地方志编纂机构。自80年代始，在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修志馆、办，确然形成了“盛世修志”局面的背景下，西藏自治区编修方志的工作开始起步，但由于各方条件的限制，未能跟上全国修志工作的步伐。至90年代以来，相关机构正式设立，编纂工作全面展开。

综观现在与河南文物相关的书籍，或许有些书记录了其中的一些文物，但缺乏一本详细、全面而且系统记录河南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书籍，这是我们编写《河南国保文物单位精粹》的驱动力。《河南国保文物单位精粹》分为六章，按照世界文化遗产、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来分类，以真实准确的数据和大量有据可查的史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河南国保文物单位的发掘、概况及其在文物发掘史上的重大意义。本书内容翔实，语言通俗易懂，力求使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能看得懂，做到集收藏和鉴赏于一体。

郝雨凡、吴志良、林广志主编的《澳门学引论（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是由澳门大学、澳门基金会、澳门欧洲研究学会主办，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澳门学者同盟合办的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集了国内外从事澳门研究的著名学者的论文40篇。澳门学概念的提出，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1986年以来，澳门学者陆续提出了建设澳门学的设想，并对澳门学的概念、内容以及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近年来，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组织各方面的学术力量，悉心构建澳门学，努力追求澳门学知识系统的完整性和研究资料的丰富性，这是澳门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基础条件。《澳门学引论（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基于澳门学这一概念，分别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对澳门社会的形成、变迁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澳门学的内容、对象及其研究方法。该书内容广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于从事澳门研究的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历史无言，逝者如斯。今天的城市日新月异、步履匆匆，而拂去历史的风尘，我们依然需要从城市历史的“文脉”中汲取营养。 《人文青岛丛书》正是基于历史文化传承的使命感而组织编写的。那些至今保存完好的老房子，流传着许多动人故事的老院，印刻着无数实事履痕的老街，还有大量令人回味与感慨的各界名人留在这座城市中的往事，这一切犹如青岛百年历史的枝与叶，鲜活地反映着城市历史文化的脉络，印记着城市所走过的坎坷而艰辛的脚步。

1928年10月，法国传教士萨维纳神父与黄强将军一起，在军队护卫下考察了五指山一带的黎区。回来后萨维纳写了《海南岛志》，黄强写了《五指山问黎记》，两书相得益彰，萨维纳的书内容尤其丰富。书中先描述了海南岛概况，然后是穿越五指山日志，最后是简明黎语法语对照词表。此书对海南地理人文及黎区风土人情的记述，材料皆实地调查得来，另配有12张照片和一幅萨维纳绘制的海南岛地图，非常珍贵。为了让读者完整了解萨维纳及此书内容，《海南岛志》中译本不仅有详细的注释，还增加了多种附录，包括黄强的《五指山问黎记》。

《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从居住人群的来源与划分、乡村聚落形态与城市里坊制的实施及实态、行政区域的设立与划分、乡里制度的推行与地域社会的实际控制形态等方面，探讨中古时代南方地区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社会的变动，认为：（1）蛮以及巴、獠、猺等中古南方族群，乃是华夏士人加于南方土著居民之上的“他称族名”；以往有关中古时代南方地区族群界定、划分、迁徙以及民族融合的描述，必须加以重新检讨。（2）中古时期，南方地区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乡村聚落以分散居住的小规模村落为主；隋及唐前中期，南方地区大部分城市当并未推行封闭式的里坊制。（3）南方政区的形成与变动，并非完全出于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与实施，而是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与人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局变动、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衰以及军事行动、策略等因素对地方政区的形成与变动都会带来很大影响。（4）自汉末以迄隋初，南方地区的乡里控制方式多因地、因人、因事而演变，从而形成各不相同的乡里控制方式与系统，乡里社会的控制权遂渐次落入土豪宗帅手中。东晋南朝乡里控制的基础，并非王朝国家的制度规定和权力，而是各式各样的“方隅豪族”。

《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以汉代车马的视觉形像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地讨论了汉代马车装饰、使用以及仪仗等方面的礼仪。通过汉代御礼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两个层次，作者不仅全面地梳理了有关车马礼仪的图像、实物、文献，还从宏观上揭示了御礼在汉代发展的内在逻辑：西汉前期，御礼延续了它在先秦的实用性；而西汉中期以后，受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影响，御礼开始强调礼仪性；东汉中晚期，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御礼的精神性开始受到重视，出现以牛代马御车的现象。

《无锡文库（第2辑）：锡金识小录》所收书籍，不少都是孤本，弥足珍贵。特别是些藏于外地图书馆的珍贵书籍，这次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加以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