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老广州题材的明信片大部分由境外人士制作发行，将一些历史瞬间永远定格下来，到如今成了广州人文历史的一份鲜活见证。借着几十组旧明信片，带着今日视野，让我们穿越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光隧道，漫溯一下老广州的风光。

《景定建康志（全4册）》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部名志，也是南京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内容涉及建置、疆域、山川、城阙、职官、科举、财赋、名人、儒学、文籍、武卫、河渠、关隘、金石、名迹、风土等方面，是研究宋史和南京地方史的一部经典文献。

《解放初期的天津》通过对历史史料的开掘，以专题形式再现了天津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天津人民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工业化建设等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记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大事要事，并从中总结天津解放初期取得的巨大成绩和经验教训。《解放初期的天津》内容全面丰富，资料珍贵翔实，对广大学者和读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门源位于龙游县最北端，翁、叶两天家族始世世居于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民风淳朴。现存有明清古建约六十幢，还有少量的民国建筑、楼上厅、楼接地、过接楼等形制、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叶氏建筑群，其．保存较完整的叶氏民居门楼建筑上，嵌有二十三块地方婺副戏曲的砖雕，楼台亭阁、山水动物，花鸟图案无不造型生动有趣，堪称中国古代地方戏曲的活化石，具有很好的艺术价值。其街遒风格．古建装饰以及古风习俗；都是非常独特的文化遗存。

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起点。“杭州”之名，由河而生；杭州城池，依河而建；江南名郡，借河而扬；两朝都城，因河而定。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见证了杭州城市的成长与变迁，奠定了杭州城市的格局，拓展了杭州城市的空间，促进了杭州城市对外的交流，繁荣了杭州城市的经济，丰富了杭州城市的文化。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典礼志分庆典、祀典、令典三门。祀典名宦祠，主祭湘乡名宦，元知州张思敬、明知县吴显、清知县南起凤等三十余人，并录其略历。敕建专祠有湘军将帅罗忠节泽南祠、王壮武鑫祠、刘武烈腾鸿祠、李忠武续宾祠、萧壮果启江祠、李勇毅续宾祠、张忠毅运兰祠等，每岁以春秋取吉致祭。昭忠祠以每春、秋仲月（祭日同京师》守土官祭本籍阵亡文武官员及兵丁乡勇等于本祠。兵防志分为三卷，有兵制、驿传、矿产、团练、祥异五门。其中团练是训练湘勇（湘军》的主要机构，分团练、族练二类。遍及县城八总，一、二、三坊，一至四十四都。章程严谨，条约明确，为保本土平安，并出县剿匪。志载湘乡自咸丰元年（一八五一）至同治年间团练湘勇剿匪安民、堵防太平军入境，以及出县出省作战情况，录载巡抚知县书札甚多，至今仍是研究湘军史的重要文献。

据统计，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约在1200万至1800万之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现象。山东省档案局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抢救、还原这段历史，面向社会举行了“征集知青档案”活动，征集到了数量惊人的各类知青资料，其中不乏具有独特价值的珍贵文献。该省档案局将这些珍贵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加入馆藏的一些资料，经有关人员3年努力，编辑成为《怀望遥远的青春》一书。总共收录文章97篇，配发图片近400幅，其中绝大多数为第一次公开发表，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宁夏通志（十） 财税金融卷》主要记载了宁夏财税金融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内容涉及：财政收支与财政信用、财政监督管理、历代主要税种、征管与稽查、货币与金融市场等。

作为《上海府县旧志丛书》的第一种，此卷收录了奉贤重要旧志四种：一、清乾隆间李治颢等修，王应奎、何孟春等纂《奉贤县志》十卷；二、清光绪间韩佩金监修，张文虎总纂《重修奉贤县志》二十卷；三、民国二十一年（1932）旧奉贤县政府编《奉贤县政概况》；四、民国三十七年（1948）旧奉贤县文献委员会编纂《民国奉贤县志稿》；另附录三种。